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重情深忆长兄
文/亚锋
父母生了我们兄弟姐妹八个，成活并长大成人五个，大哥是这五个人中的老大。虽然我只有他这么一个哥哥，但从小到大我都习惯叫他大哥，视为长兄。大哥长我三岁，他从小懂事听话，什么事都是他带着我护着我。我则比大哥淘气胆大。如今大哥已离去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常在眼前浮现，和大哥在一起的一幕幕往事时时萦绕心头。
那时生活贫困，从小就知道要干活挣钱，每天放学放下书包就去干活，寒假暑假整个假期都干活，习以为常。干活都是大哥带着我。割草卖草是每年暑假能挣现钱的活。大哥带着我，拿着镰刀扁担绳子，一大早就出门，到处找草，往往要走很远才能在田埂路边找到草。那一天我俩找到一片布满坟头的荒地，草长得又密又高，我俩高兴极了，甩开镰刀就开干。我一边割草一边高兴地喊着：“这片草可真好，足够我们今天割的了！”正干得起劲儿，突然一条大长虫嗖地一下从我面前滑过去，我的左手差一点抓到它，吓得我心咚咚地跳，把镰刀扔得远远的，双脚在地上跺着，双手在胸前胡乱地抓挠，嘴里大叫：“长虫，长虫，大长虫！”大哥闻声赶紧跑过来搂住我：“不怕，不怕，它早跑远了。”并嘱咐我要先伸出镰刀在前面的草上胡撸胡撸，有什么虫子就吓跑了，再伸出左手去搂草。我还没缓过劲儿来，总觉得长虫就在我手上爬似的，浑身哆嗦着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大哥替我把镰刀捡回来说：“长虫早跑了，你怕它，它也怕你。再说，咱俩好不容易找到这么好的一片草，就不割了？”经过大哥好一阵连哄带劝，我才勉强接过镰刀继续割草。那一天还真是大丰收，比哪一天割的草都多都好。我们把草捋齐捆好，穿上扁担，高高兴兴地抬着草去奶牛场卖钱。
方大爷是离我家不远种菜园子的，常有商贩到他家趸菜去卖。大哥跟我商量：“咱俩也弄点儿菜去卖呗，能赚现钱。”我胆儿多大呀，满口答应：“对，咱俩也去卖菜！”我俩一大早抬了一个大筐，拿着一杆小秆，来到方大爷的菜园子。方大爷一看我俩这架势，就知道我们的来意了，挺痛快地说：“我给你们摘几十斤西红柿，你俩抬着去卖，卖回来再还我钱。”还教给我们往哪个方向走怎么怎么卖。我俩抬着一大筐西红柿出发了。边走边观察，如果周围有菜地，那么附近的人家肯定不会买我们的西红柿。西红柿没卖出去，抬着筐越走越沉，我开始叫苦：“太沉了，太沉了！”心中有点儿后悔答应大哥出来卖菜，毕竟那年我俩加起来也就刚够二十岁。其实大哥一直把筐放得离他很近，他分担的重量比我多得多。大哥鼓励我说：“呆会儿咱们把西红柿卖出去，抬着就轻了。”大约走出六七里地，大概是芍药居一带，我们看周围有不少人家而且没见有菜地，我说：“咱们卖吧！”
大哥说：“行，你吆喝吆喝。”
“怎么吆喝呀？”
“你就大声喊，卖西红柿啦！”
不知我平时的胆儿都哪儿去了，鼓了几次勇气也吆喝不出来，最后还是大哥吆喝了。开始吆喝半天没人理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位大婶走过来，看了看我俩又看了看筐里的西红柿，问：“你俩真是卖西红柿的？听你们吆喝，还以为是谁家孩子喊着玩儿呢。”
我这会儿来胆儿了，“我俩真是卖西红柿的，您看这西红柿多好呀，刚摘的，水灵着那！一毛钱卖您三斤，不贵！”
“你俩这西红柿看着是挺好的，一毛钱三斤贵了点儿吧？”
“这还贵呀，不贵不贵！”
当时方大爷告诉我们，我一毛钱给你们五斤，你们卖一毛钱三斤，到最后剩下的底儿一毛钱给四斤，保证你俩赔不了。我一再让大婶买点儿，大婶犹豫了一会儿说：“看你俩也是实诚孩子，我就买两毛钱的。”第一份卖出去了，我俩可高兴了，大哥吆喝得也更像那么回事了。紧接着就有了第二份第三份买卖，卖出去的越多，抬着的筐越轻，也不觉得累了。卖完西红柿已经是晌午了，我俩抬着空筐先到方大爷那儿还了趸西红柿的钱。方大爷一个劲儿夸我俩：“你俩小子行啊，能干。过几天我这儿有别的菜下来，你俩再来趸。”算下来这半天时间我俩赚了好几毛钱呢。后来我们又卖过几次菜，除了西红柿还有黄瓜小白菜什么的。
那时候家里每年都养一头猪，平时放了学就要去采野菜沤猪食。星期天还常常去蒋宅口附近一家粉坊买豆汁儿，那里卖豆汁儿论桶，无论大桶小桶每桶两分钱。前院邻居有一个特大的桶，现在想起来那个桶大概有六七十厘米高，要买豆汁儿时我们就去他家借大桶，预先找两块木板或几段树枝子，洗干净放到桶里，装满豆汁儿它们就漂在表面以减少晃荡。星期天一大早大哥带着我去买豆汁儿，因为去晚了就买不到了。大约要走五六里六七里路才到那家粉房，交两分钱人家给你灌满一桶豆汁儿。我俩穿上扁担抬着一大桶豆汁儿往回走。大哥总是把桶放在离他很近，他边走边用双手把着桶，免得桶晃大发了豆汁儿撒出来。尽管桶里放着木板树枝，尽管大哥用双手把着桶，我们还是要慢慢走稳着劲儿走，走得越慢越沉越累呀！我就开始叫苦：“太沉了，歇会儿吧。”大哥说：“老歇着什么时候才能到家呀，越歇越累，走一步少一步。”他嘴里这么说，有时候拗不过我也同意歇一会儿，其实他比我更累。走出汗了，我就喊渴，要喝点儿豆汁儿。大哥说：“你不知道豆汁儿要熬开了才能喝呀，现在喝会拉肚子的。”其实我也知道豆汁儿要熬开了才能喝，只是累得故意耍赖。一路上大哥总是担着比我重的分量，还得哄着我走。豆汁儿抬回来先舀出一些熬熟了，全家就着窝头咸菜喝着豆汁儿，也算改善生活了。剩下的大部分豆汁儿要掺上米糠麦麸什么的沤了喂猪，那可是上等饲料哇。
大哥上初三，我上初一，但我俩不在同一所学校，他出门往东南方向走，奔和平里，我出门往西南方向走，进安定门，他走大约半个多小时到校，我要走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才能到校。无论出门往东南还是往西南，土城都是我俩绕不过去必须经过的地方。这里说的土城是北土城，即元大都城垣遗址，元朝时的北城墙，现在是一个高高的土岗。土城内外是大片的杂树林，土城外大约百米处有一条不大的河，也许就是当时的护城河吧。这里常常被称为乱葬岗子，解放北京时，这里是战场，解放军和国民党兵在这里都有伤亡。平时谁家的孩子夭折了，也到土城挖个坑埋了，而且我还曾不止一次看到过有人在土城的树林里上吊自杀。所以经过土城总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大哥本来可以比我晚一个小时再出发去上学，但他为了陪我，总是和我一起出发。开始他陪我往西南方向走，从陈家豁子进土城，然后他再往东走，这样他要多绕很多路。后来我不让他陪我一起走了，但他还是和我同时出发。他往东南方向要翻越土城，土城外的树林里有一家姓玉的人家，他从玉家门口经过，顺着人们踩出来的小道爬上土城，再下土城。我往西南方向是从陈家豁子进土城。土城外小河北有一家姓陈的人家，我走过陈家，过了小河，走一片树林，过豁口。豁口是把一段土城挖平，中间是仅能过驴车的土路，两侧是立陡立陡的土的峭壁，最高处差不多有十米吧，走在豁口里无论什么季节什么天气总有很大的风。走过豁口又是一片树林，再走很远的田间小路才能见到人家。开学不久，天越来越短，早晨上学时天还黑着那。大哥翻过土城就冲我这边大声问：“过来了吗？”虽然相隔很远，因为天还没亮，周围很静，我能听到大哥的声音，我就大声回答：“过来啦！”大哥听到我的回答才放心地说：“好，自己走吧！”那一个冬天，天天如此，大哥就这样陪我过土城。
大哥初中毕业就辍学参加劳动了，除了干农活，有时也到外面打零工，还到大佛寺附近学习过打字，最后公社让他学做电工。那年暑假我参加生产队劳动，大哥要给副业队新盖的一排平房布线安灯，需要一名助手，他跟生产队长说让我跟着他干。我帮他扛梯子，运成捆的电线还有瓷瓶夹板什么的。大哥蹬上梯子仰着头在房檩上拧螺丝钉拉电线，我其实活儿并不多，我就要求帮他拧螺丝钉，大哥说：“你行吗？那你可要注意安全啊！”于是我也搬了一架梯子，按照大哥画好的位置，开始干起来。房檩是榆木的，很硬，那时没有电动工具，全靠用手握着改锥拧螺丝钉。我没拧几颗螺丝钉，就累得脖子生疼，顶着改锥的手掌也磨破了皮，疼得不敢再碰了。大哥听到我啧啧地直叫疼，就叫我：“快下来吧，我说这活儿你干不了吧，还是帮我打下手吧。”我问大哥：“你的手不疼吗？”大哥伸出手让我看，他的手已经磨出厚厚的老茧。可见大哥当电工多么不容易呀，可在家从来没听他说过累呀疼的。
我上初三，快入冬了，大哥给我抱来了一身新棉衣棉裤，蓝面白里，里外三新，是那种带扣子，上衣有两个带盖的大兜，裤子能穿腰带还有两个插兜的衣服，我们当时把这种衣服叫制服。过去穿棉衣都是母亲做的，笨拙臃肿也不好看，做梦都想有一身制服。看到大哥给我的新棉衣棉裤高兴极了，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穿制服啊，急不可耐地穿上试试，大哥看了看说：“现在穿着有点儿肥大，可你还长个儿呢，越穿就越合身了。”大哥参加劳动才一年多，那时候挣点儿零花钱多不容易呀，这身衣服怕是大哥一年多来的全部积攒吧。大哥给我买了新棉衣棉裤，可他自己仍然穿着母亲做的对襟算盘疙瘩扣的棉袄呢！
我大学毕业后响应号召积极申请支边，来到小兴安岭林区。那里是高寒地区，冬天漫长而严寒，无霜期很短，当地除了出大木头几乎不出别的什么东西。当时全国物资匮乏，林区要加个更字，生活很艰苦。每次假期回京，总有同事邻居朋友托我们捎这个买那个，我们自己回去一趟也要千方百计带点儿能吃的东西回去。那一次回京因为带的东西太多，我专门买了一个大柳条箱，装得满满的。临走时大哥说：“我刚好今天有空儿，我去车站送你。”大哥用自行车驮着柳条箱，我在后面扶着，我俩一直走着到车站。到了车站放下自行车，我说：“箱子太沉，咱俩抬着吧。”大哥说：“不用，我扛！”柳条箱比一般行李箱都大，扛在肩上很不容易，一只手从头顶上伸过来扶着上边，一只手在下面托着。我看大哥很吃力，几次要大哥放下来我们抬着走，大哥几次拒绝我并说：“不用不用，一会儿有你自己拿的时候。”就这样大哥一直把我送到车厢门口我才把箱子接过来。轮到自己拿了，更加知道这一路大哥付出了多少辛苦。我频频向站在站台上满头大汗的大哥招手，说是辞行，其实更多的是感谢和感动。
1982年，我完成了组织学生高考和填报志愿等一系列工作，利用剩余的暑假时间赶回北京看望病重的父亲。父亲已经病得很重，多日不能进食了。我拿着父亲的病历跑医院找专家，医生已无回天之力。我和大哥商量安排父亲的后事，为父亲准备了寿材。我对大哥说：“父亲真有事，我可能也赶不回来，一切就拜托你和三个妺妹了。”那时候北京到小兴安岭寄一封信要五天时间，坐火车回来，顺利了要两天，要是遇上车晚点换车不顺利时间更长。大哥说：“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呢！”暑假要结束了，我要赶回工作岗位，临走时我安慰父亲：“您好好养病，按时吃药，我还会回来看您。”嘴里这样说着，我心里知道这可能是和父亲的最后告别了。
我离京两个月后，接到大哥的来信，我知道肯定是父亲的事，双手颤抖着打开信一看竟是母亲突然去世了，如五雷轰顶，我悲痛欲绝。信上说原本给父亲准备的寿材只好先给母亲用了，所以我明白当务之急是重新给父亲准备寿材。一副寿材二百多块钱，我和大哥分摊，我东拼西凑赶紧给大哥汇去了一百多块钱。过了不到十天，又接到大哥的信，父亲也走了。母亲父亲相继去世，我都没能在他们身边看他们最后一眼，送他们最后一程，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和终生遗憾。欣慰的是，大哥一直在父母身边，帮我尽孝，并代表我料理了双亲的后事，这是多重的恩多深的情啊！
大哥，弟弟永远怀念你，感谢你的恩重情深！
（2023年10月 北京）
【作者简介】亚锋（男），北京市人，一个学数学的文学爱好者，退休后已有近百万字作品出版或在网络上推出。弘扬正气，讴歌真善美，耄耋之年，笔耕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