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至年末，我们都会习惯性地回顾过去，预测未来。2019年可以说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不少在商业领域发生的事件在公益领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热议，越来越多的商业企业声称自己是社会企业……而这些，都在驱动着我们不断审视当下、探寻公益的前路。

公益的性质是什么？公益如何才能起到启蒙和溢出效应？当企业家成为慈善家，我们除了欢呼还应怎样……本文中，友成研究院将对这些问题进行作答，并对“公益如何使用技术”的问题给出建议，对企业在公益中的行为进行剖析。

匮乏并不是贫困的最关键的指标，没有未来、没有选择才是真正的贫困。公益的未来需要每个参与者的不断思考与探索。唯有如此，公益才不会处于贫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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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日历这种制度设计，人类的生活会处在怎样的一种状态。至少有两点确认无疑，首先，对往事的记忆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失去了时间的锚定；其次，对未来的展望和计划也变得不可能。动物的世界里没有这样的设计，所以动物只会被动进化而不会主动进步。但上帝是仁慈的，无论是冬季南飞的候鸟，还是产卵期逆流而上的洄游鱼类，上帝已经在这些动物的基因里内置了周期性的节拍器。

每到年末，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回顾过去一年发生在自己身上和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情，这个习惯和候鸟的行为并无二致。除掉想给那些令自己难忘的事情赋予各种意义以外，还希望通过这些事情来预测未来的趋势。前者是赋生命以无限的意义，后者是挑战生命的有限。以有涯随无涯，这或许恰恰是生而为人的命运，也是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

科学家兼哲学家德日进说，每一个时代，人类都说自己处在历史的转折点“因为人是在一个上升的螺旋里前进，所以在某种程度之内，这一点没错。可是，总有一些时刻这种转变的感受特别深，因此也特别正当。”如果说2019年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一点也不夸张。眼见的各种事件纷沓而至，且很多都完全没有预期。虽然我们还不能就此下结论，一个时代已经终结，但我们也确实感觉到传统的思想、知识和经验在这些新的挑战面前捉襟见肘、无力应对：我们在已知的领域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失败。乌卡时代成为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一个标签，这正说明了传统的认知和经验已经无法驾驭新的趋势和潮流。

和政府以及企业相比，公益是一个“边缘”部门，满足的也是边缘性人群的核心性需求，例如扶贫、例如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但在不远的未来，也许会出现另一种场景，即传统意义上的边缘人群的核心需求将被满足，但核心人群却出现了未曾预料的边缘需求。这些新出现的需求之所以被称为边缘需求有两个原因，第一，它是由于人的某些内在需求被近代的物质化和技术化趋势所边缘化而产生的；第二，在表现形态上是全新的，而且尚未引起真正关注的。从边缘创新的角度来看，出于政府和企业两个部门之间同时也是两个部门边缘的公益部门，是否有新的使命呢？

思考一：公益的性质

人的发现和社会关系的建构

2019年，若干在商业领域发生的事件却在公益领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热议。其中包括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的声明、马云在商业的退役转战公益、越来越多的商业企业声称自己是社会企业。但在所有这些欢呼声中，我们并没有思考或觉知到，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正在进入传统意义上的公益领域，即所谓的市场向左正在发生。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物质丰裕的时代可以导致人选择行为的改变，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代企业越来越关注社会。那么我们同样应该思考，如果传统公益领域的大部分关切可以被现代的市场接管，那么未来公益的一席之地在哪里？

北京大学国发院王超教授认为，社会创新和其它类别的创新有本质上的不同：第一，表现在社会创新的反身性，亦即社会创新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在改变创新者本身，这是我们每一个社会创新者需要正确理解改变自己和改变世界之间的关系；第二，社会创新的生成性，亦即社会创新的结果不是静止的，而是促进生命和自由的无限生发；第三，社会创新的本质将是促进社会关系的丰富和改善。王超教授这里所总结的社会创新模型的前两点非常符合“衔尾蛇”理念。在柏拉图那里，“衔尾蛇”代表了一种自为自在的完美结构，衔尾蛇亦代表了“自我参照”或“无限循环”，尤指那些能恒常自我增生的事物，以及循环周期性的自我发展。这说明，社会创新不仅要解决旧问题，而且不会产生新问题，不仅解决外部问题，也解决内部自身问题。

1517年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为宗教改革拉开了序幕。新教改革的实质，就是促成了“人的发现”，那些曾经匍匐在教堂阴影下的人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文明从此滥觞。但发展至今，人又迷失在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和技术主义的漩涡之中，人的价值感和意义感被日益消解，低欲望、无意义成为现代消费主义物极必反的潮流，关于生命、关于病死、关于生育、关于情感，几乎所有关乎人的一切的认知都日益陷入混沌、对立和分化，这就是前文所提到核心人群出现的边缘需求（新需求）。但政府和市场因为恰恰是目前困局的主要推手而无法找到出路，“政府失效”和“市场失效”将前所未有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传统的公益对此也束手无策。

如果说公益的产生就是因为政府和市场“失效”，那么这种新的“失效”也必然将由而且只能由具有新思维的公益来应对。如何应对？大而言之和王超教授总结的三点很相近：第一，让每个人的生命重新发现意义；第二，让社会充满活力；第三，让社会有更好的连接。但并不是说公益一定就能承担这样的历史使命，公益必须脱胎换骨，必须上升维度。所以未来的趋势不是市场向左、公益向右，而是市场向左、公益向上。

2019暑假期间，在南京行知基地进行了2018-2019第二届青椒计划全国优秀学员的结业典礼。来自全国的上百名乡村青年教师分享了“青椒计划”给他们带来的价值。这些年轻人说，除掉知识和能力上的收获之外，更有价值的收获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青椒计划让他们找到了自我，发现了信心，人生和工作因此充满了意义；第二，和所有的学员产生了连接，这是一个温暖的和可以产生勇气的连接，这是社会建构。“青椒计划”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未来特征的社会创新。

思考二：改变社会认知

公益的启蒙和溢出效应

在《未来简史》中，尤瓦尔通篇都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认知是决定人类社会进程的最重要因素。这也是所有宗教共同的基础：信，是个人生命和社会形态展开和呈现的机制。你信什么，生命就会是什么。这一个曾经被认为是虚无主义的观点，也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科学支持的基础。所以，以增进社会福祉及和谐的公益，改变认知也是其使命。

今年是“希望工程”30年纪念。在谈及“希望工程”的历史贡献时，人民大学康晓光教授说，除掉给贫困乡村的孩子带来的直接帮助以外，“希望工程”的影响早已溢出公益领域，“其历史地位绝不仅限于作为一个公益项目而存在，它更是一个社会改造与国家建设工程”。“希望工程”大概是第一次在全社会范围倡导公益的理念，第一次动员全社会关注农村贫困问题，这大概是“希望工程”更大的历史价值。虽然30年后“99公益日”单日筹款量就几乎占了“希望工程”30年总筹款量的一半，但就其历史价值而言，却远远无法和“希望工程”相比。这正是因为“希望工程”称得上中国公益的启蒙运动。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影响力投资的概念，到今年为止，影响力投资已经在全球的投资领域引起了共同的行动。这是另一个从公益领域提出的观念，改变主流社会认知的案例。

2019年在中国也发生了一个相似的案例。2019年12月2日，深圳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会同博时基金成功在上海召开“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ETF”发布会。这是全球第一支以可持续发展价值为主题的指数基金。早在2013年，友成基金会就提出了社会价值的概念，正是因为发现整个人类社会过分依赖经济增长这个单一指标，并导致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失衡。为试图量化衡量社会价值，友成基金会还同步开发了3A3力社会价值评估模型。2016年由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联合50余家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这是一个推动社会价值投资的公益平台，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女士是社投盟创始主席。社投盟以“投向美好未来”为愿景，以“倡导一个共识，建立一套标准，打造一个平台”为三大使命。一个共识，即提升商业回报与创造社会福祉、保护生态文明并举；一套标准，即中国社会价值评估体系；一个平台，即“义利并举”的价值链和生态圈。“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ETF”是基于社投盟连续第三年发布的“义利99“报告开发的。表面上看，这支ETF基金和众多的责任投资基金、ESG主题基金属于一个品类。实际上从责任投资到可持续发展价值投资是认知的改变。如果说责任投资遵守的依旧是doing good by doing well的价值观，那么可持续发展价值投资则体现了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的理念。前者是工业文明时代价值观的末端升级，而后者则是新商业文明时代价值观的开端。

公益要起到启蒙和溢出效应，自己首先必须要正本清源。相比于公益行业各种热闹和炫目的峰会及论坛，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的“慈善文化会讲”堪称静水流深。该项目致力于澄清慈善价值观，确立中国现代慈善文化根基，并通过“知行合一”来构建“体用合一”的现代中华慈善体系。从2018年12月16日举办首次会讲以来，以每两个月一次的固定节奏，举办了五次专题讨论。不难想见，只要长此以往，这样的“行动性研究”必定厚积而薄发，必定产生可观的溢出效应。

在未来，公益的溢出效应将不再是公益的副产品，而是公益的使命。

思考三 ：当企业家成为慈善家

美国是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模式的代表，经济上坚持自由市场体制，坚持股东价值最大化。但我们同时必须看到，美国是全球慈善家和大型公益基金会最多的国家。从洛克菲勒开始一直到晚近的比尔盖茨，被奉为科学的公益的圭臬。我们虽然常常批评美国过分的自由市场观念，但也不由自主地对美国的这些伟大的慈善家抱以敬意和赞叹。我们甚至习惯于用美国这些慈善家的行为来看待我们国家的慈善家。

5月21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19胡润慈善榜》（Hurun China Philanthropy List 2019）。万向集团CEO鲁伟鼎因在2018年捐出市值49.6亿元的万向三农全部股权，设立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慈善信托成为中国“首善”。7月8日鲁伟鼎正式宣布：万向董事局决定，将万向集团公司截至2018年度审计报告的资产，全部捐赠设立鲁冠球万向事业基金。消息一公布，就在公益界引发热烈的赞赏。但更让公益界激动的是马云在商界的“退休”及其“转战”公益的表达。9月10日教师节，阿里巴巴20周年晚会上，马云正式宣布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并表示未来将花更多的时间在教育、环保、公益等领域。马云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或将在未来给教育、环保等领域带来不可忽视的作用力。

这当然是两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它至少表明了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已经开始认真地思考社会问题并有了具体的行动选择。但我们似乎还没有深入思考其对中国公益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2019年一部名为《解码比尔盖茨》的纪录片并未在中国的公益界引起足够的讨论。这部纪录片向我们呈现了比尔盖茨在解决顽劣问题时是如何分析、决策以及应对比市场还复杂的不确定性。无论马云还是比尔盖茨，我们可能更加看重的还是其富可敌国的财富，而忽略了他们使命必达的企业家精神、以及通过创新解决顽劣问题的智慧。《解码比尔盖茨》中很多处都呈现了盖茨读书学习的场景，这位堪称世界最强大脑之一的人仍然像海绵一样吸收着最前沿的知识和思想。

所以，在欢呼的同时，更应该深入地思考，我们应该从“盖茨们”和“马云们”身上学到什么？

思考四：公益要使用技术，但不能迷信技术

技术在当下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宗教。人们期待技术带来永生，期待技术让人类殖民火星，期待技术创造一个完全透明、对称的社会。公益界也期待用技术来解决技术产生的诸多问题，例如环境问题、高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虚拟化生活给孩子成长带来的尚不知晓的问题。技术主义让公益领域产生了某种乐观主义的色彩。但我们可能忘记了另外一句常被人引用的警言：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由美好的愿望铺就。虽然这句话主要被用于批评乌托邦主义和以美好社会为借口而实行的独裁，但科学乌托邦也具有一样的危险性。

爱因斯坦说过“问题不可能由导致这种问题的思维方式来解决”。技术产生的问题不可能完全由技术自己来解决。幸运的是，除掉技术，人类还有制度这个工具，上万年来，人类就是依靠制度和技术这两个工具不断进步。有一个故事很好地解释了在对待同一个问题时的两种不同思路。中国素有“明修长城清修庙”的说法，都是对待外患，明朝以修长城的方式来阻拦外族入侵，而清朝通过修庙的方式来怀柔。相比之下，明朝是技术思维，而清朝是制度（文化）思维。事实证明，制度是一种比技术更有效率也更具“生成性”因而更可持续的途径。事实上，社会创新本质上就是一种制度创新。尤努斯小额贷款的成功，关键在于创设了一套贷款人的连接方式，没有这样的方式，支付方式无论发生怎样的进步都和穷人毫无关系。有两个小例子说明了技术和制度（文化）是如何实现公益的。成都“朗力养老”是从事适老化环境改造的一家社会企业，近年来开发了很多适用的技术和产品来服务老人，广受好评。北京“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则从心灵呵护的角度为老人提供服务，其影响力遍及全国。这表明，公益要使用技术，但更需要心灵的呵护。有一点我们应该记住，在公益行动中，技术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工具，而制度（文化）则有可能是公益要实现的目的本身，例如增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度创新。

“损有余以补不足”是公益的使命，但这不应该仅仅只是物质层面上的，还应该包括思想和认知层面的。我们在应用技术的同时，要警惕技术可能产生的次生问题；我们在提倡技术的时候，要警惕对技术的迷信。未来的公益应该具备这样的敏感力，当我们感知到社会上的某一种认知出现不平衡的时候，就应该“损有余以补不足”。所以，对技术迷信保持某种警惕，不仅应该是公益自我觉知的一个任务，还应该是提供给社会的一个公共品。

思考五：公益的陷阱

初心异化和消费公益

联合国环境署9月19日宣布，中国移动支付平台支付宝推出的“蚂蚁森林”项目获得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联合国环境署授予“蚂蚁森林”的奖项类别为“地球卫士奖”中的“激励与行动奖”，北京时间9月2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颁奖仪式。同一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在官网宣布，因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创新路径探索和积极示范作用，支付宝“蚂蚁森林”获得应对气候变化最高奖项“灯塔奖”。

年底爆出的水滴筹事件，却让我们看到了企业和公益关系的另一面。多家媒体先后曝出，水滴筹超过40个城市的医院派驻地推人员，通过“扫楼”逐个病房引导患者发起筹款。且地推员每单最高提成150元，月入过万，还有末位淘汰机制。之所以引起公众的关注的最主要原因是，水滴筹这样的地推方式和激励机制，是否会导致信任的滥用和损耗？

表面上，“蚂蚁森林”和“水滴筹”都是企业在实践“共享价值”，我们如何判断之间的区别？一个可能的判断标准是，你是用商业的网络来倡导或创造公益，还是用公益的概念来促成和实现商业规模/商业利益？是在创造公益还是在消费公益？

水滴筹这个案例给公益领域的提醒是：第一，社会的信任不仅是公益组织的生命线，而且是公益的天然使命，任何可能导致社会信任破损的行为都是对公益的背叛；第二，如果忘记初心，任何行动、任何努力包括创新都有可能异化，规模化是当下公益领域几乎所有人追求的目标，但我们不能因为规模化就忘记了原本的使命。

结语

对公益而言，有两个时空条件的变化已经那么明显但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第一点，处在“乌卡时代”的公益，应该如何应对时代的需求呢？第二点，技术条件和物质条件已经让企业和政府越来越多地进入传统公益的领域，例如正在中国实行的精准扶贫工程，那么公益未来的领地在哪里？

2019年还有一件事堪称一个风向标。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如果认真读过《贫穷的本质》这本书，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匮乏并不是贫困的最关键的指标，没有未来、没有选择才是真正的贫困。

把这个结论稍微引申一下，对于任何一件事、一个项目、一个事业，如果对未来没有思考，那么就是处于事实上的贫困之中。我们不能让公益也处于贫困之中。

【注】在形成本文的过程中，曾就2019发生的主要事件征求了很多公益人及学者专家的意见，得到热忱的指点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