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从文学来看，中国古典小说不如唐诗宋词成就高

张英

在过去的一年里，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是获得各种长篇小说奖项最多的作品。

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被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的评委们评为年度长篇小说大奖作品。这个奖项以中青年作家为评选对象，只评当年新出版的中文原创图书。在文学的大海里，发现隐藏的帆船和舵手，浮出水面的岛屿和灯塔，标记点亮这些文学地标，是阅文·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的宗旨。

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是我发起，由探照灯书评人协会主办，阅文集团大力支持，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邱华栋、阅文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张蓉担任评委会主任。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是专业的华文“评论人和媒体书评人”奖，由张莉、邵燕君、邱华栋、姚海军、徐晨亮、姚海军、黄惊涛、刘蒙之、张维特、陈斌等一批全国活跃的高校学者、作家、媒体人担任评委。每月评出十本月度文学好书，年度评出十本年度文学好书，每年12月，在北京颁奖。

在颁奖的前一天，我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专访了阿来。

作为曾经的新闻记者，《南方周末》的一员，我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奔赴四川前线采访报道。那个时候，阿来是汶川地震的志愿者。十年后，阿来的《云中记》以小说的方式，在十几年后对汶川大地震那场浩劫，进行了文学的审视与表达。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撰写的评语：“作家阿来的《云中记》是2019年长篇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品。这是深具史诗气质的长篇小说，关于藏族祭司祭祀亡灵，关于如何治愈人的疼痛与伤痕，也关于如何安妥无以依归的灵魂。将生死与灾难思考置于人与神、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中，《云中记》庄重庄严又感人至深，深情辗转又诗性洋溢，堪称我们时代的又一部“心灵史”。沉痛与爱惜并在，喧哗与澄明共存，这是阿来以深具魅性与魔力的文字为无数心灵奏起的安魂曲。高贵悠扬、哀而不伤，《云中记》是属于我们时代、也能跨越我们时代而不断流传的文学名曲。”

张英：按照你对文学版图的这个梳理，传统中国文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给今天的文学写作提供帮助呢？

阿来：我觉得，中国文学传统里的好东西，都留存、完整保留在旧书里，在中国的古典诗歌、古典散文里，在《尚书》、《左传》、《论语》里，这些东西里头保留了从古到今，精神的、情感的、审美的这些东西，这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核心经验。

具体来说，很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许多一个人的经验，他的生命与周边事物相遇，他的作品记录了那些相契相容、物我相融的伟大时刻，笔下描写的自然之美，融汇了情感之美，两者相容相映。比如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村草木深”，还有“感时花溅泪，狠别鸟惊心”，“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都在在叙事后隐藏着情感。

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直在叙事，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胡天八月即飞雪，北风卷地白草折”，说了一句情吗？没有。“翰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还有“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抒情了吗？没有。身心俱在，感官全开，语言与情感和意义相融相生，但是岑参的审美，他的情感都是藏在叙事后面。

岑参写另外一首诗，《白雪歌》：“送风带赴西珍，君不见走马川，黄沙莽莽皆入天，一船碎石大如斗。”还有杜甫写的：“车辚辚，马萧萧，尘埃不见咸阳桥，行人弓箭自在腰。”紧张感都在语词，但这个传统，我们忘了，断掉了。

文学创作不同于电视电影，区别于摄影，区别于舞台剧，它的方式不是用形象展示，而是语言和文字。除了传达知识、传达信息，更重要的是艺术感觉，美的感受和生成是依靠文字和语言的。而我们现在很多文学作品，一旦叙事就只能叙事，后面的都都没了。

所以，我其实不大看得起，中国古典叙事小说，“且听下回分解”式的方法，比中国诗歌和散文差远了。

张英：为什么？你看不起中国古典小说？

阿来：我是有点批驳中国的叙事文学，我觉得它从观念理念上是错的。

我在《收获》的长篇小说排行榜典礼上公开讲，说我对中国叙事文学的评价是低的，尤其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四大名著古典小说，放在同时代欧洲古典小说达到高度上相比，中国真正了不起的，是我们的诗歌和散文，不是古典小说。

我不认为从中国小说里面能到好的经验，红楼梦就是今天的宫斗，把它的艺术成就说那么高，其实只能把他当那个朝代的百科全书来看，但是问题是，后来的模仿者学曹雪芹，还不会学到他那个程度，那你在小说上怎么造反，怎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

比如说三国时代，最伟大的人就是曹操，不光是他的政治建树，就是他留下的诗歌，也非常了不起，你想那个时代的英雄，有比曹操更伟大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他能体会到普通人的感情，尊重他们的付出和功劳，能够将心比心，能看见人间起伏，他在书信里写：他是用战争，结束了这个战争。我们伟大的诸葛亮，观念可封建了，一辈子辛辛苦苦，扶持刘备和儿子刘禅称帝称王，称他为皇室正统，就因为家族有点血缘关系。

张英：从1978年到现在，当代文学有一个问题，文学一直不能精准书写现实，很好的书写时代和社会变化，当下的现实生活很丰富，一旦进入小说，就产生了一种变异，变得虚假和不真实。一旦作家说要写现实了，他的作品就出现扭曲和走形，出现不适应和失控。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阿来在西藏，张英摄影

阿来：我觉得作家还是要全身心投入到社会。我理解的作家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职业。如果一旦职业，跟这个社会隔离了，就会出现你描述的那些问题。我是一个永远在四处行走的人，愿意参加各种活动，参与现实社会进程。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是一个作家。我就是一个老百姓，一个普通人。

我觉得，只有我在这个写作状态的时候，我才是个作家，平常的时候，我没有这个观念。我写《云中记》的时候，之前我就参与地震救灾的许多活动，我就是一个志愿者，而且几年时间都投入在其中了，我不是像很多作家说的，我要写小说，所以要深入基层，要去体验生活。

今天，我也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我希望忘掉我这个作家身份的，就是我做一个普通人，在参与这个社会各方面的生活，只有自身其中，你在回到家里写作的时候，你才能够精确描述你感受的社会生活。

张英：如何走向世界，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心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阿来：全球化的时代，问题很相似。所谓“世界标准”其实就是“大多数人”的想象。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如果算主流的话，文化不一定是主流。如果外国需要了解我们，希望介绍我们的东西，我们也不反对。文化的要义是传播，传播文化有很重要的作用。人家来翻译我们的东西，我们也很高兴。

我们太在乎外国人对中国文学的看法，特别是来自欧美的反应看得太重。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来说，我觉得我们有点过头了。因为汉语这么多人使用，这么多人在阅读，作为一个市场，这么大。世界五分之一的人类在使用汉语，这是真正的世界主流。我们把来自国外的反应看得太重了。

我自己有点困惑，我们一说国外什么东西，如数家珍。但我们这样一个文化多样丰富的国家，对中国所谓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不够，如此完整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没有得到很好的讨论。

文学界对我们这样的人，有意无意之间，关注是不够的。当然这不是对阿来一个个人，一方面我们又在到处开会，不断有文章提到。但你有一种感觉，你觉得批评的深度不够。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悲哀，还是在中国身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悲哀。大家对西方的了解非常深厚，引经据典，来源都差不多。然后对我们中国身边的文化，这些文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毫无价值，有些非常有价值的文化，却没有人去研究。

张英：最近两年，你除了拍照片，写植物外，长篇小说究竟什么时候完成？

阿来：其实我的规划里，应该是还有一本书的，一个和《尘埃落定》平行的时代，最后觉得《尘埃落定》已经写过了，再来一遍好像意思不大，后来就干脆放弃了。

我手里的这个长篇小说，是关于我家族的故事，已经大概写了一半。这些故事我父亲谈都不谈，都是别人讲给我听的，我准备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