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已出的剧情来看，《清平乐》似乎不同于以往那些披着历史外衣的言情剧，它为我们缓缓地讲述了北宋乃至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仁君，宋仁宗的故事以及他那一段不为人知却影响深远的历史。
在最初的几集中，宋仁宗赵祯了解到自己的生母并非是太后刘娥，而是一位只见过寥寥数面，现如今正默默为先帝守陵的普通妃嫔李氏。正值年少叛逆期的他，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自己的生身之母，以致不断的违反了一个个身为皇帝必须要遵守的“规矩”。
但是就在他抵达李氏门前时，却迫于太后、群臣，以及江山社稷的压力，无法再进一步，看一眼自己的生母。虽然没能完成最大的心愿，可作为少年人，此时的赵祯还是选择再任性一下，微服来到坊市寻找那位据说是教授了李氏如何做蜜饯的梁婆婆，希望再次尝到儿时母亲的味道。
在梁婆婆家门前，赵祯目睹了地痞无赖的恃强凌弱，也见到了勇敢独面恶霸，此时还是一个愤青少年的韩琦。想不到一颗小小的蜜饯，竟促成了宋仁宗与这位未来北宋名相的第一次见面。不仅如此，在接下来剧情中这颗蜜饯还会不断的出现，估计将会是引导整个故事发展的重要伏笔。甚至透过电视剧，翻看史书，我们其实还能看到，在这颗蜜饯背后是一段古代中国向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历史进程。
早期的人类，为了沟通与交易的需求，逐渐聚集在一起，从村落到乡镇，最后创造出了城市。《说文解字》称：“城，所以盛民也”，“市，买卖之所也”，故而聚民买卖之所称为城市。然而统治者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的考虑，使得具有统治性和防御性的“城”出现的很早，但“市”的那部分功能却始终受到忽视，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时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晚的多。
在古代的欧洲，领主贵族们建造城堡，即作为保护自己的军事设施，也作为区分自己和平民的屏障，在城堡内是纸醉金迷的天堂，而城堡外便是现实的人间。那些平民围绕着城堡建立村落，又出于互通有无的目的，自发的形成了集市，这种最早期的城市雏形即没有规划更没有管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贵族们来说，除了按时交税外，城堡外平民的世界与他们无关。这种“自由”，反而在未来促进了西方社会中市民这一特殊阶级的出现。
在早些时期，这种形式的“城”在的区别并不是很大，所有的市场交易都是自发随性的，且往往伴随着宗教节日而进行（例如很多村镇中现在依然存在的赶集活动）。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大概就是从周朝那段时间开始的，那种利用无处不在的礼法所建立的王制，似乎对任何的领域都有规划一下的欲望。
《大戴礼记·千乘六十八》记载：
及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以观安危。
从商朝开始出现城中设“市”，到周朝正式成制度的在城市中开辟出专门的特殊区域作为“市”，坊市制度在中国出现了。在《周礼·冬官考工记》中，市的规划是这样的：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国，指的是国都，方圆九里大小的都城，每面城墙设置三个城门，以横竖各九条九轨道路（一辆两轮马车轮间距为一轨，九轨就如今天九车道）方方正正的分隔开来。城市左边（东）是祖先宗庙，右边（西）是社（祭祀天地），面朝（南面）王宫，背靠（背面）便是集市了。
古时集市都会用墙围起来，有一个专门进出的门口，甚至还有非常专业的名称，“阛，市垣也；阓，市门也。”当然光光划出一块地方，起几个高大上的名字，还不是真正的市场，更关键的还是在于管理，于是周王朝专门建立了一个市场管理部门，并配备成套的专业官员来进行管理。
在《周礼·地官》中记载：
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贾，上旌于思次以令市。
有胥吏拿着鞭子守在市门口以维持秩序，所销售的商品经过陈列估价审查之后，市场管理人员会将旗子升上思次（市场管理所）屋顶，表示正式开市，大家可以入场交易了。
此时市场相关官员来到思次开始“上班”，维持市场秩序，调解买卖双方的矛盾，他们有：
司市，市场的主官，负责市场内摊位的规划，商品的分类、陈列、定价，违禁商品的取缔，对于欺诈、盗窃、各种买卖双方交易纠纷的判决和处罚。
质人，掌管市场内所有商品价格的评定，授予交易凭证，统一度量衡（公平秤？），巡查市场，对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没收商品和罚款的处罚。
廛（chán）人，税务官，收取店铺税、货物税等各种税收以及罚款。对于屠宰行业，收取皮角筋骨交入玉府。对于滞销的珍异之物，进行收购并交入膳府。
胥师，辅助主官监督货物价格，公布相关处罚和禁令。对市场内的欺诈、售假等行为进行监察处罚。受理小诉讼，并作出判决。
贾师，鉴定产品质量，制定价格。还有维持价格稳定，禁止商人在灾年抬高物价以及平时哄抬珍异产品价格的行为。同时也负责国家物资的日常销售和采购。
司虣（bào，同暴），维护市场治安，抓捕打架斗殴，以暴力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者，并对其进行处罚。
司稽，巡查市场，抓捕并处罚着装行为古怪者，不买卖却四处窥探可疑者，以及盗贼等。
在市场中进行的经济商业活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变得异常的活跃，像质人、胥师这一类的管理市场的官员甚至一度达到30多人。可见坊市制度，在当时已经非常的完备，后世所有的创新基本上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改革和完善。与如今相比，这一套似乎依然也没有完全的过时，所谓市场啊，经济啊，看来也不是完全的什么舶来品，“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这道理我们的祖先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很明白了。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的真正出现，中国的历史仿佛进入了快车道，一切都向着更快更大发展。西汉的都城长安，面积已经达到整整三十六平方公里，而这其中大部分还只是皇宫和府衙兵营，真正居民仅占三分之一不到的地方，皆是非富即贵的大户。真正的百姓则大多居住在围绕着长安城的7座大型皇帝陵邑和5座较小型的后陵陵邑。按照《汉书·地理志》中的记载：
京兆尹，……元始二年，户十九万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万二千四百六十八。县十二：长安，……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
在汉平帝元始二年，整个京兆尹地区的人口是68万2468，其中长安县人口24万6200，若加上当时普遍存在的隐报瞒报和无户口者，光长安县的人口应该能达到五十万，如果扩大到整个京兆尹，则是一个人口百万以上的庞大城市群。而当时类似长安这种人口数十万的大城还有洛阳、临淄、邯郸、宛等，以及更多的十万级规模城市。
那么《周礼》中的这种小小集市自然无法满足如此庞大人口的需求了。于是坊市在秦汉时期也迎来了迅猛的发展。在汉朝，对于居住在城内的百姓开始有了称为“闾里”的区划，类似于如今的小区，《三辅黄图》中写道：
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
而根据闾里的分布又规划出九市，
《庙记》云：“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
根据文献记载，结合现代的考古，长安九市分别为：东市、西市、南市、北市、柳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市。前四者在城内，后四者在市郊。颇有我们如今那种五公里商业圈，将商业区和居民区相结合的味道。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满足发展的需要，城市的规划更加趋向于棋盘式的那种方正格局。如曹魏时的邺城，就开始以东西大街将城市划分为南北两区，居民集中居住于南区，而北区则均匀的规划着宫殿官署。而作为经济商业活动的坊市，也出于方便管理的目的被划入到居民区中，统一由里正管理。
这种方式在早期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时期非常便于统治者管理，可是随着唐朝盛世的出现，中国有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座百万级国际大都市，那么传统坊市的各种弊端开始逐渐凸显了出来。因而坊市制度在唐朝看似越来越完善并达到颠覆，但实际是在为了弥补漏洞而不断的升级补丁而已。
首先因为居民区的里和坊已经逐渐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分，唐代时，城内已经统一成坊，如《旧唐书·官职》记载：
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
然后因为坊市和居民区靠的太近，对于坊的管理就变得异常的严格，甚至达到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的程度。《唐律疏议》中写道：
宫卫令：“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违者，笞二十。
五更三筹大概相当于现在三点将近四点的时候，也就是说凌晨四点左右的时候，顺天门开始击鼓，此时坊门开启，人们可以自由的出行，做买卖。等到昼漏滴尽，就是白天过完该下班了，顺天门再次鼓响，大家必须要赶紧收拾回去，等响完四百下顺天门关闭，人们就不能再随意进出顺天门了。之后再响鼓六百下，坊门关闭，大家只能在自己的坊内活动（小区内活动不受任何限制），街上禁止行人走动。如果你运气不好没有赶回“小区”怎么办？不好意思，赶紧找个地方过夜，不然要是在大街上被抓住，可就要挨二十鞭子了，这种便是我们通常说的犯夜。
有朋友就要问，要是我加班晚了，或者家里有红白喜事，又或者半夜生病要看医生怎么办？那就必须要找县里或者坊里开具文牒，即类似《西游记》中唐僧的那种通关文牒，所过之处都要一一验证后方能通行。
还有人说，我大学的时候晚上经常翻墙出去上网，唐人是不是也能翻墙？对不起，《唐律疏议》也规定了：
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是。从沟渎内出入者，与越罪同。越而未过，减一等。
所以不管你是翻墙还是钻下水道，统统七十杖，哪怕是翻墙没有成功也要减一等处罚。而这七十杖打下来，就算是再强壮的人也会直接没了大半条命，遇到体质较弱者甚至会直接毙命。
在《旧唐书》中就有官员因为醉酒犯夜而遭到杖杀的记录：
夏四月癸丑，中使郭里旻酒醉犯夜，杖杀之。
在这一系列严苛的法规之下，唐人尤其是长安人一面享受着经济中心带来的商业便利，另一方面又过得战战兢兢，时刻害怕着因为玩得太开心而晚归以至于遭到“犯夜”的处罚。这时候现行的坊市制度开始成为了大唐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如何处理统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成为摆在大唐皇帝面前的难题。
我们知道商铺违规摆摊侵占街道是今天也依然常见的城市管理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唐时便已经出现了，甚至更严重。早在唐中宗李显时期，大量的商铺开始向街道扩充店铺，使得交通被完全阻塞，引得朝廷不得不出台法令禁止这种行为。《唐会典·卷六十八》：
景龙元年十一月敕。……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
这种现象的背后和唐时商业快速发展，使得坊区变得土地寸土寸金有关，在武周时期，坊市的土地租赁价格已经高达每亩（唐一亩相当于今0.81亩）二三十贯（《全唐文》卷二百四十五），如果按盛唐时期的购买力折算，一文钱就可以买约1.25公斤的大米，相当于光土地租金就可以达到每平米400元左右。
如此高额的利润甚至引得无数的权贵官员纷纷参与到土地买卖，商铺租赁的业务当中。而建设商铺的土地哪里来？这其中自然不乏大量的暴力强征强拆，夺取普通坊民的土地，于是“夺其近市之门闾，生其破家之怨仇”（《唐全文》卷二百四十五），其产生的各种乱象最终引得唐玄宗不得不专门下“禁赁店干利诏”：
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自今已后，其所赁店铺，每闲月估不得过五百文。其清资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卖。如有违犯，具名录奏。 （《全唐文》卷三十二）
然而这条诏令并没有维系多久，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经历了盛极而衰的分水岭，君权的影响力在此之后发生坠崖式的下跌。相反伴之而来的却是民间资本的快速发展，很快坊区原有的空间限制便被轻易的打破。
原先处于街市上的商铺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在了坊区内，于是在长安城中，延寿坊有了造玉器和出售金银珠宝的店铺，永昌坊有了茶肆，靖恭坊有了毡曲，常乐坊有了酿酒店，而大多数坊内都有了客舍。另一方面买卖也不再限于固定的商铺，开始有了推着小车，担着担子叫卖的流动小商贩。
这无疑对坊市原有的围墙边界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唐会要》：
大历二年五月敕，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不许，并令毁拆。
大历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敕，京城内诸坊市宅舍，辄不得毁拆，有犯闻奏。
十四年六月一日敕，诸坊市邸店楼屋，皆不得起楼阁，临市人家，勒百日内毁拆。
街衢坊市，固须修筑，城内不得穿掘为窑。
类似以上的记录数不胜数，然而都是收效甚微，基本上皇帝在上面不管怎么的唠叨，下面的官员和百姓还是我行我素，依然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其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最严苛的“夜禁”制度也开始变得形同虚设，入夜晚归已经成为常态，如之前郭里旻酒醉犯夜被杖杀的事情不再发生。甚至京城的坊门开始出现了鼓未敲而开门，夜已深而未闭的情况。
不知道这种对于坊市的冲击任由发展下去会产生怎么样的结果，但是随着唐朝的灭亡，此事也因为五代十国这场持续70多年的大乱世的出现而告一段落，并将这个问题留给了下一个大一统王朝。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逐渐的结束乱世，统一中原。随着太平盛世的到来，百姓又习惯性的从四面八方向当时的京师汇聚。那么唐末的问题又交到了赵匡胤的手中，这时候的北宋选择基本延续了唐朝的各项制度，包括已经遭到严重冲击的坊市制度，而对于其中的问题赵匡胤最初采取的是开放的态度。
他首先解决的就是“夜禁”问题，根据社会实际情况，在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四月十三，其下诏开封府取消了过去名存实亡的夜禁制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载：
壬子，令京城夜漏未及三鼓，不得禁止行人。
连唐时管理最严格的“夜禁”都能取消，可见宋初对坊市的管理是多么的松懈，这种想法其实和《清平乐》中韩琦最初的想法是一样的，然而现实很快打了赵匡胤的脸。商人以利益为本，在没有了“城管”之后，临街的商铺不断扩展自己的铺面，甚至将摊位摆到了“大马路”上，临街百姓也不断的私建违章侵占管道。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乙巳，宴从臣于会节园，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
沿街商铺侵占街道不仅严重的影响了道路交通，也造成了邻里纠纷，打架斗殴事件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违章建筑导致了火灾的频发。于是朝廷开始屡屡下诏书整顿侵占街道的行为，如《清平乐》的主角，宋仁宗就也曾下过相关的诏书。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中就有记载：
京师民居侵占街衢者，令开封府榜示，限一岁依元立表木毁拆。
也就是说在电视剧中，类似梁婆婆这类的店铺其实都是违章建筑，这些店铺有的是临街百姓在自己原有房屋基础上扩建的，有的是一些权贵暗中所建租赁给商家。这一则是京师上下全都参与，有着复杂关系的潜规则，另一则是的确为京师的居民带来了便利更涉及了很大一部分底层百姓的生计。就如在过去，为什么早餐地摊屡禁不止，因为市场有需要，又有哪个人没有在那里买过早餐呢？
所以这对宋廷来说这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基本上是这边在拆另一边立刻就在建，一直到了南宋时期，针对这个问题还颁布了不少的诏书。甚至见强制措施达不到效果，宋廷还想出了利用经济手段来控制，如元丰二年（1079年），出台过“侵街钱”，宋徽宗时又有“侵街房廊钱”，但也是效果有限，反而落下了横征暴敛的口实。
因此大家也不用期待电视剧中宋仁宗和韩琦能够像一般古装剧或穿越剧中的主角一样灵光一闪，大笔一挥，就三下五除二的轻松解决了这个问题。像电视剧中的地痞恶霸，宋仁宗以其他借口处理了一个，很快就会有另一个取代他的位置。正如《水浒传》第十二回杨志卖刀一样，牛二只是一个泼皮破落户，为什么街市上的商人怕他，就连开封府也拿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和《清平乐》中的地痞一样，是一条下至普通百姓，上至功勋权贵都参与的灰色产业链所露出来的冰山一角，而这整座冰山多少任的宋朝皇帝都拿他没办法，是资本阶级将要产生的前奏。
但是大家也不必失望，虽然坊市制度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医，但是另一种新的模式却早已悄然兴起，只是未在剧中提及而已。在宋朝建立之前，后周显德三年（956年），朝廷首次允许百姓在都城七里外兴建草市。
草市，其实诞生的非常早，在两晋时期其实就有关于草市的记载，不过那时的草市只是乡村的定期集市，以致现在北方还有叫做集的草市存在。但是从周宋时期开始，草市作为坊市的替代品被纳入了城市管理之中。
宋太宗年间，京城外已经有坊八十多个，并被纳入厢的管理之下。到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京城外居民区被划分为八个，并新置厢吏管辖。再到天禧五年（1021年），随着城外百姓数量增加，增为九厢，超过了城内的八厢。
到了宋仁宗中期，城外九厢被简化为里外左右四厢，并始设受事判官各一人处理厢内政事，不过估计是各种鸡毛蒜皮的琐事太多了，“士人耻为之”而不得不罢废。不过到了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由于汴京城的人口增长过多，仅仅依靠开封府已经无力处理，于是又重新设置了受事判官一职，从此以后汴京草市虽然还在京城市区的编制中，却已经获得了政治上的相对独立。
这个过程看似平淡而普通，但是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前文我们便说过，古代的城市主要拥有两个功能，一是政治统治，二是军事防御，而其商业经济方面的作用只是城市功能中的一个附庸而受到忽略和限制。然而草市制度的完善，同时意味着大宋都城汴京城的墙垣边界开始模糊，城市的军事功能逐渐向商业功能转变，这正是现代城市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如我们现在又有哪座城市是被城墙包围起来的呢？没有。
从后周显德三年，到剧中的时间点，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光汴京城门口便已经被十二个草市所包围。近郊和京畿附近更是错落着四十余个草市镇，与林苑、果园、蔬圃、交通运输网络犬牙交错。即为汴京城内提供了日常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源源不断的输入各种生活必须品，如南门的瓜、谷林的朱樱、杨夏的柿、襄陵的桃、阳乡的梨、扶乐的栗、尉池的杏、汴河的菱芡莲藕，以及各种的禽畜水产，手工制品，以及全国各地的特产都通过这张巨大的汴京城市服务网进入京师。
这种城市模式无疑是非常先进的，甚至于对今天也是有着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尤其是在最近的这段时间，显然西方的城市模式让我们看到，在疫情面前过去功能单一的城市瞬间变成了一座座绝望的孤岛。因此我们是否应该考虑改变这种通过一味模仿西方而产生的单功能城市，而建设更多有我国特色的城乡网络呢？
在《清平乐》所展现的时间节点内，市郊及京畿草市的规模和居住人口其实早已经超过了汴京城内，汴京更多的已经是作为一个全国的政治中心而存在。而在城市外，拥有独立管理体系，不再受到过多政治的干预，于自由的市场环境下，其生产力和科技发展已经拥有了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足够物质基础，所缺少的只是生产关系的改变。而这正是《清平乐》或者宋王朝未来的岁月中，最重要的主题——庆历新政，以及由此引发的王安石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