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班尼王朝对乌兹别克民族认同形成的影响

作者徐伟杰

一般而言，落后地区的部族进入文明区域往往会被后者的文化吸收和同化，成为该地区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参与者。然而，进入河中地区（ماوراءالنهر）的乌兹别克部族在自身民族认同构建的过程当中，却并没有遵循这条道路。相反，乌兹别克自身的突厥-蒙古属性逐渐在中亚落地生根，而传统的波斯文化日益褪色，中亚逐渐脱离了波斯文化圈的影响，甚至与伊斯兰世界相隔绝。可以说，乌兹别克民族的奠基是一个逆向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发源自黄金家族术赤系的乌兹别克部落在穆罕默德·昔班尼的带领下，于15世纪末南下河中地区，趁帖木儿王朝中央权威衰落，统治分崩离析之际，推翻、驱逐帖木儿诸王，在中亚建立起以乌兹别克部族为主体的昔班尼王朝政权。该政权对外征战，巩固势力范围，对内加强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建设，使乌兹别克部族逐渐从游牧社会向半游牧半农耕社会过渡。另外，王朝还通过鼓励部族联姻、推广突厥文化、去波斯化等社会文化举措，促使文化水平低下的乌兹别克部族以主导者的身份逐渐融入到河中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近代意义上的乌兹别克民族开始形成。本文旨在探讨作为政治体的昔班尼王朝在乌兹别克民族的构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乌兹别克入主河中的背景

以穆罕默德·昔班尼为代表的乌兹别克部族势力入主河中地区的结果并非简单由军事因素或者领导人的素质和偏好所决定，它是15世纪中亚、中东和哈萨克草原地区部落势力重新分化组合的结果，是游牧文明向农耕区域新一轮扩张的产物。中亚地处丝绸之路的中央，是亚欧大陆往来商旅的必经之地，贸易发达、土地相对肥沃，适合游牧民族转变发展方式、进入定居社会的需求。而乌兹别克部族原来的聚居地南俄大草原则越发不适合乌兹别克人生存发展之所需：首先，俄罗斯与哈萨克逐步强大，乌兹别克的生存环境受到挤压；其次，乌兹别克部族人口日渐增多，草原地带薄弱的生态环境难以满足其生活需求；再次，乌兹别克大汗阿布勒海尔（1428-1469在位）专横残暴，不得人心，乌兹别克人对草原的统治日益松弛，众叛亲离。恰逢此时，卫拉特蒙古人崛起，给予乌兹别克人致命一击，迫使后者寻找新的聚居地以继续维系自身的生存。而河中地区的帖木儿王朝早已不是沙哈鲁、兀鲁伯治下的太平盛世，反而陷入了同室操戈的窘境。中亚自身的孱弱为衰落中的乌兹别克部族入主河中，实现再度复兴提供了可能。然而，乌兹别克人之所以能够以相对平稳的方式进入河中，并逐渐吸收、同化原住民，形成定居民族，主要归结于以下三个条件：

阿布勒海尔汗

昔班尼及其后人的黄金家族血统给予昔班尼王朝以天然的合法性。蒙古入侵并于亚欧大陆建立四大汗国以来，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获得了无上的地位以及荣誉，以致在内亚地区，只有具有黄金家族身份的统治者才能称王，而不是成吉思汗子孙的统治者，无论实力如何强大，也难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在部落首领和统军大将面前称孤道寡。比如，近乎白手起家的帖木儿，在西察合台汗国分崩离析之际脱颖而出，迅速扩张自身的势力，把七河流域统一于自己的麾下，但是，由于其并不属于黄金家族，他不具备自称“可汗”的资格，只能以联姻的方式入赘黄金家族，以“埃米尔”的身份统治自己的领土。

与乌兹别克汗阿布勒海尔同时代的卫拉特蒙古大将也先虽然大权在握，甚至在进攻明朝的时候功勋卓著，但是其非黄金家族苗裔的身份决定了他最终只能位居太师之职。而乌兹别克人的始祖昔班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第五个儿子，他骁勇善战，得到大片草原作为封赏。昔班的后人月即别汗执掌金帐汗国大汗之位时，其核心统治集团以及部落第一次被冠以“乌兹别克人”（月即别人）的称号，随后该名称用以代指追随昔班家族的突厥化蒙古人。金帐汗国衰落之后，乌兹别克人逐渐脱离了汗国的控制，在钦察草原（دشت قپچه）建立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至阿布勒海尔之时乌兹别克国家开始成形。而阿布勒海尔、穆罕默德·昔班尼等统治者堪称英明之君，武功卓著，很自然地被认为是黄金家族事业的继承人。中亚民众从心理上来说并不排斥身为黄金家族成员的穆罕默德·昔班尼。

昔班尼大汗的营帐

伊斯兰教信仰以及伊斯兰意识形态在河中地区的主导地位减少了各部落和族群对乌兹别克部族统治的抵触。首先，伊斯兰教主张“穆斯林皆兄弟”，认为只要信奉真主独一，无论本人属于什么民族，都应得到平等对待。自月即别汗改宗伊斯兰以来，包括乌兹别克人在内的南俄草原的突厥化蒙古人大批加入到伊斯兰信仰体系中，成为虔诚的穆斯林，伊斯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乌兹别克部族与中亚的土库曼、蒙古以及吉尔吉斯等民族一样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接受伊斯兰模式的法律体系、政治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不同族群之间的张力与冲突较小。其次，伊斯兰苏非哲学在中亚地区的广泛影响力进一步拉近了不同群体之间的距离，增强凝聚力。自阿拉伯帝国征服中亚以来，中亚的伊斯兰化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萨曼王朝推动伊斯兰教的波斯化，为中亚诸伊朗语族人接纳伊斯兰信仰创造了条件。

苏非主义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不同信仰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多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被整合进伊斯兰模式的社会生活中，社会的活性得到增强。像纳克什班迪教团和吉斯提教团等苏非团体拥有众多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追随者，社会影响力巨大，可以为统治者带来强大的社会动员力。昔班尼汗在定居中亚，建立布哈拉汗国的过程中，注重表明乌兹别克政权对苏非哲学的鼓励与支持，同时宣扬逊尼派的意识形态理论，与波斯的萨法维王朝分庭抗礼，从而强化了中亚各族人民对昔班尼统治者的好感，以乌兹别克部族为核心的族际联盟获得了可靠的意识形态基础。

蒙古-突厥文化是乌兹别克人与中亚诸民族的共同社会文化遗产，使乌兹别克政权对中亚社会的整合相对容易，而国际局势的变动强化了文化遗产对社会的塑造作用。随着萨曼王朝的崩溃以及一系列突厥王朝的兴起，中亚的社会生活加入了更多的突厥文化元素。喀拉汗王朝借弘扬伊斯兰文化的旗帜，大力推广突厥语言文学，波斯文化的主导地位开始受到动摇。蒙古人入侵以来，其草原文化逐渐为中亚的突厥-伊斯兰文化所吸收整合，大批蒙古人改宗伊斯兰，同时用阿拉伯-波斯字母书写自己的语言，蒙古人在文化上逐渐突厥化和波斯化。帖木儿王朝一方面把波斯的文化与艺术带到中亚，推进中亚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鼓励突厥语的文学、学术创作，废除了必须用波斯语进行书写的惯例，河中地区去波斯化，摆脱伊朗文化控制的趋势日益明显。最后，作为突厥化与伊斯兰化的蒙古人，乌兹别克部族在弘扬突厥-蒙古文化的大政方针上和帖木儿时代一脉相承，而其与什叶派波斯萨法维王朝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加强了昔班尼王朝去波斯化的决心与力度。中亚陷入了经济与文化上相对孤立的境地，但是其区域内的团结得到了巩固。

16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国际格局，布哈拉（Bukhara）即指代昔班尼王朝

以上事实说明，乌兹别克人入主河中，建立昔班尼王朝，既存在偶然的因素，但同时也是具体历史语境下的必然选择：草原地区严峻的生存环境以及河中宜人的生态人文环境为落魄中的乌兹别克人提供了明确的迁移目标，而国际局势的变动特别是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威胁让昔班尼王朝更容易利用“自我-他者”的二分方式调整社会关系，使自身的政策得到更为有效的配合，政权也比以往的游牧国家更加稳定。

昔班尼王朝的民族-国家构建

早在昔班尼汗的祖父阿布勒海尔当政时期，以乌兹别克部族为核心的游牧草原帝国就已经形成，并在十五世纪上半叶对丝绸之路的维护、对部落社会的控制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草原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游牧民族不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各政治力量间势如水火的矛盾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使昔班尼部落联盟存在先天不足，甚至在外力的打击下一触即溃，部落联盟解体，阿布勒海尔与其子沙黑·海达尔皆死于非难。穆罕默德·昔班尼及其后继的大汗们在总结了经验教训后，借助河中地区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推进改革。尽管这些改革由于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而具备不彻底性，但是它们无疑加强了乌兹别克部族的族群认同，奠定了乌兹别克民族共同体的物质与精神基础。

一、政治上，以君权神授为理论基础，加强法治建设

昔班尼王朝入主中亚之际，依靠的力量主要是自身的游牧军队以及与大汗结盟并服务于前者的苏非教团，整个国家是一台战争机器，尚不存在规范化的行政与法律制度。随着为昔班尼家族出生入死的部族成员逐步散居各地的城镇，旧游牧军队在水草丰美之地安家立业，昔班尼王朝失去了高度集中的军事力量，再加上对外战争难以有更大的进展，王朝军政复合的国家体制难以为继。同时，昔班尼国家也不具备中央集权的农耕国家（如明代中国）的广泛动员能力，且定居越久，政权能够集中的资源就越少。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集权缺位的情况下，加强法治建设成为昔班尼王朝整合社会的主要措施。

萨法维王朝与昔班尼王朝的战争

首先，君权神授构成了法治建设的核心内容。乌兹别克人迁徙到河中地区后，部族联盟趋于瓦解，统治者黄金家族的身份以及既有的蒙古法系对维护部落联盟的统一与稳定不再重要，包括苏非哲学以及伊斯兰法学在内的伊斯兰社会治理模式逐渐占据昔班尼国家治理的主流，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君权神授说。著名的伊斯兰法学家法兹鲁拉·本·鲁兹巴汗在《布哈拉奏对》（مهمان نامه بخارا）中，向昔班尼汗陈述了一个伊斯兰君主的理想模型。他指出：

因为国王是作为神圣法律的守护者而存在的，要传播代理人与真主之间的真理，每一道律令都是在真主的监护下发出来的光，“我确是知道自己所创造的万物”。这句话让国王具备了传达“来自真主的要求”的资格，于是监护人就成为了真主光荣完美属性的象征。他依靠自己完美的属性所颁布的每一道正义的法令在这个象征身上得到了显现，而国王本人就是正义的伊玛目，先知（愿主福安之）赋予了他七分之一的救赎大能，因为他（国王）是真主的代理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学家群体与国王之间的共生关系：一方面，丧失了魅力型权威，而且传统的蒙古法认同下降的时候，昔班尼大汗需要依靠新的国家认同以构建自己的合法性，维护部族联盟的统一，于是前蒙古时代的伊斯兰治理模式为昔班尼王朝的国家社会治理提供蓝本；另一方面，法学家在摆脱蒙古法的桎梏，重新树立伊斯兰法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威，也要与统治者开展广泛的合作。在这个背景下，君权神授的政治主张符合统治者与法学家的利益需求。

布哈拉城

其次，资助法学家，介入到法律解释工作，平衡伊斯兰法与蒙古习惯法的关系是昔班尼国家调整部族关系的主要手段。蒙古入侵以后，河中地区伊斯兰法的地位相对下降，蒙古法渗入伊斯兰世界的法学实践中，在一定时期内甚至成为了起主导作用的法律体系。随着14、15世纪蒙古人伊斯兰化的最终完成，蒙古法在内亚社会的影响力大幅下降，但是由于蒙古人游牧民族的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性短期内变化幅度不大，因而蒙古法的精神在社会生活方面依然得到延续。昔班尼汗与其后继者们十分关注汗国的法治建设，他们在资助法学家以及哈乃斐法律学说的同时，积极介入到法律的制定与阐述当中，在伊斯兰法与通行的蒙古法之间作出协调，使后者在不与前者冲突的前提下得以保留，并以“国法”（قانون）与“礼法”（شریعة）二元并立的模式对乌兹别克汗国的半游牧半农耕社会实施规范作用。另外，汗国在每个重要的居民点都会设立法庭，并任命精通蒙古法与伊斯兰法的法官进行具体的司法实践，把部落民和城镇居民纳入到统一的司法体系之下。昔班尼王朝通过对法律制度的重构有限地维护了河中地区部族联盟的稳定。

苏非纳克什班迪教团

当然，为昔班尼王朝入主河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苏非教团继续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作用，其承担了包括对边远部落的整合、规范手工业与商业行会的等级制度等功能，是昔班尼王朝司法体制外的重要维稳机制，其长老得到昔班尼政权的尊重。总而言之，伴随着昔班尼国家乌兹别克共同体构建的，是影响力日益深入的伊斯兰政治体系以及意识形态。

二、经济上，建立稳固的首都，发展定居民经济

河中地区位于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虽然环境较为恶劣，但历来是东西方进行物质文化交流的交通要冲，商贾往来频繁，很早就出现了较为发达的文明形态。阿拉伯占领中亚后，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封建生产关系确立起自身的主导地位。蒙古人的到来虽然让中亚的社会经济受到打击，并在一段时期内陷入衰落，但是在察合台汗国与帖木儿王朝的经营下，于14-15世纪恢复了繁荣，丝绸之路畅通，区域内的农产品、手工业品流通频繁。昔班尼王朝以部落联盟的社会形态进入封建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河中地区，与中亚本土社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断裂，如何协调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的关系，促进乌兹别克部族向定居民族过渡，以适应河中地区的生产生活实践，成了昔班尼王朝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

确立布哈拉作为王朝的首都，既与帖木儿王朝的撒马尔罕相区别，也让乌兹别克部落社会走向城市生活，打破血缘认同。穆罕默德·昔班尼时期，昔班尼国家依旧是游牧国家军政复合的体制，国家的存在为战争而服务，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经济文化中心。直到欧拜杜拉汗时期（1533-1539年在位），统治核心逐渐从撒马尔罕转移到布哈拉，乌兹别克族群也从游牧生活走向定居生活。昔班尼王朝的统治者以及后来的可汗们注重经营布哈拉及其周边地区，对布哈拉城市格局进行大规模整改，促进了布哈拉绿洲一带的经济发展。此时，统治者注重修缮绿洲的灌溉系统，给新的定居民分配土地，农业产量有所增加。布哈拉一带的乌兹别克定居民与该地其他居民以农业、商业经济作为纽带，逐渐超越部落认同而形成地域认同。昔班尼王朝最伟大的君主阿卜杜拉二世（1583-1598年在位）以布哈拉为核心建立起了庞大的乌兹别克国家，几乎把河中地区完全统一于自己的治下，布哈拉的经济地位由此可见一班。

阿卜杜拉二世

与此同时，昔班尼王朝的统治者维护货币金融的稳定，注重发展跨国贸易。早在昔班尼汗的时候，国家就尝试铸造统一的银币作为市场的硬通货，为贸易提供便利。虽然由于汗国局势动荡，货币价格波动幅度大，但是政府的货币政策大体上保留了下来，并在阿卜杜拉二世时期得到完善。在贸易路线方面，与萨法维王朝、莫卧儿帝国的敌对关系限制了昔班尼国家向南扩张贸易网络的能力，而此时新兴的沙皇俄国向东拓殖，开辟了西伯利亚商路。乌兹别克人主动抓住了这一机遇，并将商路上的贸易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在这个过程中，被称作“布哈拉人”的群体迅速崛起。他们以商业活动为核心，由多个族群构成，并形成了广阔的商业网络，促进不同部落与民族之间的交流。除此之外，这个强大的商人群体在为布哈拉汗国增加税收、抵御俄国商业利益的渗透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维护了河中地区的经济独立。

布哈拉传统服侍

文化上，去波斯化，推广突厥-蒙古化的伊斯兰文化，加强河中地区的文化认同

萨曼王朝时期，地方统治者为了增强文化独立性，大力弘扬波斯文化，复兴波斯语，以区别于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帝国。后来，喀拉汗、伽色尼、察合台、帖木儿等政权相继对河中地区实施过有效统治，波斯文化的主导地位被加强，但同时蒙古-突厥色彩的伊斯兰文化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6世纪，自钦察草原（دشت قپچه）南下的乌兹别克部族一方面也是伊斯兰化和突厥化的蒙古人，另一方面其受波斯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小，原始的宗教文化成分保留较多，因而文化上与波斯的联系较少，但是却能与河中地区的文化具备较大的相似性。再加上什叶派萨法维王朝与昔班尼王朝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上的尖锐对立，昔班尼国家在吸收波斯文化的有益成分提升自身文化水平的同时，极力发展出自成一系的社会文化，逐步摆脱伊朗高原的影响。

对逊尼派政治学、伦理学和法学研究的支持是昔班尼王朝文化政策的重心。早在帖木儿时代，沙哈鲁就通过大力扶持伊斯兰社会学科的研究、打压蒙古传统文化影响力的手段，促进突厥化蒙古人的社会转型，并积累了相应的学术基础。昔班尼政权建立之后，由于与萨法维王朝在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上的尖锐对立，支持相应理论的研究、回应敌人的思想宣传更显必要。前述的伊斯兰法学家鲁兹把汗在服侍昔班尼汗及其继任者速云赤汗（Khan Köchkünji，1510-30在位）的过程中，就不遗余力地向统治者宣传敌视萨法维王朝的理论学说，加剧伊朗与河中的矛盾。另一方面，汗国的统治者出于法治建设的需要，对逊尼派理论学说的依赖程度也日益加深，因而特别是到了欧拜杜拉汗执政以后，国家对它的资助超过了对其他社会文化事业的支持。

昔班尼国家还积极打造具有突厥-蒙古特色的学术文化中心，抗衡波斯和南亚的影响，去波斯化。15世纪后半叶，赫拉特统治者米尔咱·侯赛因（Husain-i Baiqara,1469-1506在位）大力资助文化事业特别是突厥语言文学的发展。在他的宫廷中，以米尔·阿里（Mir Ali Shir Nawa’i，1441-1501）为代表的诗人和学者认为突厥语是一门与波斯语媲美，甚至超越波斯语的语言。突厥化蒙古人的自我意识和文化自豪感在学者和文学家的鼓励下日渐增强。昔班尼时期，借着伊朗政治局势变动，大批学者、艺术家出逃的契机，昔班尼国家兴建学术研究中心，支持细密画、医学等方面的研究，形成所谓“布哈拉流派”。同时，作为风行日久的精英文化的代表，波斯语文学、学术写作继续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昔班尼统治者与莫卧儿帝国一样，在不依赖伊朗高原文化资源的情况下，独立发展各具特色的波斯文化。此后，波斯语与突厥语在中亚经历了长期的博弈，塑造着乌兹别克族群的文化形态。

巴布尔割据阿富汗时期中亚昔班尼-萨法维-帖木儿三足鼎立格局

总之，在16世纪这个世界格局出现大变动的时期，乌兹别克族群立足于自身的实际，作出了符合发展要求的选择，南下河中，成为定居民，并在昔班尼王朝以及后继政权的影响和塑造下，逐渐告别游牧民族的血缘认同，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形成以河中地区为核心的区域认同，乌兹别克的民族认同开始形成。

四、结语：以时空隔绝换民族认同

政治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指出，经济的发展与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无法一蹴而就，它要建立在已有社会形态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基础上。而对于一个地理位置十分不利的国家而言，“符合地区要求的”制度建设是其实现发展的唯一办法。作为草原游牧区与农耕区交汇处的中亚地区，历史上一直作为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而存在。频繁的交流给它带来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和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族群构成的破碎化以及区域内政治秩序的不稳定，社会的发展受到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严重制约，十分脆弱。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构建一套能够稳定中亚区域内政治经济局势的制度体系和文化认同，增强区域的整体抗御力，成为中亚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基本要求。

阿卜杜拉二世时期的金币

可以说，16世纪昔班尼王朝的建立是中亚地区历史主体在无意中企图实现这种要求的尝试。无论是穆罕默德·昔班尼，还是后来的阿卜杜拉二世，历任昔班尼大汗都渴望把整个河中地区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为此进行艰难的斗争。除此之外，相应的改革措施也在贯彻落实，以配合乌兹别克部族定居中亚的客观需求。然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落后于周边文明地区的乌兹别克部族要完成这样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就不得不采取“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方式，以相对封闭的发展方式来完成任务。

于是，在文化上，昔班尼王朝与萨法维尖锐对立，努力革除波斯的影响。政治上，对帖木儿后王赶尽杀绝，与新兴的莫卧儿帝国隔兴都库什山而对峙；同时在锡尔河流域严防死守，阻止游牧民族和俄罗斯人南下。经济上，统治者铸造流通于自己境内的货币，并培育商人群体，垄断中亚区域内的贸易。这些自我封闭的措施无疑加强了乌兹别克部族以及其他中亚居民的凝聚力，但是却让自身与外界隔离开来。

16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与世界市场的逐渐成形，世界整体的经济重心开始由陆地转向海洋，陆上丝绸之路的经济地位相对而言重要性下降，而昔班尼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不合作”态度，则进一步削弱了陆路交通的价值，同时自身的经济价值也逐步下降。昔班尼王朝封闭的体制在短期内维护了中亚地区的相对稳定，并无意中助推了乌兹别克人从部族向民族的转变，让河中地区成为乌兹别克民族永久的故乡，但从长期而言，却让自己不但与伊斯兰世界相隔绝，而且日渐依附于俄罗斯所开辟的西伯利亚商道，在历史的长时段中逐渐从优势转变为劣势，最终被俄罗斯所完全控制。因此，十九世纪以来中亚日渐落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丧失独立自主，并导致在发展上的完全依附，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1.[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9年。

2.[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3.[苏联]巴托尔德著，张丽译，《中亚历史——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第1部分》上册，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

4.新吉乐图，《伊斯兰化蒙古概述》，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1年第5期，第62-66页。

5.蓝琪，《昔班尼王朝在中亚乌兹别克族形成中的作用》，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51-54页。

6.班布日，《论伊斯兰化蒙古人对“扎撒”、“必力克”的信仰》，载《西部蒙古论坛》2013年第3期，第46-57页。

7.褚宁，《16-17世纪中亚与中国关系研究四题》[D]，暨南大学，2014年。

8.王三三，《16-17世纪布哈拉汗国周边关系考述》[D]，西北师范大学，2008年。

9.Peter B. Golden, Central Asia in Worl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Svat Soucek, A History of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David Christian, A History of Russia, Central Asia and Mongolia, Vol. 2, Hoboken and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2018.

12.Guy Burak, The Second Formation of Islamic Law: the Hanafi School in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3.Stephen Barisitz, Central Asia and the Silk Road: Economic Rise and Decline over Several Millennia, Cham: Springer, 2017.

14.P. M. Holt, Ann K. S Lambton, Bernard Lewis(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ol. 1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5.Alisher Ilkhamov, “Archeology of Uzbek Identity”, Anthropology & Archaeology of Eurasia, Vol. 44, No. 4 (2006), pp. 10-36.

16.Arthur F. Buehler, “The Naqshbandiyya in Timurid India: the Central Asian Legacy”, Journal of Islamic Studies, Vol. 7, No. 2, 1996, pp. 208-228.

فضل الله بن روزبهان خنجی, مهمان نامه بخارا, تهران: شاهنشاهی,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