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国古代一个独特的时期，繁荣的经济状态与达到高潮的小农经济，本可以使宋王朝成为东方土地上的唯一核心。
但实际上，自宋室建国以来，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以及自身土地兼并等严峻问题，使得宋王朝其实在建国初期就开始面临较为紧张的内外形势。
而关于如何调整这个局面，宋王朝其实一直在调整应对方案。自从国家稳定之后关于变法的主张被不止一人所提起。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就是对宋朝变法的一场试探性变革。
而到来第六位统治者宋神宗时期，发生了一场影响非常巨大的变法运动，那就是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的变法是基于宋王朝社会各个方面的积弊问题所展开的变法，其变法目的在于对整个宋朝政治体制的再重塑。而王安石变法本身的前瞻性是很强的，其许多改革思路对今天仍然有重大启发。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这场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结，成为了巨大的遗憾。
在王安石之后，各朝名家对他的改革都发表了许多不同的观点。而至今日，对于王安石的变法改革的历史观点仍然存在许多争议。
那么，本文着重从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来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进行分析。
首先，先来看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政策——青苗法。宋朝的社会问题多于大多数农民的贫困有很大关系。而解决农民问题就就成为了一个重点，而青苗法本质上也是为了缓解农民借贷压力所产生的具体补贴办法。
然而，地主阶级与官僚集团关系最为紧密的时期就是宋代，挪用官僚利益而作为补贴资金，导致这个核心政策在一开始就受到了强烈的阻碍。
而这个问题，改革其实没有充足的后备方式进行调整，于是乎改革的核心政策变成了一种与地方统治阶级的主干力量的长期博弈。而青苗法也在这个局面之下逐步变质，最后青苗法的利息反而逐步增加超过了向地方地主的借贷利息。而也正是这种局限性，成为了王安石变法的重大局限。于是在核心政策的失控下，其余的配套政策也出现了问题。
其次，王安石的另一项核心政策为保甲法，其实是针对冗兵问题做出的调整政策，是一项具体规范军事征集方式的改革。
具体方式为农户为单位，十家为一保，而保上面又有“大保”“都保”并以这种单位进行征兵并组织民兵训练。客观上减轻了冗兵问题，但缺少农业改革的支持，其实农民问题并未解决，保甲法减轻了国家征兵负担，但对于民众的帮助并不有利，反而缩小了农民的收入。而在保甲法的奏效性甚微的同时，裁军法等改革措施其应有的效果也就打大折扣了。
但是其实王安石也有过关于制衡地主阶级与官僚阶级的措施，那就是方田均税法。这个方案的出现其实对于地主阶级的障碍起到了冲击作用，如果能够顺利实行将会起到一个有利的破局作用。
但是遗憾的是，对天下土地的丈量规划还是有些过于超前了，除非官僚体制能被真正被全面监督，否则根本无法得到完全没有问题的天下土地丈量结果。结果这项政策也如同青苗法一样在地方上遭遇了僵局，而这个僵局的未能打破成为了王安石变法的一大瓶颈。
在这种无法破局的情况下，王安石变法的其他各项大政策也都遇到了各区域统治阶级的阻碍，如募役法、免行钱法等等。正是这种局限，使得王安石变法成为了各方统治势力之间的一场战略博弈。
其实从这些政策来看，王安石的本质思路在于先解决农村社会的平衡问题，再依靠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的有利前提来解决国家的军政问题。但由于社会问题的矛盾本身积累的问题太多，而农村社会信息传递与中央政策控制度又太低了，调整这样局面下的生产关系的难度就连现代改革都是一件重大的难题。
也正是王安石对于这个根本问题的安排不足，导致了急于触碰社会根本问题的错误决定，结果在变法的初期就遇到了鞭长莫及的局面。
于是对底层官僚的徇私舞弊与官僚统治阶级的影响力考虑不足，产生了大量反对新法的社会势力，结果导致保守派的政治力量不断加强，结果大宋朝的改革之路最终封死。
由此可见社会结构是一切改革的基本目标，而没能看到自身力量对于社会结构可以做到的最大调整，是一切失败改革的一大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