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的文官武官還沒有很明確的界定，因為貴族與士人的養成乃是以禮、樂、射、御、書、數為主，目的是在於培養文武兼備的人才，所以卿大夫們治理國事是為文官，出外作戰是為武將。
當時的戰爭規模不大，諸侯或卿大夫往往在作戰時就直接指揮軍隊。於是，以國君、卿大夫為首的作戰指揮官，就成為戰爭中的靈魂人物。
如晉獻公初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由此可見春秋初期晉國的軍權掌握在國君手中；晉大夫里克亦指出，率軍出征應該是國君與執政正卿的職責。
《東周列國·春秋篇》晉獻公劇照
直到僖公二十七年，晉文公即位的第四年，於被廬舉行大規模閱兵演習，建立三軍的編制，才商議元帥的人選。
「元帥」就是「中軍將」，晉國以中軍為尊，而上軍次之。自此，元帥成為晉國最高軍事指揮者，軍政已不是國君專有的權利。
將帥的重要性
若要在戰爭中順利達成全勝的目的，那麼將帥的素質與能力便是重要的條件之一，所以有「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的說法。
將帥本身德行操守的優劣，謀略智慧的高下，指揮藝術的深淺，直接關係到軍隊的安危，戰爭的勝負。
尤其是國家到了生死關頭，與其有千百個凡將劣帥，還不如得一智勇兼具，振奮軍心的將領。因此，歷來軍事家對將帥的作用和地位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東周列國·春秋篇》孫武劇照
不僅如此，《孫子兵法》還說：「夫將者，國之輔也」，這便是強調將領是國君的輔佐，若能得到國君的信任，則國家必定強盛；反之，如果得不到國君的信任，加上國君又妄加掣肘，國家必日益衰弱。
所以說，深知用兵之法、又能得國君信任的賢良將領，簡直是掌握人民生命，維繫國家安危的偉人。
就因為主將的責任是如此的重大，所以歷來的統治者對選將、任將都提出了嚴格的條件。如晉文公於被廬建立三軍，商議元帥的人選。
晉文公慎重議定郤縠統帥中軍，命郤溱輔佐他；命狐偃統帥上軍，狐偃讓給狐毛，自己為副職輔佐他；任命趙衰為下軍主帥，趙衰辭讓給欒枝、先軫，晉文公就命欒枝統帥下軍，先軫為副職輔佐他。
《東周列國·春秋篇》晉文公劇照
在選將的過程中，晉文公特別注重主帥的人選，主因是擇將得當，可收到眾人皆服、同心協力的效果。由此就可以知道，晉國在「城濮之戰」中戰勝楚國，是具備一定先決條件的。
將帥的特質
將帥與軍隊之強弱、國家之安危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所以，選擇良將是治軍征戰的第一要務，必須非常慎重。
如《孫子兵法》就明確地提出了「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就是將領要有智謀、賞罰有信、愛護士卒、勇敢堅定、明法審令；《六韜》更詳述將帥應具備五種才德，避免十種缺點。
由此可見，軍事家論選取將帥，都重智、仁、勇、信等德行，這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
《東周列國·春秋篇》晉文公劇照
因為早期貴族文士未分化為文士、武將之前，培育人才以詩、書、禮、樂等作為修身律己的德目，所以在將帥的選取上，仍把「修身律己」作為將帥應具備的素養。即使內容稍有不同，但對將帥的要求不外是德才兼備、文武雙全。
這一點，在春秋時期的各國中有很多典型的例子，如以晉文公而言，其霸業的建立，似乎多歸功於狐偃、趙衰、先軫等一批賢臣良將，晉文公可以說是以「知人善任」成就功業的典型。
除此之外，理想中的將帥，還應具備許多特質。
如「博學多才」。無論古今中外，軍事家都以才學淵博為將帥成功的先決條件。
根據史書所載，舉凡歷史名將，皆畢生好學，甚至在兵馬倥傯、輾轉征戰的日子裡，仍手不釋卷；即使是功成名就後，仍以歷來名將的作戰經驗作為借鑑。
所以，淵博的知識是將帥們韜略的基礎、計謀的來源、克敵制勝的良策。如此，在戰爭中可針對不同的條件、不同的敵情、不同的地形，選用不同的戰法，以獲取勝利。
《東周列國·春秋篇》晉文公劇照
又如「有勇有謀」。一般人評論將帥，往往只著眼於勇敢，其實，勇敢對於將帥來說，只不過是應具備的各種條件之一。
將帥只單憑勇敢，必然輕率宣戰，若宣戰又不考慮利害，必使全軍陷入絕境。如僖公二十八年，楚國的主帥子玉以「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主動請戰；在面對強大的晉軍時，又措辭傲慢地挑釁說出「請與君之士戲」等話語。
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有勇無謀、驕傲輕敵的楚將。將帥輕敵，必然缺乏謀略；驕傲無謀，必然粗疏隨便。
「城濮之戰」中的子玉，是一個有勇無謀的將帥。因為輕狂無禮，所以不能正確地估計形勢和敵我力量的對比，更不能清楚地制定正確的戰略戰術，失敗就是必然了。
「城濮之戰」示意圖
所以說，將帥應同時具備智謀和勇敢兩種特質。如晉、齊「鞍之戰」的晉將解張展現出頑強的意志和英勇的氣概，終於擊潰齊軍、取得勝利，就是最好的例子。
又如宣公六年赤狄攻伐晉國，晉國用荀林父之謀，讓赤狄暫時占領晉國的懷地和邢丘，危害百姓，待其惡貫滿盈之時，再一舉殲滅——宣公十五年，荀林父領兵在曲梁滅了赤狄。
執掌晉國大權的荀林父，採取謀定而後動的行動來消耗敵人，達到使敵勞民的長遠戰略，而獲致最後的勝利，並因此得到「敵臣千家」，及千戶奴僕所耕的土地。可見，將帥的有勇有謀，實關係著全軍的勝敗與國家的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