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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周宇华，1985年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市，2012年生下女儿梓桐，独自带着她在成都生活。
2018年五一，孩子们的幼儿园生活即将结束，为了给即将分开的三个好朋友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我和其他两位妈妈商量要不要组织一场旅游。筹划之际，浩浩妈妈发来了邀请，约我们去马来西亚玩。
浩浩是梓桐她们幼儿园的好朋友，大班的时候转校去了马来西亚，与在吉隆坡工作的浩浩小舅生活在一起。几位妈妈商量正好借机考察一下国外的学校，于是一场旅行就此敲定。
逛完马来西亚各大景点，行程最后两天，按计划我们去参观了浩浩即将要上的国际小学。学校看起来外观整洁干净，和国内的小学并没有太大区别，不过一进入学校，让我大为惊讶。
学校里面到处都比较开阔，草坪也多，高尔夫就是大众运动，学校足球场是真正的草坪，游泳课是标配。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让游泳成为了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的活动。
学校的草坪足球场
学校游泳课
此次旅行吉隆坡给我们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更让我难忘的就是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想要带梓桐到国外读书的想法慢慢开始萌芽。
因为单亲妈妈的缘故，我一直尽自己的所能，努力给孩子最好的。为了让孩子能够上成都市区名校，我换掉我们原本精装修的三室一厅，买了这个老破旧的一室一厅，因为这个房子对口市里数一数二的一所著名小学。
可2018年春节后，这所小学的对口范围略有调整。为此，我跑了好几次学校和教育局，得到的答复都是等待分配。
同小区业主群里幼升小的适龄儿童家长，每天在分享着各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各处捞来的内部消息，据可靠消息说，孩子们多半会分配到附近的另一所小学。
这所小学的教学质量一直不高，校园风气也不好，我赶紧着手考察心仪的一所私立名校，号称最好的国际学校。
经我多方打听后发现，这所国际学校看起来挺上档次，可它的教学质量比宣传得差多了，加之学校在郊区，每天接送是个麻烦事儿，我也不可能再去搞套房子，果断放弃。
接近梓桐幼儿园毕业，我的心越来越凉。是要上这个有名无实的国际学校，还是上那个普通小学？经此吉隆坡之行，倒是给了我一个新的想法：带梓桐去吉隆坡上学。
在吉隆坡，国际学校贵的一年需要十万左右，便宜的只要三万多人民币，比国内很多私立小学都还要便宜。更重要的是，在这里留学可以作为通向名校的一个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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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想带梓桐留学的想法后，我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你不用担心我们，有你哥嫂在家照顾，你自己考虑清楚就行，我们从来都左右不了你的决定。”我知道父亲话里有话，还在为当年我未婚生下梓桐耿耿于怀。
2008年，我毕业后应聘到深圳一家世界500强公司，在那里认识了梓桐爸爸。梓桐爸爸是香港一家公司的高管，和我所在的公司有业务往来。虽然比我年长很多，但文质彬彬，看起来很稳重，而且对我十分贴心。
交往半年后，我意外怀孕了。梓桐爸爸高兴极了，对我倍加呵护，还给我买了钻戒求婚。可一旦提到结婚，梓桐爸爸总是找借口一拖再拖，我的肚子很快就藏不住了。梓桐爸爸又劝我，等生了孩子再结婚，在香港很多人都是未婚生子。
梓桐的出生，给我带来无尽的喜悦。可初为人母的幸福感并没有持续多久，我意外发现梓桐爸爸在香港有家室！被骗的我，为了保留最后一丝尊严，执意分手，带着梓桐从深圳回到四川。
那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光，但我一点也不后悔生下梓桐。不管付出多少，我都要给梓桐最好的！
目前国内的学校没有适合的，倒不如趁早给梓桐办理留学，早别人一步也早得到一些资源。最近两三年，我独立经营着一个母婴公众号，收入还不错。如果去了马来西亚，我的公号只要能正常运转，就意味着我们的经济来源不会被切断。
另外，陪读一年后，我可以在当地申请工作。左右权衡，我下定决心要送梓桐去吉隆坡留学。
2018年6月中旬，我联系了浩浩妈妈，开始着手入学相关事宜。浩浩妈妈帮我向爱丽国际学校交了报名费后，我开始着手准备所需证件和资料，可其中一项证明难住了我——需要提供家长的结婚证或者离婚证，而我两项都没有。
给孩子申请的学校
学校回复单身证明也可以。可等我到了民政局才知道，我国早就取消了单身证明这一项。站在民政局大厅，看着那些刚领离婚证的人，我当时恨不得随便抓个人领个结婚证，然后再去离婚。
实在没有办法，我只能先公证了整个户口本，因为户口里有一栏注明是单身。办完所需要的资料，眼看爱丽国际学校开学在即，学校的建议是先拿旅游签入境，然后再到移民局去换成长期的学生签和陪读签。
2018年8月31日，我选择了一个吉日，带着梓桐和两大箱子行李，踏上了求学之路。没想到，这趟求学之路远比想象的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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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机后，飞机在太平洋上空飞行4个小时后，我们顺利到达了吉隆坡。满怀着对新生活的期待，我和梓桐在入境处排队过关。那天正值马来西亚国庆，又是新总理上台，当天开始全面戒严，对每个入境的人都仔细核对。
排了足足一个小时，终于轮到了我们，我把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和签证护照一股脑全部交给了海关工作人员，她眉头略皱了一下，示意我去办公室一趟。因为我英语不好，也没法询问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只好带着梓桐乖乖去了办公室。
又等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一个会说汉语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她看了资料后问我此行的目的。“去上学！”我如实回答。
“你的签证不能入境，所以我们要送你回去。等你回去重新办好了签证才能入境。”海关工作人员不紧不慢地说。
她的话让我当场就懵了，这时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是要被遣返了？我手续齐全，为什么说我的签证不能入境？我试图给她解释，可是根本不管用。
被遣返！梓桐上学怎么办？我忙乎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把事情都办稳妥了，这都到了目的地了，怎么还要再飞回去呢？我一下子急得失去了理智，对她大吼起来，拉着梓桐就想冲出去。
这时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冲过来几个工作人员，我被他们带到办公室后面的房间里，梓桐一直拉着我的手紧紧跟着我，我能感觉到她的紧张，但是她一直都没出声。
一进去，他们就立马变了脸，几个人围起来对我不再那么客气，我的手机被没收，手被铐在椅子扶手上。我抱着梓桐恐惧失望地哭了一通后，平静下来，也接受了将被遣返送回国的事实。
房间里还关着很多和我一样将被遣返送回各国的人，那些人亲眼目睹了我被动粗和辱骂的全过程，有的人看我笑话，有的人露出同情的表情。一位好心的大哥从我身边经过时，低声劝我千万不能跟他们起争执，乖乖听话是最安全的。
几个小时后，他们解开我的手铐，把我和梓桐关进一个脏兮兮的围栏隔挡里。没有洗手的地方，厕所也很简陋，地上铺着几张纸板，里面还有四五个女性。在异国，我内心倍感悲凉。
此刻只要梓桐和我是安全的就好，我随手拿了几块纸板铺好，坐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抱着梓桐侧过身，眼角的泪不停地往下流。
听话懂事的梓桐一直都没有说话，我想她当时应该害怕极了，可是从小跟着我独自生活的她很坚强，就这样静静地陪着我，帮我擦眼泪。我抱紧她，心中充满了内疚和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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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梓桐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当天晚上我们就被安排坐上了回国的航班。海关工作人员把我和梓桐亲自交给航班工作人员。飞机抵达目的地后，空姐又把我和梓桐以及我们的证件交到我国海关工作人员手里。
回家后，我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从没受过这样的屈辱不说，梓桐开学在即，被遣返回国得三个月后才可以再入境。
一落地，我就赶紧联系了浩浩妈妈，她听了我的遭遇后才告诉我，学校一般都是建议申请旅游签，入境后再办理学生签，虽然这是不合法的，但是这样入境快。
我当时入境的时候，如果不把学校的通知书拿出来，只拿着我们的旅游签告诉海关人员，我们是来旅游的，也许就能够顺利过关了。
为了赶上入学的时间，不用等待三个月后重新申请，浩浩小舅找人帮我和梓桐联系了买关，也就是花钱买通那边的海关。于是几天后，我们重新买票又一次踏上求学之路。
飞机即将降落
经过上一次的遭遇，我心中十分忐忑不安。我小心翼翼地把护照交给中国海关的工作人员，他看到我们的遣返章，表情立刻严肃起来。
“你们前几天去了哪里？”工作人员问我。
“吉隆坡。”我如实回答。
“为什么被返遣？”
“因为资料不全。”
一顿盘问过后，工作人员要求我录一个视频，保证所有责任和后果自己承担，这才放行。下了飞机后还算顺利，根据指示走固定关口。这次，有了前面的打点，海关人员没有为难，我们直接入境了。
浩浩妈妈接到我后，安排妥当，第二天就带我们到学校报了名，梓桐总算没有拉下太多课，可以先入学了。
可我还是一刻不能松懈，因为必须抓紧时间申请梓桐的学生签和我的陪读签。而在国内公证的户口本里虽然有单身一栏，但移民局不认可。
学校代办签证的老师多方咨询后，终于找到解决的办法：因为单身事实存在，所以可以找律师事务所的宣誓官做一份单身证明。
于是，学校找来宣誓官，我拿到宣誓的内容后有些哭笑不得：脱离父女关系，证明不会因为孩子而导致一系列纠纷。
也对，因为申请的是梓桐的学生签，而我作为监护人没有婚姻证明，所以必须保证我一个人可以决定梓桐的选择。不过只要保证梓桐能在这里安心上学，宣誓什么都没关系。最终，我拿到了单身证明。
资料齐了，学校办理签证的老师赶紧拿去向移民局提交，申请办理学生签。可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移民局的官员拒收了梓桐的资料，因为那个遣返章。
学生签申请不了，那就意味着旅游签到期后，我和梓桐还是要面临出境，而且很难在短期内申请新的签证。
第二个星期，老师又前去移民局提交梓桐的资料，最后碰一次运气。如果这次还拒收，梓桐就真的上不了学了。谢天谢地，这一次碰到的官员看梓桐资料齐全，就收了。
很快，梓桐的学生签就办理了下来，接着，我申请了陪读签，也顺利办理下来。
终于可以合法地留在马来西亚了，这一路走来的艰辛和委屈一下涌上心头，我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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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和梓桐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开始了新生活，有欣喜，但更多的是紧张和焦虑。
早晨去上学的路上
考虑到梓桐的英语几乎零基础，浩浩妈妈把浩浩的英语私教介绍给了我们。好在梓桐的接受能力比较强，到了10月份左右，慢慢地就都跟上了。
但是，梓桐脸上的笑容却越来越少。我以为那是因为梓桐学习压力大，环境不适应造成的，但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才让我发现孩子在学校的处境远不如我想象得那么好。
2019年4月8日，我去学校接梓桐，远远地看见她低垂着头往外走，一副不开心的样子。梓桐刚出来，我就惊讶地发现她的腿上竟然有两小块青紫的地方，而且看起来并不像碰伤。我心里涌出一种不好的预感。
“梓桐，你的腿怎么青了？”我赶紧蹲下来问她。
梓桐的眼眶一下子红了，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低着头小声跟我说：“今天老师批评我了，不是我的错，是罗以婷先动手打我的。”
果然和我担心的一样，我看着梓桐委屈的样子，心都要碎了。我抱住她，轻抚着她的背，温柔坚定地对她说：“妈妈相信你，我的梓桐是个好孩子！”
梓桐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伤痛，趴在我肩头呜呜地哭了起来。
回家的路上，梓桐心情轻松了很多，也向我道出了原委。我才知道，那孩子不是一两次欺负梓桐了。因为梓桐还不会用英语清楚地向老师表达，所以那孩子总是恶人先告状。
爱丽国际学校氛围十分宽松，利于孩子个性的发展，但同时就显得有些秩序欠佳。而马来西亚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其中马来人最多，其次是华人。所以孩子们喜欢分帮结派，梓桐始终难以融入。
梓桐就这样一直忍耐着、讨好着，希望有一天大家能接纳她。看着梓桐焦虑又孤独的样子，我心疼又难过。
第二天放学时，我找了那孩子和他的妈妈。但这之后，梓桐在学校的处境并没有好起来。同学们孤立梓桐，还时不时地捉弄她。梓桐也变得对周围的人过度谨慎，有时候很胆小，有时候又充满敌意。
梓桐在国内倍受欢迎，而在这里反差太大了。这不是我想看到的，决定给梓桐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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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方了解，我看中了卓越国际学校，这是一所规模很大的国际学校，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孩子也多，而且管理和制度也更完善。
卓越国际学校有两个分校，我首先考虑的是市中区的分校。根据马来西亚规定，学校在哪个区，签证资料就得在哪个区的移民局审核，可市中区的移民局对我公正的单身证明不认可。最后，我选择了雪兰莪州的分校。
学校周边环境
2019年暑假时，我给卓越国际学校提交了资料和证明材料，一切顺利。新学期开始，梓桐入读了卓越国际学校，第一天去新学校，我心里忐忑不安。
终于捱到放学了，梓桐一出来，我就按捺不住焦急的心，赶紧上前询问。梓桐看到我的样子，咧嘴一笑：“今天，好几个小朋友主动过来找我玩呢！老师还让大家多照顾我，多和我玩！”
我长舒一口气，悬了一天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可是还没上几天学，老师就突然把我叫到了学校。看老师的脸色，感觉不是好事。果然，老师一开口就很严肃：“今天梓桐把同学推倒了，我们学校不允许任何欺凌。”
原来是一个孩子在梓桐身后不小心撞到了她，而梓桐以为那孩子打她，就重重地推了那孩子一把。
我赶紧给老师解释：“梓桐在以前的学校被孩子欺负过，所以防卫心理比较强。可能突然的冲撞吓到了她，本能地自我保护。这也是我们转校的主要原因。”
老师听了我的解释，反倒心疼起梓桐来。经过这件事后，我也放下心来，学校有严格的制度，梓桐肯定不会再受欺负。
新学校没有分帮结派，梓桐也很快交到了好朋友。梓桐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我十分庆幸做了给梓桐转校的决定。
带梓桐在国外求学，看似光鲜，但只有和我一样的妈妈们，才能体会独自在异乡面对各种困难的心酸，和那内心难以克服的孤独。虽然我有心理准备，但在孩子生病之后，我依然会有举目无亲的无助感。
2020年1月，新学期开学后，刚上了两天，梓桐就发起了高烧。我赶紧带梓桐到市中心的同仁堂，找之前经常给她看病的中医开了中药。可是梓桐喝了两天也不见好，依然发着烧，还咳嗽得越来越厉害。
我想带梓桐去医院看看，但医院手续繁琐，又因为我英语不好，也怕沟通不畅，所以我每次都去诊所，从没去过医院。
我给国内一位医生伯伯打去电话，说明了梓桐的情况，伯伯给梓桐开了药方，同时告诉了我国内爆发的疫情，让我注意防护。
我立刻拿着方子去同仁堂抓药。幸运的是，伯伯的药起了作用，喝完两副药，梓桐的烧彻底退了。但她还有些咳嗽，于是继续请假在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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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新冠病毒已经开始全球蔓延，马来西亚也不例外，大家开始谈疫色变，对中国人也开始多少有了一些戒备。
梓桐课外舞蹈班同学的妈妈发来消息，说舞蹈班不让中国孩子去上课，但本地的孩子，包括华人孩子都可以正常上课。“关键我这个假期根本就没有回国，简直是赤裸裸的歧视！”她气愤至极。
很快，歧视找上了我和梓桐。只要我们一出门，本地人都避着我们。从说话的口音和服装，他们一眼就能分辨出我们是本地华人还是中国人，都躲得远远的。
学校还好，没有一概歧视。但一些家长很有意见，尤其不愿意武汉返回的孩子去学校。后来学校联系学生家长了解行程后，没有特殊情况的孩子才允许去学校。
没过几天，新加坡疫情升级。每天不知道多少人往来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我们的神经再一次绷紧。
还好虽然马来西亚有一些新加坡和中国的输入病例，但此时的马来西亚没有大规模爆发。三月初，在吉隆坡市中心的大城堡，还举行了一次上万教会成员的盛大聚会。
随着大家绷紧的神经慢慢放松，国内的学生也开始被允许上舞蹈班了，可梓桐还没上几次课，我听一个家长说，舞蹈班一个孩子的家长是教会的，已经确诊。
我惊恐万分，质问舞蹈班的老师为什么没有给那个孩子停课，为什么没有向家长说明情况。我当即向舞蹈班请了假，没想到舞蹈班的老师反问一句：“那梓桐是不是也不去学校上学了？”
这让我不禁想起疫情最开始蔓延时，舞蹈班老师对我们的态度。那时候不让我们上课，现在又不想我们请假。我不想和老师多说，带着梓桐离开了舞蹈班。
随后几天，吉隆坡被感染的人数日益激增。我甚至还听闻其他学校已经有家长和学生确诊的消息。我立马给梓桐请了一段时间的长假，结果在梓桐请假的第三天，学校就全面停课了，吉隆坡也开始实施管制。
此后，政府管制的越来越严，后来一次我开车出去采购时，看见路上有许多背着枪的警察巡逻，很多路口也封闭了，没有特殊的事情只能在本区域活动。
如今，我和梓桐已经在家呆了一个多月。马来西亚的疫情有所减轻，但邻国新加坡的确诊人数却突然暴增，所以我们还是没有放松，家人和朋友们也都发来了鼓励和祝福。
本来四月有两周的短假，我们准备回国，但现在只能期盼暑假能恢复正常。偶尔，我也会想，这一路走得是否正确，但开弓已经没有了回头路，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梓桐在国外适应得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