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中的民族特色
张永江
摘要：清朝是由女真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政权。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是以多民族的多元共存作为自己特色的。经过两百多年的努力，清朝实现了从“清朝”认同到“中国”认同的过渡，至清末形成了“五族共和”的观念。因此，我们应该重视清朝历史上的民族特色，重视各民族在这个历史时期对祖国历史的共同贡献。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清朝历史中的民族特色》。这个问题我打算分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第一个是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问题来跟大家交流；第二个是清朝历史当中包含着哪些民族特色，我们怎样来判断这些民族特色的价值。
选题原因：重新审视中国清史研究
首先，我为什么要选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据我查证，我们国家第一次官方阐述这样的一个观点是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的时候，外交部授权发表声明。这个观点由官方发表以后，曾经引起过西方的反弹，学术界也有一些反映，认为我们这个话是含糊不清的。“自古以来”是一个什么概念？古到什么时候，是从元朝开始还是从秦汉开始？
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是受到西方文明冲击的，中国1840年以后的发展线索，都是对西方文明冲击的一种反弹，是根据这个来展开的历史，这叫“冲击—反应”模式。到70年代末8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汉学界、中国学界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就是所谓的“中国中心观”，代表人物是柯文，他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阐述了这一观点。90年代以后，又有“新清史”作为代表，主要是指中国古代史这个时期，这当然不限于中国古代史。其实这样一些解释，这样一些理论观点的演进，彼此是有连带关系的。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征服王朝”理论的和中国历史的实际有多少关联。最早提出“征服王朝”理论的是美国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他曾经写过《东方专制主义》，是对欧洲的中国学和美国的中国学有极大影响的一位学者。1949年，他和中国学者冯家昇合著了《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在这本著作序言里，他提出了著名的“征服王朝论”的理论框架，认为公元10世纪上半叶以后，在汉地建立的北方民族政权与十六国、北魏时期的北族王朝政权明显不同。后一类王朝的建立者民族，在向汉地渗透过程中，逐渐忘记自己的本民族特征甚至民族本身，而前一类王朝一般通过向汉地的短时间征服建立。汉地是一个为统治民族提供服务的被征服地区，这类王朝的统治民族对汉化的态度是有保留的，他们完全的汉化要等到征服状态结束以后。
这个理论出现以后，日本的学者首先呼应。1964年前后，日本著名学者田村实造主编了《中国征服王朝之研究》，系统地把魏特夫的理论落实到了中国史系列研究的实际当中。这个理论曾经一度沉寂，但是它并没有完全退出学术领域。最大最明显的一个反映就是，从90年代以后“征服王朝”理论变换了一种面貌，以所谓的“新清史”这个面貌重新出现了。
所以，这里边我还要简单的讲一下美国的“新清史”学派。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这个概念是1996年一位美国研究清史的学者伊芙琳·罗斯基（中文名罗友枝）提出来的。罗友枝在1996年美国的“亚洲研究年会”主席致辞上做了一个演讲，这个长篇演讲针对1967年著名清史学者何炳棣的关于清朝历史的演讲，做了一个新的阐释。何炳棣这个长篇演讲就是《论清朝的汉化》，在当时很有影响力。在演讲里何炳棣提出，清朝能够成功的维持268年的统治，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清朝走了汉化的路线。当然，他的演讲很丰富，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基调。罗友枝针对这个就提出，清朝能够维持长久的统治不是因为汉化，而是因为恰恰相反，它保留了自己满族的特色。满族特色主要表现在满族共同意识的培养，以及一系列制度设计方面。这个演讲发表以后，在美国清史学界激起了轩然大波。罗斯基在评述“汉化”理论的同时，给了何炳棣带了一个帽子，说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因为何炳棣是华裔），说他是基于汉族的立场来判断中国满洲族的地位。何炳棣当然不能接受，所以1998年起来反驳他，就发表了很有名的《再观清代》。何炳棣提出，清朝能够维持长时期的统治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不能简单的形成一个二元对立——是汉化还是满洲化，简单的二元对立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他说，我不否认清朝保持了很多的北亚特色，就是满洲的民族特色，但是清朝的汉化也是它的一个主流，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另外，他提出，说我是民族主义者是一个污蔑，为什么呢？他说这个理论恰恰不是我，不是中国人率先提出来的，而是欧洲学家（实际上就说魏特夫）和日本学者提出来的。这个反驳是非常有力的。
怎么来看待这个争论？中国的清史学界从1997年翻译罗斯基这个文章到最近几年，我们也在回应着美国的这场争论，因为这关系到中国清史研究。最集中的反映就是，去年《清史研究》杂志先后两期组织了专题的讨论。同时，去年我们组织了一个高端的“国际清史的研讨会”，题目叫《清朝的国家认同》。当然何炳棣不可能来了，主要是新清史的一些代表人物和我们国内的一些学者。
在我个人看来，这场争论与其说非要争出来，是汉化还是满洲化的价值判断，不如说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过去的清史研究有哪些不足，未来怎么样把清史研究薄弱的地方重新充实，使它走向更加深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看一看清朝到底存在着哪些民族特色。
清朝历史中包含哪些民族特色
大家知道，清王朝是从东北兴起的，由女真的后裔首先创建的一个较小的民族政权，后来在与明朝的搏斗当中慢慢壮大起来，最后取而代之，于1644年建立了统一的大清王朝。
那么，它跟被取代的明朝有什么区别呢？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清朝的民族特色。明朝是在推翻征服者（蒙古人建立的大元王朝）基础上建立的。所以明朝在一开始打出的旗号，就是清除蒙元的影响。最典型就是朱元璋的四句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陈纲立纪，救济斯民，这是朱元璋《谕中原檄》里面提出来的。当然，原本里面也有不同的说法，比方说“恢复中华”最初叫“光复中华”，不管怎么样，不影响基本意思。很显然，他这是采取民族革命式的立场，来组织这场反元运动的。所以在他确立的明朝帝国，政治架构其实是以中国先秦理想的国家模式为他的模式的。明朝帝国的政治结构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是“华夏＋四夷”的模式。
所谓华夏，就是以居住在长城以内的中原地区的汉族为中心，各个边疆民族住在汉族的周边。明帝国在边疆以外，而且采取的政治策略是“守在四夷”。“守在四夷”是儒家的传统理论，认为汉族作为文明高的一方，应该是居住在国家中心的位置，少数民族因为文化落后，应该住在国家的边缘区域。所以在明朝对待国内其他民族的策略，是实行怀柔政策。最初设立卫所，比方说在东北，女真就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卫所，任用少数民族的人士担任卫所的首长。但是这些少数民族人士的首领，一般不被允许来到京城，而是在明朝确立的边防界限之外活动，最多允许进入到边界的城市。所以，他们基本上没有机会跟明朝的主体民族——汉族进行接触。
当然，明朝也曾在特殊时期对少数民族实行比较柔和的政策，比方说，曾经封蒙古的俺答汗为顺义王，曾把三卫的首长迁到明朝的近边地区居住。但是从总体来看，明朝是排斥边疆民族的。作为最初明朝辖下的满洲，满洲这个名称出现得很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说是从李满住这个人名来的，但他其实是女真族的后裔。女真族的后裔在15世纪末慢慢强大起来以后，开始内部的统一事业，就是从努尔哈赤开始的。努尔哈赤首先统一了建州的内部，随后又统一了邻近的两大女真部落。一部分是所谓的海西女真的四部；另外一部分是更远的靠近黑龙江地区的野人（东海）女真的一些部落。这样就形成了自己的满洲的政权。
满洲政权对外的国名有变化，最早他们称自己为“后金”，后来改为“大金”，1636年以后又改为“大清”。这个政权从1636年以后，已经带有了明显的学习汉文化的色彩，比如在确定国号的时候，“大清”就是针对他要反抗的大明。我们知道，明和清在字面的含义上都是接近的，清明清明，政治清明，所以他蕴含着对抗、分庭抗礼的意味。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是以多民族的多元共存作为自己的特色的。大家知道，女真的部落虽然很多，但是人数很少，要跟明朝对抗，那它必须尽快地吸纳周边的各种各样的部落。属于自己同一个文化的女真的部落，那自然是发展的重点；跟自己邻近的有共同点的部落，比方说蒙古人，也成为它积极吸收的部分。在金国时代，满洲政权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以女真后裔做基干，同时吸收蒙古人，再后来吸收了一部分辽东汉人的民族。所以在入关以前，满洲人建立的政权其实已经是以满、蒙、汉三族为主要民族。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族系，比如说北方的通古斯人的一些民族，像索伦人这样一些部落。
入关以后，它的民族性得到了加强。为什么呢？因为有人统计过，在入关之初，八旗系统的人口不超过20万人。从战斗力上来说，这是一支精兵，但是如果要统治明朝辖下的广大版图，区区20万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入关之初，在跟明朝鏖战的时候，清朝对北方民族基本上采取的就是源源不断补充的政策，不断的把北方其他族系的民族，索伦、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吸引或者加入到八旗队伍里面，这些人叫做“新满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女真人，但是他们毕竟跟女真人的文化是相近的，在习俗、语言上，在各个方面属于一个大的系统，叫“北方族系”系统，所以把他们全部纳入到满洲这个阵营当中，来跟明朝争夺天下。这个过程从1644年到1681年，经历了三十几年的时间。这三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先跟李自成作战，然后跟南明的势力作战，夺取明朝的版图。
从民族层面来判断，清朝初年的民族关系，可以用康熙皇帝使用过的几个概念来表述一下。
第一个概念是“首崇满洲”，尊崇满洲。满洲作为征服者，是主体部分，是这个政权的主人，所以当然首先要得到重用，在社会、政治地位上要得到优先。
其次，康熙皇帝使用的概念叫“满蒙一家”。这个概念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满蒙两个民族是要融为一体的，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满蒙联姻，通过政治上的结盟来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有关满蒙联姻，国内已经做过非常充分的研究，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南开大学杜家骥教授的《清朝的满蒙联姻研究》，这部著作有六十多万字，非常详尽地归纳和阐述了清朝满蒙两个民族通婚联姻的过程，分析了他们的影响。那么简单地说，在整个清代，满蒙两个民族是持续不断地大规模地联姻。联姻首先是清朝皇室带头，从努尔哈赤开始，到皇太极，到顺治，这几代皇帝都带头跟蒙古贵族通婚。努尔哈赤有两个妃子是蒙古族的；皇太极封的五宫后妃全部都来自蒙古；顺治有一半的蒙古血统，顺治的母亲孝庄太后是蒙古科尔沁部贵族的女儿，顺治的两个皇后都是科尔沁贵族的女儿。所以从皇帝这个角度来看，一直到乾隆皇帝还有蒙古人的妃子。当然皇后已经不是了，康熙的皇后就不是蒙古人，雍正也不是，乾隆也不是，但是他们都有蒙古人的妃子。而且清朝的历代皇帝都有蒙古的血统，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这样的联姻有将近七百次（我说的不光是皇室，还有满洲的贵族大臣，但是以皇室为主），涉及到内蒙古、外蒙古和西蒙古的很多个部落，以内蒙古为主，特别是科尔沁部。
孝庄皇太后与孝康章皇后
这里有一个图片，第一张是孝庄皇太后，来自科尔沁部；旁边是顺治的孝康章皇后，也是来自科尔沁部的，是孝庄皇太后的侄女。“满蒙一家”是第二个民族关系上的处理原则。
第三个叫“满汉一体”。这在皇帝的文集和《清实录》里经常能够看到。“满汉一体”体现在官员任用上，清朝主张“满汉双轨制”。从内阁六部到九卿，基本上是两套，一套叫做满洲系统，一套是汉族官员。比如吏部尚书，有吏部满尚书，有汉尚书；满侍郎，汉侍郎，一比一的配比。当然掌印的就体现在“首崇满洲”了，做主的是满洲官员。
这三句话体现了清朝国家的多民族性，也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处理国内主要民族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清朝与明朝相比有一个大的变化。明朝很明显的是以汉族作为“华夏”，其他的民族作为“四夷”，有的时候也称为“狄”，蛮、夷、戎、狄，总之是比较贬斥的概念。清朝入关建立王朝以后，因为在文化上处于适应和发展的状态，所以难以回避华夷的观念，但是清朝皇帝，特别是清初的几代皇帝，力主扭转传统的华夷不平等、华夷有别的观念。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努力，就是清初雍正皇帝与曾静的辩论。曾静是明遗民吕留良的学生，是个汉族的传统儒生，他宣传吕留良的观点，认为满洲人入关取代明朝是蛮夷华夏，是中原陆沉，是亡国灭种。这个言论在当时对于清朝的统治是不利的，特别是雍正皇帝，当时刚刚即位，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雍正皇帝不惜放下皇帝之尊，跟曾静来辩论谁是华谁是夷，华夷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争论体现在后来编辑成的一本书《大义觉迷录》中。雍正首先承认，说我们是夷，但不是说我们边疆民族是夷，而是居住地点不同的一个区别，居住中原的叫“华”，居住在周围的人叫“夷”。这不代表我们落后，也不代表我们的血统。他说，舜为东夷之人，中国上古的“三皇五帝”圣明君主不也有出身夷的吗？所以“夷”不是一个贬称。然后讲，满洲对中华有大功，我们统一了这个国家，扩展了这个国家的版图，你怎么还能歧视满洲呢？清朝立国以来，满洲、蒙古、汉人各族平等，我们也没歧视你们。所以在清朝大一统的情况下，再讲华夷有别、华夷不平等，他认为这是非人类，根本就不顾实际情况。
通过这个辩论，清朝就确立了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凡是国内的边疆民族，所有清朝管辖下的族群都不再是“夷”，都是中华体系的一部分。那么谁是“夷”呢？国境之外的，比方说俄罗斯人那是“夷”；跟我们对立打仗的准噶尔人是“夷”；另外还有来朝贡的外国人，这才是“夷”。国内的族群都应该是中华系统的平等的成员，而且雍正皇帝倡导“臣民”的概念。无论哪个民族，都是清朝的臣民，一律平等，不以出身作为区别高下，作为文化判断的标准。通过这场辩论，实际上在清前期实现了华夷观念的转变。国内的少数民族被称作“藩”，极个别情况也有“藩夷”的说法。所谓“藩”，是居住在国家的边缘部位，享有一定的自主和自治的权利。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清朝皇帝作出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转变。
为了巩固这样的观念，清朝皇帝对于胆敢挑战这种观念的人，无论你是哪个民族的，都严惩不贷。这里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康熙年间，古北口是长城五口之一，很重要的关口，古北口的总兵是汉族的蔡元。这个人就给皇帝上了一个奏章，说清朝已经建国这么多年了，长城已经坍塌得很厉害了，说要修长城防御外夷的入侵。这是明朝的一个策略，跟明朝的观念有关系。奏折上来以后，康熙皇帝非常生气，说中国历代都以长城作为保护自己的屏障，但是从来没有能够避免过外来的武力的征服。他说，反过来说，我朝情况正好相反，我朝以蒙古为长城，实行满蒙一家，所以化解了历代来自北方的各种各样的危机。他说，满蒙一家、众志成城比大规模的兴工铸造长城不是更有效吗？另外，乾隆皇帝的时候，有个满族大臣叫伊龄阿，伊龄阿1749年给乾隆皇帝上了一个奏折，在奏折里面他使用了夷和汉的概念，而且把“夷”用来指蒙古。乾隆皇帝非常生气，说你以蒙古为“夷”，其名不顺，不合潮流，国家都大一统了，满蒙一家，皇帝本身就有蒙古血统，你还讲这个东西，你不是愚蠢吗？然后说，蒙古已经臣服百年以上了，你目之为夷，蒙古人能心甘情愿吗？所以把他革职申斥。
有这个观念的还不止一个。大概又过了几年，甘肃巡抚鄂昌，这是个满洲人，在鄂昌的诗里面以蒙古为“胡儿”。“胡儿”是个污蔑的说法，所以这个诗被告到乾隆皇帝这里。乾隆帝大怒，说他自家诋毁。满蒙一家，蒙古是胡儿，你满洲是什么呢？大家不都一样吗？最后勒令他自尽。这个大臣就因为这样的一个错误观念送了性命。可见，在这一点上乾隆皇帝是讲究民族平等的。所以“文字狱”不光是针对汉族，满族大臣乱写诗影响国家安定局面，一样要处罚。这是清朝在意识形态方面作出的重大的改变。
政治体制方面，清朝在进行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叫做“参汉酌金”，这是入关以前确立的。“参汉”就是参照、参考汉族的制度；“酌金”就是适当的考虑后金自己的传统和制度。所以，清朝的政治体制有的地方一样，有的地方有明显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清前期有一个重要的决策机构，叫议政王大臣会议（又称“国议”），这是一个国家决策机构，重大的军事外交、政治事件都要提交这个上面讨论。皇帝虽然是皇帝，但是要等大家讨论，拿出意见以后再裁决，这明显是北方民族的传统。辽朝有贵族议事大会；蒙古有忽里勒台议事大会；满洲人也有这样的传统，所有的高级别的贵族一起来讨论重大的国家问题。
当然，清朝也有学习汉族制度的地方，继承了汉族很多制度。比方说天聪三年，学习汉族设立了文馆，这个文馆就是模仿明朝的内阁来设立的，处理文书和对外文本事务，秘书机构。清初改成内三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内秘书院，再以后直接改成内阁，这跟明朝就统一了。另外，天聪五年设立了六部，完全仿照明朝会典设置的。但是明朝六部的官员是经过任命考核的官员，是有任期的，而清朝在六部之上又加了个管部的王大臣，六部的最高行政官员不做主，做主的是上面，由满洲的各个王分管。所以，它是一个混合的制度。
另外，清朝有一些自己独创的制度，比方说入关以前有“蒙古衙门”。蒙古作为入关前满洲政权的一个重要力量，要单独管理，所以设有蒙古衙门。后来这个“蒙古衙门”设为理藩院，因为要管的不光是蒙古了，还有其他民族。这些民族都叫做藩部、外藩部落，所以改成“理藩院”。明朝没有这类似的机构，中国历史上其他的王朝也很难找到类似的机构。反过来说，清朝以后民国时代北洋政府有“蒙藏院”，国民党时候有蒙藏委员会，可是这个制度的开创者是清朝。
这是中央的机构，在地方上管辖各地的事务，清朝也设立了自己独创的制度，这就是所谓的边疆军府制度。比如说东北，东北不设行省，东北设省是很晚的事情，是一九零几年才设省的。那么，东北这个地区设立三个将军，叫三将军体制，黑龙江、吉林和盛京三个将军。然后内蒙古设立热河都统，内蒙古西部设立绥远城将军来控制乌、伊二盟（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外蒙古设立库伦办事大臣，青海设立青海办事大臣，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南疆还设有很多的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这些长官都是带兵的，手里有军队的，而且是军政事务都管，有点像军管的性质，所以这叫军府制度。
当然，各个民族地区有自己的行政体制，比方说蒙古的叫蒙旗制度，今天内蒙古蒙旗制度还是一个基本的行政制度；新疆回部设立伯克制度，主要是南疆地区；外蒙古也是蒙旗制度；西藏设立噶厦制度。这几套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了清朝对边疆地区有效的管理体制。
清朝还有一些很特殊的制度，比方说，秘密奏折制度。这跟明朝不一样，明朝是提本，所有的事务官员都要写提本、写报告，报告先要到内阁，内阁拆封誊抄以后转呈皇帝。可是清朝采取的是秘密奏折制度，皇帝的指令通过军机处，直接发到边疆的各个大臣手里，别人不知道皇帝是什么意见。而且各位大臣给皇帝的报告，也直接通过军机处上达皇帝，不经过内阁。所以，保密和效率都大为提高。
另外，还有关于皇太子制度的改革。中国历代王朝，所谓太子是国本，皇帝即位以后先要选立太子，避免他人来争夺。但实际上是免不了的，清朝康熙皇帝经过两立两废太子，最后觉得预立太子这个制度不行。所以他就采取秘密建储，皇帝生前指定这个人，但是保密，谁也不公开，不说是谁。避免大臣结党，形成自己的势力来控制未来的储君。这个制度也很有效。
还有木兰秋狝和避暑山庄制度。避暑山庄现在是旅游胜地，但是在清朝，那主要是一个皇帝跟北方民族关系沟通的地方。很多重大的事务，比方说平定准噶尔，接见准噶尔贵族，六世班禅来朝廷做访问，都是通过避暑山庄来接待的。所以，避暑山庄不是皇帝游玩的地方，那是他处理北方民族事务的一个特定场所。
满族作为一个北方族群，建立起大清王朝，军事征服是难免的，所以在制度上这也留下了征服的色彩，最典型的就是八旗驻防制度。清朝为了控制广大的版图和民众，选择三条防线来配备兵力。一条是滨海线的驻防，比较大的驻防点像镇江、福州、广州，这都是将军副都统级别的驻兵。第二条防线是长江沿线的，从南京，到荆州、成都、杭州，这条线上都驻防有大量的兵力。另外一条是北方的长城沿线，从甘肃的凉州，到宁夏的银川，到绥远城，像热河、张家口，这都是长城沿线的驻防。这个驻防是偕眷驻防，就是士兵带家属的，长期的驻防制度。在清代，特别是清前期，八旗系统的军队是满洲人自己建立起来的，这是国家军队的主力，而汉族军队尽管人数不少，但地位很低。这是驻防制度是的特色。
清朝在法律上实行因地因族制宜的原则。国家最高的基本法是《大清律例》，《大清律例》大部分条文是沿袭明代的。这是一个继承，但是它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称为民族法，也可以称为区域法。比方说《理藩院则例》，这是适用所有藩部的基本法典；另外还有针对蒙古的《蒙古律例》；还有针对新疆维吾尔族地区的《回疆则例》；还有专为管理藏族制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实际上也是一部法典。但是这样的法律，只适合于有藩部地位的区域，像西南的少数民族，因为清朝已经实现改土归流，纳入各行省管辖，那么就一律遵从《大清律例》，不再专门为它制定法律。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有这么多边疆部族的特殊法律，但是清朝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有一条规定就是命盗案件，特别是死刑，终审权在北京，是理藩院会同三法司核定拘提，理藩院加上法律系统的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一起商量以后拿出意见来，最后皇帝来确定。
文化上，清代实行多元文化并存的政策。首先，我们来看官方的语言文字。清代最基本的三种官方通行语言文字就是满、蒙、汉文，满语、满文，蒙古语、蒙文，还有汉语、汉文。这三种文字、语言享有同等地位，这表现在什么方面呢？皇帝发布诏敕，要用这三种文字并列发布。宫殿的匾额，甚至皇帝陵墓的匾额，是满、蒙、汉三种文字并列，这是《大清会典事例》明确规定的。另外，清代显示权利的印信，国家重要机关的，比方说六部的大印，是满、汉两种文字并列，理藩院是满、蒙、汉三种文字。管辖各个边疆民族地区的官员所持有的印信，督统、办事大臣、将军，他们的印信根据管辖区域的民族不同而有区别。比方说，伊犁将军的印信是满、汉再加上托忒文、回文，热河将军的是满、蒙、汉，因为他管辖区内是蒙古人。另外，国家最重要的史书《实录》的修订，要满、蒙、汉三种文字。还有佛经，《大藏经》满文版、蒙文版、汉文版都有，三种文字发布。另外还有“时宪书”（历书），每年的十月初一，皇帝举办朔颁节授时，边疆地区都要派人来领，时宪书也是满、蒙、汉三种文字发布。反过来说，对境外的像朝鲜、越南，都只能使用汉文。另外，还有国家发布的字典，从康熙年间开始，最初公布的是满汉合璧《清文鉴》，然后是满、蒙、汉《三合便览》，然后是满、蒙、藏、汉《四体清文鉴》，到乾隆时形成满、蒙、汉、藏、回《五体清文鉴》。在这个时代，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发布如此重要的多文字对照字典。50年代，我国重新翻印了《五体清文鉴》。
在礼仪制度方面也体现了满蒙汉各民族地位平等。清朝重大的祭祀活动，蒙古大臣甚至维吾尔族的贵族，都有一定的班位。清朝新设了很多重要的祭祀地点，比如广西的海阳山神，北方的长白山神、松花江河神，蒙古地区的大兴安岭山神，外蒙古的肯特山山神、蛮汉山山神，伊犁的博格达山神，西藏的瓦合山神，这些都是象征着边疆民族地位的。
教育和科举方面也都有少数民族的特色。教育方面，京城和各驻防地专门为八旗设有各种各样的官学。国家太学里边有八旗自己的系统。科举考试里边有满洲翻译科，有蒙古翻译科，三级都有，从秀才到举人，到进士，这是一套完整的，跟汉族的文科和武科是完全平等的地位，待遇也一样。
在宗教政策方面，设立四大活佛，所有重要的地区寺院都被纳入到国家财政补助范围，寺院主要的僧人都由国家来给予俸禄，这是清代特有的。
通过这样的一些努力，清朝经过200多年，实现了由“清朝”的认同，到向“中国”认同的过渡。没有这200多年间清朝对族群融洽的努力，没有这个认同意识的培养，到清末不可能形成“五族共和”的观念。清末皇帝退位诏书里面讲，和汉、满、蒙、回、藏五族为新的中华民国。这个诏书是谁起草的另当别论，但是通过满族的隆裕太后发布出来的，说明统治者是认同这个东西的。所以，清朝灭亡没有出现过像元朝崩溃、南北对立那样的历史悲剧。在这一点上，清朝在融入中华民族方面，确实有大功于中国，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更不用说清朝留给我们的广大地域版图。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明朝的版图有多大？长城以外皆为敌国。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重视清朝历史上的民族特色，重视各民族在这个历史时期，对祖国历史的共同贡献。
好，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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