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國蔬菜種植面積突破3億畝，回望一整年的風調雨順，繼2018年全國蔬菜產出7億噸後，2019年的數字還能有所突破。產量穩步攀升，可蔬菜價格卻一直在坐「過山車」。

上半年，中國蔬菜價格處於歷史高位，可到了第三季度便出現季節性下跌，全國平均批發價格較近三年同期平均水平還要低出1.8%。然而，城市終端市場的消費者對菜價回落感覺不算強烈，反而是田間地頭的菜農，被那些幾分錢一斤都賣不出去的蔬菜堵住了家門，也堵住了心口。

蔬菜的供需鏈條總像個「蹺蹺板」，豐收之後，充實了城市菜籃子，也就無法再充實田間菜農的荷包。好在今年的對口幫扶力度驚人，多數成規模的蔬菜滯銷，在政府部門、行業組織、愛心企業的及時干預下，都得到了有效緩解。不過，臨時救急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在專家看來，蔬菜產業上的產能過剩、異地生產、流通體系不健全、菜農信息渠道不暢通，都是導致「菜價過山車」、「豐收不增收」的主因。

1、菜價走低，精確數字背後是無法精確的困局

今年10月份，在農業農村部就三季度重點農產品市場運行情況舉行的發布會中，市場與信息化司司長唐珂在提到在三季度，我國農產品供應總體較為充裕，他講到上半年，蔬菜價格處於歷史高位，不過「隨著秋季蔬菜逐步上市，9月份開始季節性下跌，全國平均批發價格環比跌了4.9%，較近三年同期平均水平低1.8%」。

4.9%與1.8%，這是農業農村部9月份通過監測全國28種蔬菜平均批發價格，環比與同比後測算出來的精確數字。但在精確數字背後，是無法精確給出數字的無數菜農在第三季度面臨的真實困境。

在河北張家口承包耕地種蘿蔔的王進成是這組數字背後的菜農之一。9月底，在張家口尚義縣八道溝鎮的047鄉道旁，王進成承包的200畝地白蘿蔔已經變成200餘頭牛羊的免費午餐。金秋十月，王進成註定無法等來收蘿蔔的採購商。「算上承包費用、肥料除草、水電人工，地里每斤蘿蔔的成本在2毛錢左右。採購商說，哪怕以2毛錢收了我的蘿蔔，他們再去出售也肯定要賠錢。」

在9月的尚義，能夠被採購商接受的白蘿蔔價格是每斤2分錢，王進成不願意以2分錢的價格把蘿蔔「賤賣」掉，收蘿蔔還要僱傭人力，乾脆喂了牛羊。但在距離尚義近200公里的張家口崇禮區，種植彩椒的椒農，即使面臨「無底價」的採購，也必須要把彩椒賣出。黃哲偉就是這些椒農的其中之一。這是黃哲偉種植彩椒的第四年，且不說去年崇禮彩椒的價格一度賣到每斤20元，就是在往年，黃哲偉也沒因為種彩椒賠過錢，「但今年這錢肯定是搭進去了。」

2、擴種有錯嗎？「我只想能夠徹底脫貧」

為什麼菜價走低，同樣在今年10月份的發布會上，農業農村部唐珂說與上半年菜價持續高位有關，導致夏秋蔬菜主產區存在不同程度的擴種。「今年夏天的時候，北方冷涼地區蔬菜沒有經歷去年那樣極端高溫和長時間強降雨天氣，天氣有利，從主產區蔬菜總產量來看，市場供應形勢整體明顯好於去年同期。」

有菜農說蔬菜供需鏈條也像個「蹺蹺板」，這些菜充實了終端市場，也就無法再充實田間菜農的荷包。季節性的供大於求，讓滯銷成為入秋後市場頻繁上演的場景。可農戶擴大蔬菜種植面積，固然有盲目性，但也合情合理。

村民靳萬金來自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察哈爾右翼中旗的土城子鄉半梁村，2018年。他們一家人靠著10畝南瓜脫了貧，因為去年秋天地頭收購價能夠達到8毛錢，嘗到甜頭的靳萬金，在2019年把南瓜擴種到60畝，而當地人承包土地的費用每畝每年不過40元。

然而今年，一切不像去年那麼順利。到了十月份，靳萬金的家門口還堆著上萬斤南瓜，他告訴記者，哪怕每斤只給他一毛多錢，只要能把這些南瓜拉走，自己也願意出售。「我不想返貧，」靳萬金說，去年行情好才選擇了擴種，「只是不想再繼續當貧困戶了，這有錯嗎？」好在，最後通過當地政府和商超的支援，老靳的南瓜終於賣了出去，以每斤高於2毛錢的價格收購。

2018年的市場，因天氣原因，導致多種蔬菜的供應形勢走低，去年並非蔬菜大年，卻讓不少菜農因為荷包豐收而過了歡喜年。到了2019年，選擇大面積擴種的農戶在北方地區大有人在。

以崇禮地區彩椒的種植面積舉例，去年崇禮全區彩椒種植面積為7718畝，而到了今年，種植面積就達9545畝，上漲近24%。今年九月，崇禮4萬噸彩椒滯銷，其中也包括今年因擴種而增產的近1萬噸彩椒。而作為北京地區的菜籃子，據張家口農業農村局公布的數據，整個張家口市在今年九月底共有1.47萬畝蔬菜面臨滯銷，全市有7個縣區「涉及價格低銷售難情況」，而供求關係則是地頭菜價低的主要原因。

3、菜會降價 人力成本永不降價

田間地頭，菜價低到幾分錢、幾毛錢，可生活在城市裡的消費者，卻沒感覺到產地菜價低迷的甜頭。是誰抬高了蔬菜價格？「太多人了」，收購蔬菜的中間商們告訴記者，終端市場價格遠高於地頭價的主要原因，在於那些城裡人難有具體概念的「人力成本」。那些在運輸鏈條上經手蔬菜的人，都是蔬菜在終端市場價格的推手。

今年第三季度，同樣是張家口尚義縣，萬畝芹菜面臨銷售困局，當時收購能夠裝滿一輛貨車共一萬多斤的芹菜，只需500元，每斤芹菜的售價核算下來不過2、3分錢，最多不過5分錢。組織裝車的收購商告訴記者，在蔬菜面臨滯銷的情況下，人力成本比菜貴是太尋常的事情，也同樣是蔬菜滯銷的原因之一。收購商說，這些年菜價有漲有落，人力費用卻從來沒跌過。」

馮平是崇禮區石嘴子鄉的種植彩椒的「致富帶頭人」，也是崇禮彩椒的種植者和收購者，2015年馮平在崇禮成立了蔬菜專業合作社，對他來說，高昂的人力成本，讓面臨滯銷困境的椒農雪上加霜。

每年三月到十月是彩椒種植收穫的日子，由於種植面積很大，人力成本一直是馮平一項固定的支出，「如今在農村想請到效率高的青壯年幾乎是不可能的。農業這行太苦、太累、太髒，年輕人一般過完年就去了大城市，留在農村的全是一些六七十歲的老人，能請到五十多歲的已經算不容易了。」馮平講述，即使是老人，每天的日薪仍在130元—150元不等，「有時候130元還不一定請得到」。除了種植過程，收穫季節同樣需要額外的人力支出。

4、重重環節 柴油、損耗以及其他

蔬菜離開了產地只是開始，事實上即使地頭收購價再低，只要在裝車以後，每一斤蔬菜都會一路開掛「身價」倍增。所有蔬菜價格的推手，掙的卻仍是稱不上豐厚的辛苦錢。

這其中，參與運輸的司機是推手。即使連接北京的眾多高速都有綠色通道的存在，運輸蔬菜的車輛被免去了過路費，卻仍然逃不掉高昂的柴油費用，以13米長的貨車舉例，在滿載33噸貨物的狀態下，每百公里油耗在30升-40升之間，按照柴油平均每升6.8元的價格，往返張家口和北京兩地，一趟下來的車費，便接近千元。回程車輛即使空駛，所消耗的費用仍被計算在成本之中。而司機到達城市的批發市場後，多數情況下要等蔬菜全部售罄後才能返回場地。通常需要三天左右的時間，核算下來，司機師傅的日薪也不過兩三百元。

城市內的大型批發市場是推手。在華北地區最大的蔬菜集散地北京新發地，每個入場的菜商需繳納一筆進門費，費用通常按照車輛的大小來計算。以市場內最為常見的載重十噸長為6.8米的貨車為例，進門費需要450元，分攤到每斤蔬菜上則是兩分錢。市場內的裝卸車、買賣、送貨同樣需要人力協助，單人200元一天的日薪，同樣會被倒賣蔬菜的中間商計算到成本之內。

蔬菜運輸與自然損耗同樣也是推手。自然損耗是最不易被人察覺的部分，也只有常在蔬菜產業鏈條的人，會知道在長途運輸過程中，蔬菜蘊含的水分會在短時間內就產生5%的蒸發損耗。此外，蔬菜裝卸的次數越多，「掉隊」了的打蔫、剝落的菜葉也就越多，也意味著人為損耗的比例在默默增長。而這些損耗所發生的每個環節，都有參與者的默默核算。

最後，甚至連在超市購買蔬菜的消費者，無形中也成了助推蔬菜身價上漲的因素。「你能想像到超市裡的大爺大媽們在過秤前會把蔬菜擇到什麼程度嗎？」一位北京超市採購處的負責人曾向記者抱怨，那些對於消費者而言毫無用處的部分，對於商超來說仍是蔬菜計重的組成部分。

5、隱性過剩 產業難以自我矯正

回顧2019年，幾乎可以稱得上是風調雨順的一年。天公作美，幾乎所有的蔬菜主產區都獲得了農民所期盼的豐收，但不同專家和業內人士都向記者指出，菜市行情的低迷也正是源自「普遍豐收」後的供大於求的現實情況，供求關係始終是影響價格變動的最主要原因。

京津冀農產品行業聯盟秘書長尹作豐曾在面對記者採訪時強調，國內不宜再增加蔬菜的種植面積，就目前情況而言國內蔬菜早已產能過剩。在蔬菜供大於求的情況下，銷售環節中，中間商通常再考慮多諸多變動因素的後選擇壓縮利潤空間，出現虧本後，地頭收購價會受到影響，因此才出現菜賤傷農的現象。而國外流行的訂單農業因為國內小農和廠商都存在缺少契約精神的情況，所以該模式還不完全符合國情。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副研究員周振亞說，一直以來都將國內蔬菜產能過剩總結為一種「隱性過剩」。「比如說，像糧食的話，如果產量很多，我們可以通過庫存看出來；可如果是不易儲存的蔬菜，產量高卻又賣不出去，農民多半會將它們翻到地下作為肥料還田，這樣的『過剩』其實是不易被發現的。並且蔬菜並不像大宗農產品一樣具有金融屬性，蔬菜的產能過剩是基本不會傳導到到資本市場的，產能過剩並不能抑制該領域的投資行為，下一輪過剩還會重複出現。」

周振亞說，正是因為如此，產能過剩的蔬菜產業很難進行自發的矯正，產業的反饋機制也並未建立起來。但產能過剩所導致的問題卻制約了田間蔬菜價格的合理上漲，同時更加劇了環境污染。「由於蔬菜價格低，一些葉菜外層菜葉也承擔了包裝功能，直接導致了蔬菜在流通環節的嚴重浪費。」周振亞同時提到，蔬菜田間收購價格的低迷會導致農戶為了獲得維持再生產的收益，農戶會通過增加化肥農藥的使用量增加產量，這樣不僅會影響食品安全，還會污染環境。」

6、病灶未改 坐上過山車的菜價太難「下車」

產能過剩並不是導致蔬菜出現滯銷、菜賤傷農的唯一原因。

談及蔬菜地頭收購價和在城市批發市場內價格的兩番境地，周振亞指出，這是由於蔬菜產區和銷區分離，流通渠道不暢造成的。

周振亞指出，從政策上來看，在 1998 年我國實行了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政策，各地區把蔬菜生產作為一個重要發展方向，這導致了距離城市較遠、 土地成本和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區蔬菜產量的快速增加，2006年之後我國鼓勵「一村一品」的發展模式進一步推動了遠離城市的地區蔬菜生產。蔬菜產區與消費區分離從客觀上導致了蔬菜的長途運輸，蔬菜從產地到銷地流通成本增加也導致了我國蔬菜價格的居高不下。

從外埠向大城市調運，考驗的是流通體系是否健全，但在我國現階段，正是流通體系導致蔬菜流通成本的居高不下。周振亞談到蔬菜區域性分銷中心建設滯後，以及蔬菜市內流通設施建設嚴重不足是體系中的兩大問題，尤其是後者。「由於各個城市都限制貨車進入市區，菜販只能依賴麵包車、三輪車等運輸工具，而這些運輸工具相對於大貨車來說運輸成本要高很多。」城市擴張過程中，沒有同步規劃建設菜市場，便民店等農產品流通基礎設施。

最後，信息不對稱以及渠道的不暢通也更加劇了蔬菜價格的波動。「菜農的生產決策主要基於上一期的蔬菜價格，生產存在盲目性和滯後性。」周振亞談到，在一種蔬菜價格上漲或下跌後，各地菜農看到媒體發布的信息之後，受到利益驅使，也會改變該種蔬菜的種植面積，從而也導致了下一輪蔬菜價格的變化。

周振亞提到，雖然近年來整個行業的格局也在進步和調整，但產業基本面上的問題還是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若沒有解決根本問題，那麼坐在「過山車」上的蔬菜，也會投入到一個又一個的無限輪迴之中。

來源：中國蔬菜、新京報 記者 田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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