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清初的文人畫壇上，有兩個風格迥異，但影響力都極大的畫派。一派是由王時敏、王鑑、王原祁、王翬（huī）組成的「四王」；另一派則是由石濤、朱耷（八大山人）、弘仁、髡（kūn）殘（石溪）四位僧侶畫家組成的「四僧」。

雖然放到今天來看，「四僧」的品味廣受美術史學家的肯定，但在當時，最受追捧的還是「四王的」作品。今天我們就來講講「四王」中的領袖人物，王時敏。

王時敏出生於名門望族，祖父王錫爵在明朝擔任內閣首輔，位高權重。王時敏從小喜歡畫畫，遇到名畫真跡，只要喜歡，王錫爵便不惜重金，買來給孫子臨摹觀賞。

有一次，王錫爵為了給王時敏買一副北宋李成的《山陰泛雪圖》，花費了 400 多兩銀錢，這在當時，相當於中等收入人家一年的生活費。

王錫爵更是囑託大書畫家董其昌，作為王時敏繪畫的啟蒙老師。那個時候，董其昌已經當過皇長子的講師，名氣很大。王家也是高門大戶，因此董其昌給宰相之孫當老師，也可謂門當戶對。

董其昌也很喜歡這個少年，並悉心加以教導。王時敏 12 歲那年，董其昌還專門為他畫了一套畫稿，作為臨摹的粉本，裡面有王維、荊浩、董源、米芾、范寬、李成等歷代名家的樹石圖形，還有筆法要點的總結。

年少時的經歷，對一個人的成長非常重要。王時敏學畫便從摹古入手，這對他日後形成的仿古繪畫觀念，有很大的影響，可以說奠定了他一生藝術的發展方向。

中國人歷來重視出身，師門厲害，徒弟也會被高看一等。王時敏能夠師從當時領銜畫壇的董其昌，加上個人的天分和努力，年紀輕輕就成了畫壇新銳。待董其昌去世後，更是成為新時代的領袖人物。

王時敏一生經歷了明清兩朝。他在明朝生活了 54 年，又在清朝的統治下生活了 36 年。18 歲那年父親去世，次年爺爺王錫爵也去世了。按照朝廷慣例，王時敏順勢繼承官位。

但是，大明王朝的氣數，此時已將走到盡頭。王家四代為官，對政治形勢有著清醒的認識。王時敏見大勢已去，決定退隱。49 歲時，王時敏決定辭官，並開始專心繪畫。

可是好景不長，清兵迅速南下，安逸的日子很快就被打破了。說來不可思議，像「四僧」這樣的貧民百姓，面對國家危亡，尚會參加抵抗。可是王家這樣四代為官的家族，心態卻很平和，可能他們也已經看清了明朝腐朽的真面目。

所以當清兵打到家鄉太倉時，王時敏作為當地的領袖，便帶著全城百姓歸順了清朝。以儒家觀點來看，王家一定是要背千古罵名的。可如果從今天人道主義眼光看，王時敏保全了一城百姓的性命，也許更容易理解一些。

但無論如何，歸順一事，還是給王時敏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入清之後，王時敏閉門不出，隱居書畫，留下的繪畫作品也明顯增多。

王時敏這一時期的作品，以詩入畫，借畫品詩，古人的各種畫法，王時敏信手拈來。尤其是在用色方面，打破了水墨、青綠、淺絳、沒骨等畫法的條條框框，用色用墨老辣深沉。

事實上，受董其昌影響，王時敏自幼走的便是臨古摹古，追求傳統趣味的筆墨之路。他認定仿古是繪畫的最高原則，繪畫要處處看齊古人的經典樣式。而那些同時期自出新意的畫家們，在王時敏看來，都屬於野路子，不可取。

清初「四王」的另外三位，王鑑是王時敏的子侄輩，兩人的繪畫思想相當一致。王翬（huī）是王鑑的學生，也受過王時敏的指導。王原祁則是王時敏的孫子，更是與他一脈相承。

清初「四王」的活動時期，前後跨度非常大。從王時敏出生的 1592 年算起，到最後王翬離世的 1717 年，前後 125 年。他們共同信奉的摹古一派，成為了清朝初期的主流畫風。

與其說「四王」引領了時代的審美，不如說是時代選擇了「四王」。清朝初期，滿漢矛盾十分激烈，統治者需要緩和對立，就請漢族文化名人出任朝廷命官，表示自己對於漢文化的友好。

「四王」就是繪畫領域的不二選擇。一方面，「四王」傳承的是董其昌的畫壇正脈，有一定的威望和規模；另一方面，「四王」對於清朝的態度是合作的，而且「四王」繪畫中，那種安穩典雅的感覺，確實比個性古怪的「四僧」畫風，更符合清廷的需要。

放在時代的大背景下看，清朝總的文化走向，就是喜歡集大成的時代。編撰全唐詩、四庫全書，都是在清朝。

繪畫上呢，「四王」的主要工作也是集大成。他們集的是古人的筆墨。不像宋人，追求如何真實的表現自然；也不像元人，追求如何更好的抒發內心。「四王」熱衷的，是如何提煉古人的筆墨樣式。

當然，「四王」提倡的仿古，顯然也限制了很多人的個性創造，大家在家裡閉門造車，使得山水畫成了一種千篇一律的程式存在，在我看來，這也是「四王」存在的時代局限。

王時敏 山水十開

王時敏在董其昌的指導下，自幼走上了摹古的道路，並且在日後的不斷積累研習中，漸漸形成了他思想理論上的原則，他力追古法，刻意師古，作畫無一不得古人精髓。王時敏師古人畫，形體、樣式甚似，但與古人的意境就不一樣了，這主要是源於他們精神氣質迥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