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莫干山会议，即“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已经过去了35年。这个会议不但没有被历史忘记，还一再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近年来，关于莫干山会议的研究与讨论多次进入高潮，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本《1984：莫干山会议》得以出版。由此，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之后的二三十年，会议何其多，为什么莫干山会议为历史所记忆？为此，需要讨论几个相关问题。
（一）会议的起源和本质
维基百科中文版的“会议”定义是：“会议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交、公关、政治、意见交流、讯息传播及沟通的活动，由两位或多位人士参与。”维基百科英文版的“会议”定义与中文版略有不同，强调了会议通过语言交流，具有实现“共同目标”和达成“协议”的目的：Ameeting is a gathering of two or more people that has been convened for thepurpose of achieving a common goal through verbal interaction, such as sharinginformation or reaching agreement。比较维基百科中文和英文关于“会议”的定义，英文定义强调会议的“目的性”和明确语言交流（verbalinteraction）的重要性，所以更为完整。
无论如何，两个人或两个以上的人集中在一个空间中，就一个或者若干主题，发生语言交流的过程，即是会议。按照这样的理解，会议的历史一定与人类文明史是同步的。或者说，人类文明的进展，是与会议不可分割的。所以，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关于会议，存留了源远流长的大量记载。例如，在古罗马历史、古埃及历史、拜占庭历史中，不乏关于各种会议的记载。世界主要宗教的历史，都是与若干重大的会议联系在一起。例如，公元4世纪和6世纪的两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对基督教历史影响至深。
人类文明需要两个轮子：其一为物质生产劳动，其二是精神与思想生产。问题是，人类最初的劳动可以独立进行，甚至独立完成。但是，精神思想生产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独立进行，因为思想依赖语言，语言需要交流，否则，个体的思想行为很容易枯竭。不仅如此，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产品，都要“交流”和“交易”。物质产品的交换场所是市场，而思想交流的场所是“会议”。所以，可以认为，“会议”既是精神生产的一种场所，也是精神与思想交流的“市场”。
1984：莫干山会议
（二）会议的演变和“异化”
伴随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会议的重要性不断加大，会议形式变得多样化。在古希腊，“对话”就是一种会议形式。古希腊的思想家，天天在一个广场上讲话，并与学生和听众发生对话和互动，在实现外在的传播思想的同时，完成内在的思辨过程。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苏格拉底倡导的“问答法”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苏格拉底之后的柏拉图“对话”，又有所创新与发展。可以想象，古希腊的思想广场如同利伯维尔场，这里传播的思想如同一个农夫在叫卖他的农产品。
在中国，《诗经》是通过朗读和唱诵得以传播，一般是有听众的。孔子思想的产生与传播、儒学的形成，也是通过“会议”完成的。《论语》其实是孔子与学生对话的记录，或者说，属于会议记录。
需要强调的是：会议最初的功能，就像在市场上卖东西一样，只不过交换的是多样化思想和信息而已。柏拉图的“对话”，体现了会议所需要的思想、语言、自由、平等和开放“五要素”。其中,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最为重要。“会议”是一个“场”，一个现在人们常说的“平台”，在这个“场”中和“平台”上，实现人们之间的交流。在上述要素中，开放的氛围、平等的话语权和自由表达是会议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
教育制度与会议的本质相通，通过创建一个“空间”，我们称之为教室，教师和学生在这里互动、交流，当然，以教师为中心。所以，教育实现知识传播的形式是一种特殊的会议。
但是，会议很快“异化”，超出仅仅产生和交换精神与思想产品的范畴，开始与政治、经济、利益相结合。在上古时期，处于优势的蚩尤选择停战言和，与黄帝开会和签订停战盟约，结果是黄帝反败为胜。中国周代青铜器上记载的祭祀，就是以敬天祭神为形式，实则是稳固君权至上、严格宗法制度和强化国家统治的特殊会议。公元前203年，项羽和刘邦召开过签署鸿沟和约的会议，双方接受“楚河汉界”，但是，刘邦却从未遵守这个和约。在西汉，著名的“盐铁会议”奠定了影响中国两千年左右的国家“垄断”模式。
工业革命之后，特别是19世纪以来的现代世界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种类型和不同规模的会议。会议的种类和数量呈现爆炸性的发展。如今，对会议加以分类是相当困难的。关于会议类别的比较简单的划分是：政治类型、经济（包括商业）类型、科学技术类型和人文科学类型。会议的主体，可以是主权国家、政府、政党、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NGO），也可以是一所学校、一个公司、一个社区、一个家庭，甚至个人。会议规模，可以从几个人到几千人，甚至更多。会议的结果，可以是协议、宣言、声明、纪要、共识，也可以是论文、思想。关于会议的效果评估，没有一定标准。有的会议对经济、政治、社会产生重大正面影响，有的可能没有效果，甚至有负面效果。关于会议的形式，因为通信技术的不断创新，已经实现了从传统的电话会议到超越时空的智能手机会议的飞跃，而且会议可以在互联网上直播。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会议“异化”现象日益严重，会议已经成为价值链不断延长的新兴产业。“会议产业”涉及交通、房地产、住宿、商业、餐饮、购物、娱乐、服装、旅游、广告和印刷等相关产业，具有规模化、集中化、现代化的特征。在会议产业体系中，包括“购买者”、“提供者”、“中介机构”、新闻媒体机构、培训机构等相关组织。伴随着会议商业因素和会议成本的急剧提高，“会议产业”正在成为高收入、高盈利产业。更多会议正变得越来越物质化和奢靡。这是世界性的问题。
当代中国是世界会议大国。中国有了共产党，共产党和会议就有了不解之缘。中国共产党每至关键时刻，甚至生死存亡时刻，几乎都是与重要会议相联系。例如，八七会议、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庐山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历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等等。在过去近70年中，国家不断现代化，但是，会议始终维系着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会议一般与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凡是政府会议和事业单位会议，基本以领导报告，或者重要人物讲话为主要形式。会议设有主席台，会议开始还常有特定歌曲、与会者的座次安排。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三十分钟里有大量时间是报道关于各种会议的消息。开会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一种社会运行的基本形式。
（三）莫干山会议的特征
古今中外，很多会议是以开会所在地命名的，莫干山会议也是如此。1984年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选择的莫干山，包含着对春秋时代莫邪、干将夫妇受命，莫邪最终舍身投入炉中，以血肉之躯使铁水融合，铸成宝剑事迹的尊崇，也包含了对春秋的思想自由和活跃的历史时代的向往。35年之后重新审视莫干山会议，其最大特点是：
第一，以中青年为会议主体，开创了他们在改革历史中的话语权的历史先河。改革开始于1978年，但是，直到召开莫干山会议的1984年，就整体而言，话语权基本掌握和控制在当时50—60岁，甚至70岁左右的那一代人手中。中青年并没有足够的话语权。这里所说的中青年，是指当时25岁左右至40岁，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多数人是帮助领导写文章，修改发言稿。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压抑，那些老同志、老先生中，不乏思想解放者，不乏有真知灼见者，但是，主体而言是经验有余，而思想与知识和改革实践脱节，甚至趋于保守。例如，让他们接受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在观念上需要相当一个过程。改革需要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和与之相应的行动。那个时期的中青年学人，大部分经历“文革”，反思“文革”，上山下乡，了解社会底层，又重新得到教育机会，学习了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思想，且有实干精神和魄力。这个群体是否拥有话语权，对于改革的进程与局面，至关紧要。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的1900年，梁启超撰写了《少年中国说》，将当时的中国描述为“老大帝国”，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后来的历史证明梁启超对了，因为改变20世纪的确实是当时的少年。莫干山会议为这代人提供这样一个场所，让当时的中青年们互相认知，建立全新的网络。在一个全国都没有多少部电话的时代，这样的网络，有利于传播新观念和好思想，形成共识和认同。莫干山会议之后，中青年关于改革的话语权得以全面拓展，确实影响了改革生态。当然，这也孕育了这代人后来的分歧以及不同的人生选择。这个问题后人值得研究。
第二，会议实现了思想创新。没有思想的会议是苍白的会议。思想创新确实是莫干山会议的重要特征，创新的范围涉及了中国的发展和开放模式、银行金融体制、物价机制、通货膨胀理论、分配制度、农村改革、企业改革、城市化，等等。创新是一个相对概念，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创新。莫干山会议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创新，是与会者长期的学习、思考积累，对中国社会长期的经验，对世界竞争新格局的认识，加之会议过程中的大大小小“思想风暴”的结果。莫干山会议的创新创造了一种氛围，与会者同时感受到了创新和分享的双重喜悦，从中实现自己。
第三，全方位实践平等。所谓全方位平等，是说每个参会人都是平等的。会议消除了等级制度，谁都能发言，此时此刻你的性别、职务、年龄都没有意义。平等包括：（1）不同年龄的与会者之间的平等。（2）不同地区之间与会者的平等。（3）会议程序的平等。会议在任何场合都没有根据地位和职务排座次。（4）会议过程的平等。无论有什么样的意见分歧，与会者彼此自觉保持平等地位。人们思想的分歧是永恒的，思想一定是多元的，人和人的平等，本质上是在思想和言论上的平等。人和人可以有知识的差别，但绝不应该有在思想上的歧视。
第四，无时无处不在的自由氛围。会议需要为自由说话创造一个条件，而自由说话一定是自由思想的缘起。任何一个会议，大家见面，总得讲点有意思的东西，讲点思想出来，这需要自由。所以，没有自由的气氛，就没有自由的交流，就没有真正的会议。进一步说，一个成功的会议，在于可以提供一个自由思考与表达的环境，刺激和激发新的思想的产生。如果说莫干山会议是一个“场”，一个“平台”，这是一个自由“场”和自由“平台”，这还不够，还需要自由氛围。为此，需要每个人认同和支持，自觉摆脱各种类型的精神与思想的束缚，有免于各种恐惧的勇气，以及独立思考，自我主见的能力。
第五，注重会议程序公平。莫干山会议自始至终，不论是发言顺序，还是“挂牌辩论”，都注重程序公平。当时，会议组织者并没有读过《罗伯特议事规则》，但是，却自觉地建立了一系列议事规则，满足了在不同课题组间、不同意见的人群间公平地表达机会和充分地交流，既提高了开会效率，也产生了思想成果，并达成和谐。
第六，质朴。会议原本是严肃的场合。严肃需要质朴的元素。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那个时代，中国是贫穷的，莫干山会议一方面自始至终，有意识地追求简朴、节俭；另一方面，倡导理想，焕发激情，追求精神产品的质量。这样的反差，构成了这个会议的一种独特的“完美”。
应该说，莫干山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会议的本源功能，全面体现了一个有价值会议所需要的自由、开放、平等、创新、简朴和务实等要素。正因为如此，莫干山会议在那个时代具备了唯一性，甚至是不可复制性。所以，这个会没有被历史遗忘。35年之后，绝大部分参加者步入老年，他们几经历史分化组合，社会角色变了，对原本的“初衷”也有了不同的解读。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会议的参加者，还会想念莫干山会议，莫干山成了他们心中保存的一个特殊符号，而这个符号的深层则是久违的良知、理想和浪漫。中国的转型道路，漫长而崎岖，需要莫邪、干将夫妇自我牺牲的精神。
现在，每年在中国大地上有多少各种各样的会议，有多少人参加，投入多少资源，难以统计。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无疑是世界上会议数量最多，参与人数最多，密度最大，人均花费会议小时数最长的国家。[1]不仅如此，相当多的会议，少有讨论，鲜有争论，思想枯竭，形式主义，空洞化。这样的会议不仅造成了时间和金钱的浪费，而且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垃圾。人均年参加会议的小时数，一定是惊人的。
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代表的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会议。近年形成所谓“莫干山会议热”，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呼唤新思维和新思想，是莫干山会议最重要的主旋律。莫干山会议的思想性和政策性成果，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显现出其历史的局限性，甚至过时，但是，莫干山会议精神却会长存。中国的转型任重道远，漫长崎岖，所以，莫邪、干将夫妇的自我牺牲精神，依然值得尊崇与实践。
[1]据中研普华会议行业分析专家撰写的《2014—2018年中国会议产业行业全景调研与发展战略研究咨询报告（2014年）》：目前中国每年举办的会议多达几千万场，参加会议的人数达上亿之多，会议产业直接产值一千多亿元，会议带来的交通、餐饮、住宿等相关行业产值超过万亿元，年均增长幅度在20%左右。
1984：莫干山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