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 | 宏觀政策要兼顧周期與結構
▋時評
疫後復甦和一般的經濟周期不同，它對短期的經濟周期特徵有影響，並且有長遠的結構性影響。
原文：宏觀政策要兼顧周期與結構
作者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 彭文生
圖片 |網絡
疫後復甦和一般的經濟周期不同，它對短期的經濟周期特徵有影響，並且有長遠的結構性影響。因此，需從周期和結構兩個視角出發。第一，從周期視角來看，疫後復甦與傳統的經濟周期不同。傳統經濟周期一般是投資驅動或投資拉動的，消費相對比較穩定，消費的周期特徵不明顯。投資活動本身具有順周期性，但不論是中國還是已開發國家，投資加上庫存是逆周期調節的重要載體，例如，地方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因此，以前的周期特徵是，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放鬆的驅動下，投資上升會帶來就業上升、收入上升、消費上升，而後是通脹、價格上升，最後導致政策緊縮，這是傳統周期的順序。
這一輪經濟周期復甦表現為消費帶動投資。這一次復甦和傳統的經濟周期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消費先行。隨著疫後放開限制，消費自主反彈。因此，這一輪經濟周期復甦表現為消費帶動投資，再帶動就業、收入、消費和物價。中國經濟處在第一階段的疫後消費復甦，呈現出鮮明的特徵——自主反彈，服務業復甦是主要的載體，主要來源於放開後旅行、餐飲服務業消費的反彈。
消費反彈需要有收入增長，否則短期的消費反彈不可持續，而收入增長需要靠就業的增長。相應的，就業上升需要經濟活力提升，最終落腳點是傳統的經濟周期投資。投資方面，真正具備逆周期特徵的是基建投資，以及政策驅動下地方政府的其他投資，但目前這一部分對經濟的貢獻力度仍不及此前的經濟周期。從中期的角度而言，思考未來復甦的持續性和高度，仍需要回到傳統的經濟周期。
從結構性來看，疫情以後有兩個傳統的問題需要重視。一是收入差距，中低收入階層，尤其是低收入階層收入增長比較慢。我國應對疫情的重要措施是信貸擴張，這意味著債務水平上升。今年以來，信貸擴張較快，這有助於緩解債務問題，但整體債務負擔對於投資乃至未來經濟復甦的可持續性仍是一個限制因素。疫情三年期間地緣政治方面的轉變，表現為非經濟因素、產業鏈調整和其他國家政策轉變對中國產業的影響。這個新問題的最根本含義是我國經濟更要靠內需，即消費和投資。
思考宏觀政策要把周期和結構結合起來。有觀點傾向於把周期和結構對立起來，認為促進周期復甦和短期增長的政策，可能要以犧牲中長期的可持續性為代價，例如，過度依賴投資拉動反而帶來債務等問題。所以，前面關於傳統經濟周期的討論並非說我們應該回歸到傳統、犧牲長期可持續性的政策模式。相反的，有一些政策能夠將周期復甦和長遠的經濟結構調整統一起來，這要求宏觀政策做到從投資轉向消費，從金融轉向財政。
一是如何平衡金融穩定、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中國經濟增長較慢並非源於通脹壓力，而是面臨著如何平衡金融穩定和經濟增長的問題。這意味著，接下來中國不能簡單依靠企業和家庭債務擴張來促進增長。可著手增加政府債務，即通過財政擴張刺激經濟增長。我國可通過財政擴張來緩解當前的債務問題，從而把維持金融穩定和促進短期經濟增長統一起來。
二是收入、消費、就業的問題。如果出口和投資的提升空間有限，那麼消費也很難得到提升。因此，首先應關注如何促進收入和就業的增長，財政在這些方面能發揮重要作用。中國仍有相當一部分人群，尤其是低收入人群，他們的收入、資產負債表在疫情期間受到較大衝擊，財政可考慮給予相應的幫助。財政可發揮的功能還有很多，例如，將財政與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結合起來，以此促進生育，改善教育、醫療和科技研發等。這方面支出既促進了當前的消費，又助力長遠的經濟增長。因此，新供給側改革強調的也是將短期的消費和長遠經濟增長結合起來，這也要求財政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三是從金融到財政、從投資到消費是有抓手的，也有助於減輕對當前政策的擔憂。周期復甦和長期經濟結構可以做到有機統一，財政應該也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關鍵在於促進消費，這樣就不需過度擔心周期復甦政策是否會對未來的結構帶來不利影響。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66期第1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宋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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