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江伟
关于华夏文明的起源和规律，笔者用“游牧奴役农耕，而后融入农耕”来描述，一再指出，华夏文明虽有“农耕文明”之称，却是游牧文化为内核形成的。
这是因为，整个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游牧民族一直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甲骨文最初表达的也是多音节的有倒置语序的黏着语，即广义上的阿尔泰语（包括古羌藏语）。
认识和理解这个规律非常重要，否则就会在考古实践中，把来自游牧文化的礼器，误认为是“农具”，举例如下：
浙江绍兴博物馆中贴着“农具”标签的先秦礼器，说是割稻的镰刀。
绍兴博物馆展出的“农具”青铜鎒，说用于挖泥和铲草。
绍兴博物馆展出的“农具”青铜鎒
这些先秦礼器被错误地贴上“农具”的标签，本质上是对中国历史的误读。它们都出土于诸如印山大墓这样的高等级贵族墓中，墓主人生前不可能去亲事农耕，随葬农具干什么呢？
整个先秦时代，青铜都是珍贵稀罕之物，被叫作“金”，就像今天的农民，他们不可能用“金”去制作农具。
并且其时，稻田的产出很是低下，就是稻穗子稀疏，用手捋下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把整株稻谷割下。
这种青铜鎒（nou）就更不可能是农具了。此物成飞鸟之状，尖头向上，加以木柄，就是一件威风凛凛的仪仗。第一个青铜鎒可分为一长一短两个“镰刀”，所谓镰刀可能是一件礼器的残部。
西藏苯教中，有一种镰刀状的法器，叫作“索儿”（ཟོར་），乃是赞魔使用的夺人性命的神器，因此这些青铜鎒也可能是用于“傩”礼，驱魔祺禳用的一种法器。司马迁明确记载，越王祖先与夏禹有关，那么，他们来自青藏高原，为原始苯教背景的可能性就很大。
镇江博物馆展出的同类器物，同样贴着“农具”的标签，但上面没有任何使用过的痕迹。
南京博物馆展出的“农具”青铜犁铧，1975年出土于高淳县。
江西博物馆展出新干大洋洲出土商代“农具”青铜锸，上面竟然有代表神圣的云纹。
杭州良渚博物院展出的“农具”石犁，出土于瑶山金字塔状墓地中，距今已有4500年。
良渚博物馆展出的“农具”石锄
良渚博物院中还有石犁和石锄使用方法的示意图
良渚博物院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说：“良渚先民将石犁与斜把破土器、石锄等，组装成了石制稻作系列农具，配套使用，这是一大创举，进一步提升了稻作农业的生产效率。”但只要仔细观察一下这些所谓的“农具”，就会知道这些标签与介绍有多荒谬了。
因为它们制作都非常精细，器身都很薄，明显经过精心打磨，还钻有孔，在遥远的史前时代，要在坚硬的石头上打磨和钻孔，是一件非常耗费人力物力的事，制作这样一个“石锄”或“石犁”，可能要花费数月甚至整年的时间，如此贵重又易折断的东西，用它去犁地或挖土，不是脑子有毛病了吗？
总之，不理解“华夏文明的内核是游牧文化”，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这些误读。游牧文化是以“礼制”为特征的，即以血缘关系分别高低贵贱，使之永不改变地保持下去，而农耕人口，始终处于那个社会的最底层，注定了农具不可能成为礼器的式样，任何农具都不会出现在史前和先秦贵族大墓中。
附图：
陕西韩城梁带村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与绍兴博物馆展出的割稻“镰刀”造型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