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语·先进》中，有一个小故事叫做《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这篇文章被选入了初高中课本，所以大家应该不陌生。
它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孔子和同学们坐着聊天，不知怎么聊到了抱负，孔子就问大家“如果有充分施展才能的空间，你们想做什么？”
子路当仁不让，说自己可以让一个危在旦夕的国家在三年之内实现独立与繁荣，甚至还可以顺带建设精神文明。
冉有稍微谦虚一些，说自己可以让一个小国家实现富足，至于礼乐教化，就不敢保证了。
公西华更谦虚，说自己不敢妄谈国家治理，只愿意做一个礼官，负责安排祭祀、朝见等国家礼仪活动。
等轮到曾皙时，他慢慢放下手中的瑟，说到：我和他们不太一样，我的理想无关乎治国安邦，而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烟花三月之时，春耕之事完毕。我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朋友，到沂水里游泳，在舞雩台上吹着风，然后踏着歌回家。”）
孔子感叹：“吾与点也！”（我和曾皙想一块儿去了）。
这一年，孔子70岁左右。
一场再普通不过的踏青竟然是一个人的理想，而且这个人还是一位古稀之年的伟大思想家。这背后到底蕴含着怎样的隐喻呢？
有人认为这是孔子经历了一辈子困顿与苦厄之后，由于失望而对现实政治的厌倦和逃避，就像他曾经发过的牢骚：“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孔子在十五岁上立下匡正天下的志向；三十岁上树立起独立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四十岁就用自己的哲学理顺了心中所有的疑惑；六十岁实现了内心的安宁；七十岁实现了实践与精神的完美统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这样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学习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与自己相处。在他终于能“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说他厌倦了这个世界，我是不相信的。要么就是他正在经历一场虚无主义的精神危机。
又有人认为这场踏青是对儒家大同理想社会的诗性表述。儒家一直追求一种秩序井然、各安其职的礼乐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扶老携幼、守望相助。一场安乐的春游就是这种“尧舜气象”的缩影。
这个说法倒也没有什么问题。
大同社会是一种关乎公共生活的政治理想，所以需要儒家持积极入世的态度。也就是说，要想在人间实现这种理想国，要么就得不厌其烦地周游列国，费尽口舌说服君主以德治国；要么就得亲自在政府机构谋个一官半职，逐步推行自己的政治实验。
总之，要想达到大同社会，就得像之前三个弟子说的那样，积极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当然，孔子并没有否定子路、公西华和冉有的抱负。
但是现在，这个思考了一生也奔波了一生的老人，最想做的是吹吹风，唱唱歌。
在还热血沸腾的年纪里，我喜欢看那些批评时政的文章，这给我一种基本认识：生活中的所有不美好都可以归结为政治问题。如果政府不这么规定、如果领导不这么安排、如果单位没有这项反人道的制度，我就会一帆风顺、万事大吉。
这种想法很难说对错，确实很多社会问题甚至个人问题都是政治性的，都与政治有或大或小的关系。
但或许政治性只是每个事物的一个面，或者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一个角度？就像每一个盒子都一定有一个上面，或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上面认识一个盒子？
但是，除了政治属性，每一事物或许还有另一些层面，或者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去看事物？就像每一个盒子也一定有一个下面，我们也可以从下面认识一个盒子？
政治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但绝不是生活的全部。我在这里不是怂恿大家放弃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场，谁都没有这样的权力。
反正我自己从这句话中读到的是：这个世界除了可以分为政治正确的或政治错误的，还可以分为审美的和审丑的。
如果孔子心中的大同社会可以被描述为一次草长莺飞的踏青，那么它就可以不绝对地是一个公共性的政治理想，而是一种个人性的、不必言说的美学体验。它可以无关乎纷扰的口诛笔伐，也可以无关乎不可告人的密谋与猜测，它只是一场关乎天气和心情的出游计划。
最后，还是希望病毒快点消失。好让我们也能摘下口罩，呼朋引伴，踏着歌走在春风里。要不然，春天该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