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路文彬丨 主播 简宁
诗歌是存在，死亡是存在，存在通往存在，因此，诗歌亲近死亡。与小说不同，诗歌这一文学艺术的最高形式无需理解死亡，因其本身就是在以书写的方式实践着死亡。
有必要追问的倒是，诗歌在怎样以书写的方式实践着死亡？然而，那么多年过去了，无人关心这个追问。何故？
因为无人面对存在。善用眼睛的人们始终为表象所迷惑，故而根本倾听不到存在的诗语。要知道，存在并不显现，存在只是召唤。在存在的场域里，视觉终将一无所获。
现在，终于有人悄然打破了这个沉默，这便是此刻摆放在我面前的一本新著：《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死亡想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作者谭五昌。
谭五昌首先打破了沉默，是由于他首先倾听到了沉默，而这种倾听正是基于诗人的一种非凡想象。在诗歌的领地里，没有喋喋不休，惟有大面积的沉默，所有的话语皆指向沉默。
同样，只有沉默才能通往沉默。于是，我蓦地意识到，谭五昌已然沉默良久。即使是在翻开书页之际，我依旧能够感受到其沉默的力量。他在说吗？不，他是在让我——一个听者在说，他在赋予我以说的能力。
此时此刻，我不是正在说吗？我想，这就是他这部新著的价值所在吧。它不让你空手而归，它挽留住你，让你的心灵在一次深入的对话中渐渐丰盈起来。
挽留是随时随地的，在这样一个句子面前，我的思绪又一次难以离开：“回过头来说，中国古典诗歌中表现与书写死亡想象的作品并不多见的事实，并不能说明中国诗人悲剧意识或悲剧精神的淡薄与阙如，恰恰相反，中国诗人历来是极富悲剧意识或悲剧精神的文人群体。
”没错，悲剧精神并不单单是以死亡意识的有无来确认的，尽管我们可从这一意识里把摸到悲剧精神的实质。中国古典诗歌经由对时间的伤逝以及还乡冲动等主题一贯表现出来的愁怨美学气质，恰是东方悲剧精神的一种深刻流露。
在我们这里，死亡意识的淡漠绝不似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是缘于我们对死亡的隔膜，而是缘于我们对死亡的敬畏。事实上，我们并不重视生，我们更重视的是死。只需回顾一下中国古人的葬礼文化仪式，这个问题即见分晓。
曾在另一个场合，我把这种独到的生活形式称之为“向生而死”。迥异于西方人所认同的“向死而生”，我们把未来留给了生，把生看作了人之永恒。故此，现世的生只是一次死亡的历程。换句话说，我们死亡着自己的生。
于是，死之终结乃永生之开端。谭五昌在著作中引述的当代诗人杨炼的一段话，表达的恰恰也是这样一种生死领悟：“从最浅显的角度来说，死亡不是只发生在每个人生命的最后一刹那。
其实从每个人诞生刚刚开始的时候，死亡也开始了。它是一个随着你的整个生命过程不断加深、不断增加比例的一个因素……”
维特根斯坦说：“死不是生活里的一件事情：人是没有经历过死的。”维特根斯坦心目中的死，不过是物质躯体开始冷却的那一瞬间表象。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死，我们又如何知道自己是生的呢？
“向死而生”昭示的难道不是我们生活着自己的死吗？无论是“向死而生”抑或是“向生而死”，生与死实质上一刻也不曾分离。死是时间的逝去，当时间不再逝去，我们便进入了永恒。
由这一意义说来，死的完成不就是生的永久开端吗？我们来自于无，又回归于无；这无超越了生死，蕴蓄着生的能力。它给予，它是有，我们将其视作永生。永生是不在场的在场，永生属于有。
中国古人不谈论死，是因其无法谈论生：“未知生，焉知死？”生死的存在没有答案，它只是让我们去经历。实际上，我们的思维已然跨越了存在，直接奔向了有。
但是，当我们把死的完成视为未来永生的起点时，这死便注定被我们赋予了创造的意义。在海德格尔那里，写诗即意味着追忆，追忆即意味着创造，而这不也恰是我们所理解的死之实质吗？在对生的追忆之中去进行创造。诗与死也就是在这里达成了默契。
忽然，我又发现这样的语句：“尽管悲剧精神是中国古典诗歌一种比较鲜明的审美意识与精神品质，然而悲剧精神的真正觉醒却是在20世纪中国新诗的萌芽与发展阶段。”
随即，谭五昌试图借助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朱湘等一大批现代诗人的文本来详尽认证自己的观点。但是，我想关注的是，此种所谓“真正的觉醒”与传统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结果，我没能看出有任何关系。诗人们朝现代西方靠拢的思路，致使“空虚感、荒诞感、焦虑感成为其最主要的精神特征”，那种“向生而死”的气度显然已不觅其踪。
那么，此种被虚无所重重纠缠的情绪同真正的悲剧精神又有多少关系呢？我以为，真正的悲剧精神最终直面的总是存在，不是虚无，是承当，不是放弃。虚无否认希望，而真正的悲剧精神就在于它始终悲观地希望着；它无以理解绝望。
悲剧精神离不开信仰，虚无却拒绝承认这种信仰。无需否认，虚无也是悲剧精神的一种体现，但这不是其高贵的一种体现，而悲剧精神的真正品质乃是高贵。因此，虚无作为悲剧精神的体现只能是过渡性的，它等待着被超越等待着被克服。
然而，勿庸置疑的是，在绝大多数中国现代诗人和作家们的笔下，这种虚无却被目的化了：希望全然被绝望所吞噬，意义败给了无意义。有鉴于此，这“真正的觉醒”充其量其实只不过是一次真正危机的开始，它将人—命运交付给了否定。
这永无休止的否定使得我们至今似乎也不能目睹到它的尽头，以致一种高贵的品质在我们这里始终难以扎根。这一事实促使我不得不再次发起这样的质询：现代悲剧精神的真正觉醒怎么会让我们距离真正的悲剧精神越来越远了呢？
我们对于存在的逃离究竟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必须认识到，这是逃离而非超越。
我无意将此当成谭五昌的一个失误，他所表述的不过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共识。
况且，在此后的章节里，他也一直在着力通过对诗与死关系的构建，尽可能地彰显出20世纪后期诗歌文本中的悲剧精神；尽管这种精神所占有的文学领域或许还是相当有限的。
但我庆幸的是，他却由此诱发我开启了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的征程，这不是一部论著价值的又一种体现吗？
2008．5．1
路文彬
本篇文章原名《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死亡想象》：诗与死，出自路文彬著作《被背叛的生活》
本文作者简介
路文彬，作家、学者、翻译家；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长篇小说《流萤》《天香》《你好，教授》，随笔《阅读爱情》《是谁伤害了我们的爱》《被背叛的生活》《当教育遇上电影》等。译著《女性与恶》《迷失的男孩》《动物英雄》《安琪拉的灰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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