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农业发明和城镇的首次形成以来，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它在整个亚洲广阔的地区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北非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伊本·哈尔登（Ibn Khaldun，1332-1406年）在《穆加迪玛》（Muqaddimah）中写道，城镇居民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二分法。他声称游牧民是野蛮人，与野生动物相似，但比城市居民更勇敢，内心更加纯洁。
相比之下，游牧民族“在坚毅的指引下独自进入沙漠，信任自己。坚毅已成为他们的性格特质，并鼓舞了他们的本性。”
邻国游牧民族和定居者可能会共享血统，甚至是共同的语言，就像说阿拉伯语的贝都因人和他们的近亲表亲一样。然而，在整个亚洲历史上，他们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导致了贸易时期和冲突时期。
游牧民族与城镇之间的贸易
与城镇居民和农民相比，游牧民拥有的物资相对较少。他们必须交易的物品可能包括毛皮，肉，奶制品和牲畜（例如马）。他们需要金属商品，例如锅，刀，缝纫针和武器，以及谷物或水果，布和其他久坐的产品。轻巧的奢侈品，例如珠宝和丝绸，在游牧文化中也可能具有巨大的价值。因此，两组之间自然存在贸易失衡。游牧民族通常需要或想要更多定居者生产的商品，而不是相反。
游牧民族经常充当商人或向导，以从定居的邻居那里赚取消费品。在横跨整个亚洲的丝绸之路上，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的成员（如帕提亚人，回族和索格第人）专门从事穿越草原和沙漠的大型商队。他们在中国，印度，波斯和土耳其等城市出售商品。在阿拉伯半岛，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在成年初期曾是商人和商队领袖。贸易商和骆驼司机在游牧文化和城市之间架起了桥梁，在两个世界之间移动，并向其游牧家庭或氏族传达了物质财富。
在某些情况下，定居的帝国与邻近的游牧部落建立了贸易关系。中国经常组织这些关系以表示敬意。作为对中国皇帝霸权的承认，作为回报，游牧民族领导人将被允许用其人民的商品换成中国产品。在汉初时期，游牧的匈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朝贡关系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国人向匈奴致敬，并向公主致敬，以换取游牧民族不会袭击汉城的保证。
定居者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
当贸易关系破裂或一个新的游牧部落进入该地区时，冲突就爆发了。这可能采取对外围农场或不设防的定居点进行小规模突袭的形式。在极端情况下，整个帝国都会沦陷。冲突使定居者的组织和资源无法抵御游牧民族的流动和勇气。这些定居的人经常在他们的身边有厚厚的墙和厚重的枪支。游牧民族得益于几乎没有什么损失。
在某些情况下，游牧民族和城市居民发生冲突时，双方都输了。汉人在公元89年成功粉碎了匈奴州，但与游牧民族交战的代价使汉朝陷入了不可逆转的衰落。
在其他情况下，游牧民族的凶残使他们在广阔的土地和众多的城市中徘徊。成吉思汗和蒙古人建立了历史上最大的土地帝国，其动机是对布哈拉埃米尔（Emir）的侮辱和对战利品的渴望。成吉思的一些后代，包括帖木儿（Tamerlane）建立了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征服记录。尽管有城墙和大炮，但欧亚大陆的城市还是沦为弓箭骑兵。
有时，游牧民族非常擅长征服城市，以至于他们自己成为定居文明的皇帝。印度的莫卧儿皇帝是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后裔，但他们在德里和阿格拉定居，成为城市居民。他们并没有像伊本·哈尔敦（Ibn Khaldun）预测的那样，到第三代变得decade废和腐败，但他们确实很快就陷入了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