（作者：趙輝）公元前2070年左右，大禹在塗山治理天下洪水有功，解除了淮河上下遊人民經常遭受的季節性洪水，得到天下民眾的擁護，於是「帝舜薦禹於天，為嗣」。舜帝去世後，「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避居於天下之北的四方湖古城。天下諸侯皆到四方湖古城朝拜大禹，大禹只得「南面朝天下」，拜謝舜帝與天下之民，承繼天子之位，「國號曰夏後，姓姒氏」。
公元前1600年，夏朝最後一位夏後夏桀，「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商湯取代了夏後氏對夏朝天下淮河塗山地區的統治。
《尚書·商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淮南子·修務》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南巢就是現在江淮之間的巢湖地區，為堯舜禹時期的有巢氏部落。從史料中我們知道，在商湯伐夏的過程中，商湯軍隊與夏桀軍隊在南巢地區發生了激烈戰鬥，巢湖地區是夏朝軍事力量最後殘存地區。
2018年夏天，隨著引江濟淮工程的開展，在巢湖西北部的肥西縣桃花鎮三官廟村，發現一處3600年-3800年前的夏代文化遺址，出土青銅器數量僅次於二裡頭遺址。三官廟遺址的文化層非常「單純」，沒有發現更早或更晚的歷史遺存，公元前3600年時期以後直接就是清代的文化層了，是一處難得的百分百夏代文化遺址。
在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從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破碎的陶器及殘片，完成修復的已經有20多件，包括陶鼎、陶豆、陶盆、陶罐、陶鬹等，類型非常豐富。器物材質多為紅褐色夾砂陶，具有鮮明的二里頭文化特徵。考古人員發現的青銅器，包括銅鉞、銅錛、銅鈴、青銅戈、青銅劍等，青銅器數量僅次於二裡頭遺址發現的夏商兩時期青銅器數量總和。
這些青銅器的類型極具特殊性，三官廟遺址發現的青銅器皆為戰爭武器，是一次激烈戰爭後留下的兵器。不僅發現了青銅戈、青銅劍這些直接戰爭武器，更是在廢墟下發現了兩具被殺的人類骸骨，證明了三官廟遺址是3600年前發生的一場殘酷戰爭遺留下來的廢墟遺址。
從《史記》的文獻記載以及其他文獻資料對比三官廟遺址的出土文物來看，三官廟遺址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夏代文化遺址，而且是記錄了一段夏商交替時期的殘酷歷史。夏朝時期，因為歷史的久遠性，司馬遷的《史記》也無法記錄的更多、更真實、更詳盡，但三官廟遺址的發現，卻向我們展現了一段文明被野蠻征服的殘酷現實，再現了現實與史料記載不一樣的史實。
洛陽盆地的二里頭遺址被中國史學界與考古界定為夏朝的中心區域，位於黃河下游的商部落向西攻滅了夏王朝。但近年來通過對黃河流域的夏文化考古研究卻沒有發現絲毫夏文化的痕跡，以致產生了許多否定夏朝存在的學者，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根據筆者對夏朝的研究結論，夏氏族統治的中心區域是大禹治水成功的塗山地區；塗山以南的淮河兩岸地區就是《史記》記載的堯舜禹時期的「天下」；大禹與啟建立的夏朝國都位於塗山北的四方湖古城，直至夏桀被商湯亡國。
靠近洛陽盆地的黃河中游的商部落，是一個半遊牧半農耕的氏族部落，與淮河流域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夏氏部落是兩種文化、兩種人文價值觀。聚族而居、精耕細作的農耕文明孕育了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傳統、農政思想、鄉村管理制度等，是華夏民族文化的精髓。而以商部落代表的遊牧文化是一種以擄掠、搶劫、殺戮為基本特徵的文化。因此，夏部落與商部落是兩種基本對立的、不同區域的部落文化，處於南北不同的地理環境下，而不是東西方向同一緯度的同一地區文化。
當位於淮河流域四方湖古城，養尊處優、享受大自然優厚饋贈的夏桀，受到來自北方的商部落聯盟武力的突然攻擊時，倉促應戰，只能向淮河以南敗退。而三官廟遺址正位於四方湖古城的正南方，是有巢氏和大禹分封的皋陶後代的「英、六」封地區域，它們是夏後氏的同盟部落。三官廟遺址的發現，正是商湯圍剿夏桀最後戰爭的遺留，印證了商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歷史的真實性。
三官廟遺址內存留的兩具被殺骸骨與青銅戈、青銅劍，經過3600年的漫長等待，終於重見天日，仿佛在無聲地述說著這段華夏文化被商部落所殺戮的歷史。
中國的考古學脫離不開對中國歷史的解讀與印證，中國的歷史文獻為考古學提供了豐富的內容。三官廟遺址的發現，將對當今夏文化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如何從新認識淮河塗山地區、四方湖古城、黃河商部落活動中心區域與夏文化的關係，才是破解夏朝歷史、文化的關鍵，為中華文明探源提供更真實的依據。（作者：趙輝）
參考資料：《史記》
《安徽肥西三官廟遺址發現二里頭時期遺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