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3日至10日，一批来自全国的中青年，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一次会议，成了中国改革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莫干山会议。今年迎来改革40周年，回顾这次会议，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一、价格双轨制的由来
莫干山会议是顺应了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需要，所提出的价格双轨制，为突破计划经济的枷锁，建立商品经济奠定了基础。
今天40岁以下的人都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有必要说一下什么是计划经济。
每年由国家计委制订工农业总产值计划，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然后层层下达到农村的生产队，生产什么、产量多少，农民除了交公粮以外，按国家规定价格和数量交售粮食，称为统购统销。企业按下达的计划生产什么、产量多少，产品给谁，原料谁供，都按国家规定的价格调拨。
通过指令计划、物资调拨、规定价格，组织和控制经济运行。从中央到省、市、县设立一系列部门，除了计委、经委、财政以外，还有冶金、煤炭、机械、电子、纺织、轻工、物资、价格……单机械行业就有一机部到七机部。
计划经济的特点就是可以举全国之力办大事、保重点，为中国奠定了工业基础，尤其是军事工业的“两弹一氢”。计划经济的缺点是宏观经济比例失调，微观产供销脱节，分配大锅饭，好坏一个样，结果是效率低下，国弱民穷。
邓小平说：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差20年。所以，他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第一的方针。由此开启中国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
改革确定引入市场机制，认识上有反复。
1979年《改革总体设想》说：“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1980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提法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1982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改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
1983年《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提法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985年《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的汇报提纲》确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4莫干山会议》
1987年党十三大报告确定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这些提法变化的背后反映了一个实质问题，由国家为主组织经济活动的体制要不要改？简单来说，生产经营活动是由国家管，还是企业管？这关系多少部门的生死存亡以及权力分配啊！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最终确定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就是利字当头，有利就干，无利不干，价格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比如玻璃，按面积计算价格，那就大量生产薄玻璃；按重量计算价格，就大量生产厚玻璃。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一包火柴涨1分钱，关系国计民生，国务院开了几次会。
1984年3月，由一些年轻人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等单位的名义筹备发起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代表人选按论文水平确定，从1300篇论文中确定会议代表124人。会议筹备工作由张钢等人负责。张钢找王岐山商量，王岐山说：“徐景安了解情况，找他参加。”张钢找到我，我觉得，这是好事啊，我就参与了。
当时我是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处处长。临开会了，国家体改委的领导不同意我去。这个会不是国家有关部门召集的，参加有风险。当时，温元凯组织召开了所谓改革者大会，受到中央批评，参加这个会就是改革者，不参加这个会就不是改革者？领导们是出于好心，让我别参加这个会。可我担任了会议的策划工作，我怎么能半路撂挑子呢？我冒着被撤职的危险去参加会。
会议讨论分为7个专题，其中的宏观组，我改为了价格组。会议期间，我一直在这个组。田源是价格中心出来的，主张“调”；张维迎是按论文选来的，则主张“放”。他举了一个例子：温度计中的水银柱，气温高了，水银上去了；气温低了，水银就下来。价格就是要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自动地升降。他讲的是市场经济的ABC，在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我们过去都是“调”的概念，没有“放”的概念。但价格能全放开吗？华生是研究生院的，他提出“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思路。当时，吵得热火朝天。
我为会议撰写了主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考虑到由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
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一个个行业的放开，就会出现统配内的计划价与自销的市场价，应配套建立物资市场。
这份报告写出来后，我兴奋不已，在杭州西湖边散步时对张钢他们说：“金苹果已长出来了！”果然，报告送上去，9月20日张劲夫就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
10月10日国务院领导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这就是我国价格改革实行双轨制的由来。
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分配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从稳定存量，改变增量到缩小存量，扩大增量。从供求平衡的行业放起，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更具有深刻意义的是，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
至1986年底，国家计委下达的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从120种减到60种，国家统配物资从256种减到26种。实行浮动价和市场价的比重，农副产品占65%，工业消费品占55%，生产资料占40%。
后来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走双轨制道路，成为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所有改革几乎都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
二、双轨制的功与过
双轨制的好处是明显的，当时需要从计划、物资、价格连环的计划体制中打开缺口，而又不引起经济生活大的震荡。双轨制也一定会带来问题，这就是新旧体制的矛盾、摩擦、漏洞，腐败也由此而生。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官商结合、倒卖物资，不断将计划内倒到计划外。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也就从这里开始。
当时主张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人，对双轨制深恶痛绝，认为一种物资两种价格，这在理论上说得通吗？既不是计划理论，又不符市场理论，批得狗屁不如。但中国改革就是这么在计划与市场的夹缝中走过来的。理论家往往追求理论的彻底，但实际生活需要妥协，改革要面对现实。
中国改革的成功归于双轨制渐进改革模式。这避免了社会大的振荡，也是应付政治保守派、减少改革阻力的策略。成功的原因往往就是问题的根源。今天，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政治改革不动、经济改革先行是双轨制，保障了政治稳定，为经济改革创造条件，但是权力失去制衡，腐败也就泛滥猖獗。
——鼓励创造财富，忽视财富分配是双轨制，改革之初的政策重点是打破平均主义，实行效率优先，由此也就带来分配的严重不公、贫富差距急剧拉大。
——重视资本的权利，忽视劳动的权利是双轨制，以利于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增加GDP，由此造成劳动的正当权益得不到维护，工资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内需的萎缩。
——城乡分割，经济、教育、文化、医疗资源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始终不变是双轨制，加快了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也就使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一直得不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城市户籍与非户籍是双轨制，社会救助、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向户籍人口倾斜，尤其是属于生存保障的低保、失业、残疾救助将非户籍排除在外。
——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实行五轨制，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养老金差距很大。
——经济领域承认个人利益，鼓励为人民币服务，思想领域则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号召为人民服务也是双轨制，造成说与做、思与行的脱节。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实行改革开放是最大的双轨制，这是当年邓小平保持平衡的政治智慧，但今天成为冲突的焦点。
认真观察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教育、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以及相互关系，都是并存着新旧两套规则、两种制度，这是我国处于体制转型期的基本特征。
双轨制可以使我们成功，也可以使我们失败。如果听任双轨制带来的腐化和不公，继续用旧制度、老办法来解决新矛盾，就可能爆发社会冲突，使改革成果毁于一旦。加快向新制度转型的步伐已是当务之急。
中国改革是一批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人启动的，莫干山会议的参加者大都是没有职位的年轻人，不为名、不为利，带着对国家的未来和前途的关心和责任，聚到一起，讨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
一个有趣的悖论，中国走向利字当头的市场经济，是一批不考虑个人利益的理想主义者推动的。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袁庚就是充满革命理想的共产党人。
莫干山会议提出的价格双轨制，又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的务实精神，为中国探索了渐进的改革模式，避免了休克疗法的振荡。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政治第一向发展第一的伟大历史转折。
所有伟大的历史转折，都是由有识之士创新提出，执政当局采纳推广，人民大众接受实行。这既需要充满理想和激情，又需要务实的路径和方法，才能突破旧理念，打破旧格局，进入新时代。
《1984莫干山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