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卯钊
来源：乐亭文化研究会《读乐亭》杂志||今日头条号：乐亭故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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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出生地叫苇厂，地处姜各庄镇西10里的滦河边上。姜各庄镇在1949年12月以前为昌黎县第七区，1949年12月份划归乐亭县。
苇厂由13个小村组成：丁坨、白坨、西关、赵岗子、石各庄、杜庄、赵庄、刘庄、胡庄、大李庄、小李庄、温庄、马庄子。大约在明代吧，成立“联庄会”，当地有关公益事业须办时，13个村的头头脑脑便聚集一起商讨定夺。当时每个村的的户数都不多的，有的村就几户人家。联庄会的成员之所以取13这个数，为的是在表决某项事情时，避免出现半斤对八两而蚌鹬对峙不决。
13个村之所以冠名苇厂，因为在很早以前，此地为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之后便有人前来占据这片苇荡，人们在苇荡中的丘地上，搭建了棚屋，用以住人守护苇荡，这些棚屋称之曰苇厂。再后来一个个搭建棚屋的地方衍变为村庄，名曰苇厂××村了。
1938年滦河发大水，苇厂西北面一个叫高各庄的村庄沦为河床，部分高各庄村民迁至苇厂东边建立新村，名曰苇厂东庄子。
1962年滦河发大水，滦河塌至杜庄西头，大水过后，杜庄一半村民迁至东庄子西南半里处建立新村，名曰新杜庄，而称杜庄为老杜庄。在这次水灾中，丁坨村亦塌入河中，丁坨人全迁到大李庄。
今日的苇厂13庄变成了14庄，消灭了丁坨，添了东庄子和新杜庄。
在1949年滦河水患之前，苇厂的土地大多是黑土地，土质极其肥沃，正如清末一位诗人所书：“阡陌沿滦河，百里势平敞。秫粒大于指，秫穗阔过掌。杂粮名更多，比户庆丰穰。”据说，当时苇厂产的小麦到集上去卖，其价格要比别处的小麦高一个价码。
水患过后，苇厂肥沃的土地全被白沙覆盖，大多不能耕种，很多农户去外地逃荒。一到春天，风沙飞扬，苇厂就变成了一个混沌的世界。
为改变这种生存环境，政府领导苇厂人栽植防风林带，在林带间种庄稼。这些防风林带都是柳树，人们为让柳树尽快生财，由是在县供销社的指导下，苇厂开始大量生产木杈。
在农业机械化极端落后的建国初期，在农村里，木杈这种农具家家户户必备，用以装车，碾场、垛垛。苇厂河边两岸有大量的荒地，春天，人们从林带里砍下大量树梢，一绺绺埋入坑中。这坑为宽半尺，深1.5尺，长3尺，掩埋的枝梢两端露出3至4寸梢头，“无心插柳柳生根”，当年秋便长成一簇小柳树。第二年，在每簇中选留3～5株，待其长至拇指粗细，于4尺半高度剪顶。剪顶后，这根高4尺半的柳干上便高低不等冒出一些嫩芽来，只留顶端的一丛嫩芽，其余的嫩芽全部去掉。之后，对顶端的这丛嫩芽从基部掐掉，谓之曰掐芽苞。再过些日子，从掐过的芽苞处又长出许多根嫩芽，根据嫩芽的长势，定留3根或4根长势相似的嫩芽??这就是木杈的杈齿。
对杈齿的长势须精细管理，第一步是“开裆”，即摆弄杈齿之间的距离，使其等距，然后须控制个别杈齿的旺长，使其粗细相同。生产一把木杈，大体须3、4年时间，当杈齿生长粗细合格，从根部砍下，送入“杈子窑”里，进行烘烤定型。
后来，国家工业发展了，制出了铁齿杈子，木杈便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1962年滦河发大水，苇厂各村的人全上了房顶。人们坐在屋檐上，可以洗脚，若不是政府在苇厂上游破堤泄洪，命悬一线的苇厂人非“龙归沧海”不可。苇厂的土地经由十几年耕种刚刚变得肥沃一些，这场大水又覆盖了一层白沙，春风一吹，苇厂又变成了黄澄澄的混沌世界。1963年春天，外地一位姑娘误入苇厂的风沙中，迷了向，转到夜晚也没能走出苇厂这块迷魂阵，于心惊胆战之时，偶见一点灯光，才循着光进了一户人家，偏巧这点灯的人家是位年轻光棍，两个人住了一宿且订了终身，这新闻很快传遍苇厂各村，说××的媳妇是大风刮来的。
苇厂人再一次向风沙开战，大力植树造林，并栽植簸箕柳，从中堡地区请师傅，开簸箕厂，编织笸箩、簸箕。
簸箕柳是丛状的柳条，大多两米左右长，筷子般粗细，8月份收割，将皮蜕净，晾干，白白净净收起备用。
编织笸箩、簸箕须建地窨子。这是一种半地下的屋子，潮湿而不透风。因用以编织的柳条需用水泡软，为在编织中保持住柔软度，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劳作。当时没有化纤线，一律用线麻为经。一个工人从早忙到晚，仅能编两张簸箕，且绕线麻经和穿竹边还得其他人打下作。编织者都蹲着，个个累得腰酸腿疼。为了更好的生存，苇厂人练就了吃苦的本领。
苇厂的土地都是沙土，在1960年，姜各庄公社叫苇厂人只能种花生，其他农作物都不许种，方园10多里的苇厂成为“花生片”。当时，苇厂的青壮劳力，多盲目流入到城市，当了工人，剩下的老弱妇幼忙了一春，总算把花生种上了，但因疏于管理，地里的花生秧子与杂草齐头并进，产量少得可怜。不过，秋后苇厂人却高高兴兴的享受了大约一个多月的花生大餐，许多妇女的乳房奶水十分丰满。当苇厂出产的花生被公社油厂全部拉走后，苇厂人便开始饿肚皮了，开始同队里养的牛马抢食花生秧子。
因为上边瞎指挥风导致了农业的一团糟，物价飞涨，时有顺口溜：“七级八级工，不如一畦葱。”也就是说，一个七级、八级工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了一畦小葱。1961年春天，苇厂人大都以野菜、树叶来填肚子了，浮肿病随处可见，人们做梦都想吃一顿玉米面饼子，但这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当时一辆自行车和如今的一辆汽车划等号，而60斤粮票则可换一辆自行车。
苇厂当时有一名在公社工作的干部，人们认为干部家中一定有粮食，于是有些好事者于夜里潜到其窗前听声，只听干部媳妇正跟丈夫叫苦连天，那干部规劝说：“愁什么呀？咱们不还有半个老南瓜吗？能凑合一顿算一顿呗！”
由于缺粮，通货急剧膨胀，糖块由一分钱涨到一角钱。但苇厂地区属地广人稀，野菜是取之不尽的，防风林也很多，这些野菜、树叶帮苇厂人度过了那段艰苦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