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生活
文/牛永超
高中毕业后，我再没有踏进母校一步，她在我心目中的影像早已模糊不清。然而，那些年吃咸菜的高中生活，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走进四中的情景：校舍是一色的青砖红瓦房。一条宽敞的土路从大门直通向食堂，作为学校的中轴线，它把师生宿舍区和教室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
走进宿舍，室内的陈设和布局瞬间就让我惊呆了。一个宿舍大概五六十平方米，“床”是用砖和水泥砌成的U型大通铺，约六十公分高，通铺在门的地方被隔断了。
我是第一次住校，根本没想到连床也要自备。家离学校近的同学，家长在送孩子报到时顺便把床也拉来了。那些离家远的学生，只能睡通铺。然而，对于我们来说，住宿条件差，不是主要的苦，吃才是最苦的。
我头一个要“声讨”的就是四中的蒸馍。学校里有一位老师傅专职磨面，每天从早到晚，磨面机都在“嗡嗡”作响。磨面前他先用大筛子把小麦筛一遍，去掉里面的土块儿。麦子磨的遍数多，加上没有细心挑拣杂质，做成的蒸馍不仅黑还经常咯牙。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即使那样的蒸馍，我在当时一顿竟能吃上两三个！
在四中的三年，除非吃面条，学校做的菜我吃得不多。一方面是因为菜不好吃，师傅给的量也少，另一方面是为了省钱。那时，几乎每一个住校的同学，周末回家都要带一两瓶咸菜。
因为家里种瓜，每年夏天母亲都要做上一大坛瓜豆酱。瓜豆酱的主要配料是西瓜瓤和煮熟发酵的黄豆，有时还会在里面腌一些青椒。瓜豆酱是我带的咸菜的主料，随着季节的变化，母亲在里面添加不同的时令菜。不过，我吃的最多的还是白萝卜丁。
为了让我吃得可口，母亲总是想办法改进咸菜的配方。做咸菜时，她不光要在锅里多放些油，还总是把花生或青豆放在里面，和萝卜一起爆炒。刚出锅的豆酱咸菜，闻着就让人很有食欲。咸菜放凉后，我装满瓶子，弟弟就着锅底还能吃上一个馒头。
高二分文理科后，我和文华、现云成了“饭伴儿”。三个人把从家里带来的东西，放在一起过“共产主义”。她俩的家离学校近，每个周末都能赶回去，咸菜吃完了，要么回家取，要么家人往学校送。我家离学校远，至少要两周回去一次。经常是从第二周开始，我就吃他们的咸菜了。
学校里没有餐厅，吃饭的地点各自想办法。大多时候，男同学蹲在食堂外面的空地上用餐，只有在恶劣天气才端到教室里去。女生都是在宿舍里边吃边聊，把被褥一卷，床就变成了餐桌。
同学们都往宿舍里带吃的东西，自然会引来老鼠的光临。大家不去教室上课的时候，宿舍的门总是大开着，这为老鼠的出入提供了便利。几乎每个人挂在墙上的背包都被老鼠啃过，包上面那些补丁的大小，反映着老鼠的身量。我们从家里带来的馒头，如果没来得及吃光，半天或一个晚上的工夫，就会被老鼠吃得只剩下干硬的外壳。
高三的时候，我们宿舍里有许多老鼠洞，老鼠在屋里横行，大家都不堪其扰。把食品放在哪里都感觉不安全，有的同学干脆拿到教室去。无奈，我们只得向老师反映，让他帮忙治治老鼠。
一天午睡后，班主任王老师找到我，拿来几片大白菜和一盒气体老鼠药。同学们都去教室后，我把所有的针剂药水都倒在白菜上，有的卷起来塞进老鼠洞里，有的直接摆放在老鼠洞口。下午放学时，宿舍的地面上躺着大小十来只老鼠。
我还没回到宿舍，女生们已经在门口炸开了锅。那天是周六，放学后，一名同学着急回家，拿钥匙打开门，一脚踩在一只死老鼠身上，吓得她哇哇大叫，扭头就跑。她的呼喊引起了其他同学的恐慌，大家都立在门口不敢进去。
想想那时我真是个“傻大胆”！看见那么多的死老鼠不仅不害怕，还笑称“药是我下的”。他们立刻把矛头指向我，要求我尽快把死老鼠清理干净。我和马金针两人从别的宿舍借来笤帚，把老鼠扫进灰斗倒进了公厕里。为了彻底“灭鼠”，我们还从外面铲了一些黏土，把老鼠洞也给填住了。
这一次的“灭鼠”行动过后，宿舍里暂时清静了几天。不过，老鼠是会跑的，加上院子里有一个垃圾场，其他宿舍也有老鼠，没过多久老鼠又回来和我们做伴了。
进入二年级后，我们搬进了三层的新教学楼里。那年冬天，学校在南面的围墙边上，搭建了一些简易房，让教师家属开了几间小吃店。于是，晚自习后，有同学就到那里吃夜宵。
班里有一名男生，平时爱讲俏皮话。一天晚上，他和三五个男女同学一道去喝丸子汤。男生饭量大，光喝汤吃不饱，他看到里面供应的烧饼有点儿小，就问：“有人吃大饼干没有？”卖丸子汤的，是学校负责检查卫生的孙老师家。孙老师当时在后厨，听到有人把烧饼说成大饼干，就出来问“是谁说的”。大家听了只是笑，谁也不承认。
在我们学校四周，东边是一片洋槐林，另外三面均被农田包围。农田里的秋庄稼，基本都是花生、玉米和红薯。尽管学校三令五申，禁止学生偷吃农民的粮食，但抑制不住大家填饱肚子的欲望。因而，周末休息时，就有同学跑到学校外面弄些吃的打牙祭。
每年冬天，学校给各班配备一个煤炉用来取暖。周末的晚上，离家近的同学从家里拿些红薯，在教室里烤着吃。当烤红薯的香味儿弥散在整个教室时，连那些刻苦用功的同学都坐不住了，也要跑上前去讨一块儿。
三年的高中生活一晃就过去了，尽管日子紧张而艰苦，但大家依然过得快乐。那时的高校录取率较低，高考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百万大军争渡独木桥”。对于当时的农村学生而言，上大学并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反而能够坦然面对。
有时想想，今天在校读书的孩子似乎更辛苦。如果拿物质的匮乏和精神上的压力相比，后者更容易击垮一个人。因而，现在的学校里出现了不少患心理疾病的学生。这到底是教育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
（写于2017年7月12日）
【作者简介】牛永超，女，河南新郑人，河南林业职业学院副教授。执教20余年，主攻经济管理和市场营销专业的教育教学研究，偶尔舞文弄墨，在文字中找寻温暖，在码字中修身养性，让心在文字的开合中变得清澈、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