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彩票的狂热，其实始于1987年的那个夏天。
彼时的中国，还沉浸在一片“勤劳致富”“下海经商”的火热中，对于彩票这种“不劳而获”的玩法，颇不以为然。
所以，当年石家庄在发行这一套彩票时，也没有直接用“彩票”这个名字，而是起了“社会福利有奖募捐”这个名字。
第一个“带头募捐”的，是时任石家庄副市长的孙永生。据他回忆，政府部门下发了通知，要求领导干部要起示范作用，“当时还给市里各部门分了任务，每个部门都要买一定数量的彩票。”
其实这套彩票能在中国落地生根，要感谢一个人——时任民政部长的崔乃夫。1986年春天，崔乃夫在考察三峡库区时，向总理汇报了民政部面临的资金缺口困难，并提出通过彩票募集社会福利公益金的想法。
“解决贫困地区的问题，关键是钱。不能因为没钱工作就不搞了。”
在政府多部门的努力下，我国福利彩票事业蓬勃发展，成为助力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手段。
而彩票在民间，也从拒斥到狂热，真正流行起来。
90年代，各地的人民广场上经常出现人山人海，他们不是在看演唱会，也不是在赶集市，而是在抢购彩票，等候开奖的荣耀瞬间。
而电脑彩票、刮刮乐、双色球等新玩法也不断翻新，奖金也水涨船高。这让人们心甘情愿自掏腰包，尽情享受快感。
但狂热归狂热，中奖的毕竟还是凤毛麟角。于是，人们为了提高那么一点点的中奖概率，费尽了心思。
2006年，重庆一位彩民运用《易经》金木水火土的走势变化来选择号码，中了大奖。一时间，“知识改变命运”成了彩民们心中的金科玉律。各种“彩票学家”纷至沓来，各显神通。
但上面那些各式各样的中奖秘笈，在统计学家的眼中就是一堆垃圾，并且甩给你一大堆数据。
一等奖1种可能性，概率约为1/17，721，088;
二等奖15种可能性，概率约为1/1，181，406;
三等奖162种可能性，概率约为1/109，389;
四等奖7，695种可能性，概率约为1/2，303;
五等奖137，475种可能性，概率约为1/129;
六等奖1，043，640种可能性，概率约为1/16;
总中奖概率约为1/16。
应该说，我们即便不是精通于统计，但我们至少明白买彩票的中奖概率是非常小的，对于个人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为什么还有众多人对“购买彩票”这件事趋之若鹜呢?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将购彩者购买彩票的阶段分为三个阶段：购买前阶段、购买中阶段、购买后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购彩者，兴奋度和希望感达到峰值。购买前的时刻，购彩者会有幸运感、对购彩会感觉很自然、及害怕如果不购买会失去中奖的机会等。
第二个阶段的购彩者，感到有中奖希望的占71%;感到一切皆有可能的占76%;感到兴奋的占69%。与购买前相比，购彩者的情感强度实际在下降。因为购彩者实际花钱购彩后，对购彩这件事会感觉更强烈、更严肃、更具竞争性、更有压力。
第三个阶段的购彩者，其情感处在开奖结果所带来的消极情绪和期望下次再买能中奖的积极情绪之间。其中64%的购彩者寄希望于下次购买;78%的购彩者感到浪费了时间;68%的购彩者感到浪费了金钱。仍感到有中奖希望的占36%;仍感到一切皆有可能的占42%;仍感到兴奋的占48%。
在这里，我们再引入一个概念——心理账户。
设想一下，你今晚要去看电影，一张票50元。买票之前，你恰好丢了50元，那么你还会买票看电影吗?
换一种情形，你今晚要去看电影，一张票50元。买票之后，你弄丢了票，那么你还会重新买票看电影吗?
同样的沉没成本，却会带来相当不同的选择。在塞勒的调查里，有88%的人会在丢钱之后买票，但只有46%的人会在丢票之后再买票。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也觉得后一种情形让人纠结许多?
这就是心理账户的影响——钱被划入了现金账户，电影票被划入了实物账户(可以有多个)。
当我丢钱时，现金账户的变动很容易和作为实物的电影票分开来看;但当我丢票时，事情发生在同一个账户，重新买票就像要用100元看这场电影一样。
更直白的例子是：丢五元钱毫不在意，但是一个五元钱买来的甜筒掉在地上……信不信我哭给你看。
彩票同理，购买的未必是那份概率，而是一个希望——人们可以直接从期盼和幻想本身获得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