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斷代工程把夏代開始年代定在公元前2070年，同時又把「禹時」五星聚定在公元前1953年，這是不可思議的。根據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徐振韜研究員提供的《公元前2826——公元2876年五大行星會聚表》可知[7]，從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000年，我國境內共發生14次五星相聚，其中最早的為公元前1972年4月。《史記》說大禹在位十年而崩[8]， 《竹書紀年》的說法是禹在位四十五年[9]，這兩個說法都比較平實。因此，如果按照斷代工程給出的夏代始年為公元前2070年，則大禹時期都不可能會發生五星聚。

（二）禹時五星聚年代與「仲康日食」年代的矛盾

《左傳》昭公十七年引《夏書》說：

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日食」現象（圖片來自網絡）

這條文獻也見於《古文尚書·胤征》，通常被視為是夏帝仲康時期某年「季秋」的一次日食記錄。關於這條日食記錄的年代，斷代工程對已有的13種說法進行了核算，結果發現要滿足「季秋」與「房宿」相對應的時代在公元前14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換句話說，除非「夏商並行」，否則這條文獻就不能成立。但是，斷代工程並沒有考慮去審查《史記》的三代框架，而是根據三國時期杜預的說法，以這次日食發生在「季秋」的可能性比在「房宿」要大為前提，給出了四個可能的時間，即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公元前2019年12月6日、公元前1970年11月5日和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10]

這樣問題就又出來了。按照《史記·夏本紀》的說法，夏代在大禹之後的世系依次為夏啟、太康、仲康、帝相、少康。[11]其中，仲康和太康是兄弟，換句話說，仲康是夏禹的孫子。如果按斷代工程給出的禹時五星聚年代為公元前1953年，那麼，禹在位年代豈不是比他的孫子仲康還要晚？

（三）《孝經鉤命決》「禹時五星聚」的可靠性問題

羌族祭祀大禹的活動（圖源：王金虎）

筆者在研究中獲得的認識是，夏代時期確實可能已經存在五星觀測以及五星崇拜。但是，就目前的情況而言，試圖把這種「五星文化」運用到具體的夏朝年代學研究中還有不少困難。所謂的五星，即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辰星，今則稱為木星、火星、土星、金星和水星。目前，在出土文獻中最早能見到的有關五星系統記錄是出土於馬王堆三號漢墓的帛書《五星占》（下葬於漢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其文如下：

東方木，其帝太浩，其丞句芒，其神上為歲星。歲處一國，是司歲。……西方金，其帝少浩，其丞蓐收，其神上為太白。是司日行、彗星、天夭、甲兵、水旱、死喪、道以治侯王正卿之吉凶。……南方火，其帝赤帝，其丞祝庸，其神上為熒惑。……中央土，其帝黃帝，其丞后土，其神上為填星，賓填州星。……北方水，其帝顓頊，其丞玄冥，其神上為辰星。主正四時。[12]

馬王堆帛書《五星占》圖影

《淮南子·天文訓》的記錄與《五星占》非常相似，其文如下：

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為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其獸朱鳥，其音征，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治四方。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其音宮，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13]

類似的五星占內容在《史記·天官書》中也存在。何幼琦先生推測《五星占》成文的時期當在公元前370年至320年之間。[14]但也有學者持不同的見解。卜辭中有不少有關於「帝五臣」的記載，如《屯南》930載：「貞，寧秋於帝五丯臣，於日告。」丁山先生認為：「甲骨文所見帝五丯臣，實即明堂月令的五方神，亦即《淮南·天文篇》所謂『五帝佐』了。……五臣，既附麗於上帝，是天神也。」徐振韜先生因此認為，五大天神可能是殷代對五大行星的統稱[15]。按筆者所提出的「夏商並行說」，如果卜辭存在視五星為天神的情況，則夏代有五星觀測也是很自然的了。

卜辭的帝五丯臣（屯南903）

當然，我們應該意識到，那些把王朝的興衰繫於五星運動的記錄究竟有多少可靠性，仍是需要我們謹慎對待的。戰國時期的《石氏星經》說：

歲星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16]

這裡把「五星聚」與王朝興衰聯繫了起來，但沒有提到具體的案例。類似的記載也見於司馬遷所著的《史記·天官書》，其文如下：

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17]

有德則慶，無德則殃，這同樣也是強調五星聚與改朝換代的關聯，但同樣沒有案例。自西漢末年起，讖緯學興起。特別是光武中興，劉秀以符瑞圖讖起兵而據帝位，「宣布圖讖於天下」，大量的緯書在東漢時期登堂入室。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們能看到的那些把夏商周三代與五星聚相聯繫的記錄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比如，《春秋元命苞》就把商周的王朝更替與五星聚聯繫了起來，其文曰：

殷紂之時，五星聚房。[18]

迷信圖讖的光武帝劉秀（清人繪）

又比如東漢桓譚的《新論》說：

甲子，日月若連壁，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朝至於南郊牧野，從天以討紂，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19]

把大禹之興與「五星聚」相聯繫，目前我們能看到的文獻只有前引的東漢緯書《孝經鉤命決》。緯書是迷信的淵藪，多「增飾依託，剽竊矯稱」之辭，總體上可靠性並不高。對於夏商周斷代工程把緯書作為夏朝年代學研究依據的做法，張富祥先生批評道：

從文獻學的角度考察，《孝經鉤命決》的說法是不可信的，用現代天文學的推算去套合古人虛構的東西也不合情理。尤其是對於緯書材料的使用，嚴肅的古史年代學研究更需要格外小心和提防。[20]

我國有古老的天文學淵源，有世界上最早的哈雷衛星、日食記錄。在文獻中，這些記錄絕大多數是可靠的，但也存在一部分記錄被歷史事件利用的現象。天文學家張培瑜先生在研究五星聚的時候就指出，「五星會聚天象如不與歷史事件、政治牽連，它的記載是完全可靠的」，但與時變、瑞應聯繫時，經過後人的附會，在時間上則往往有提前或推遲的現象[21]。張培瑜先生舉出了兩個例子，比如東漢時期班固所著的《漢書·高祖本紀》說：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

江蘇豐縣劉邦廣場

但通過計算秦漢時期的五星運動可知，漢初最佳的五星會聚發生在漢二年四月九日，而不是漢元年的十月。再比如南朝梁沈約編著的《宋書·天文志三》說：

今案遺文所存，五星聚者有三：周、漢以王齊以霸，齊則永終侯伯，卒無更紀之事，是則五星聚有不易行者矣。

夾註：

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入秦，五星聚東井。[22]

根據《左傳》的記載，齊桓公始霸在魯莊公十五年[23]，即公元前679年。而實際的五星運動表明，最接近這個時點的五星聚合發生在公元前661年[24]。

（四）小結

鑒於目前所能見到的把五星聚與王朝興衰相聯繫的記錄無不出於讖緯興起後的東漢甚至更晚的歷史時期，因此，把《孝經鉤命決》的五星聚記錄應用於夏代的年代學研究無疑應持慎重的態度。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近些年新見的出土文獻《清華簡》以季連生活於盤庚、武丁時期[25] ，《郭店簡》以皋陶生活在武丁時期[26] ，而傳世文獻中的大禹與季連、皋陶生活的年代相近。也就是說，按《清華簡》、《郭店簡》的記載，夏商應當為曾經並行存在的兩個政權。夏商周斷代工程把武丁在位年代定為公元前1250─前1192年，而據徐振韜先生給出的《公元前2826——公元2876年五大行星會聚表》，公元前1255年9月24日、公元前1197年11月20日、公元前1197年11月29日都會五星會聚的情況出現。由此可見，按照「夏商並行」的觀點，不僅有可能支持禹時發生五星會聚的記載，也完全有可能支持前述「仲康日食」的記載。當然，前提是需要我們先對《史記》的三代年代框架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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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太平御覽》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2月，第34頁。

[2] 孫瑴著錄：《古微書》卷三十，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90年，第611頁。

[3]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10月，第80頁。

[4]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10月，第82頁。

[5] 《尚書》卷三《舜典》，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10月，第132頁。

[6]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9月，第44頁。

[7] 徐振韜、蔣窈窕：《五星聚合與夏商周年代研究》，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6年，第《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9月，第44頁。

[8] 《史記》卷一《夏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9月，第83頁。

[9] 《太平御覽》卷八二《皇王部七》，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2月，第381頁。

[10]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10月，第81頁。

[11] 《史記》卷二《夏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9月，第85~86頁。

[12]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五星占〉釋文》，《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第一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78年4月，第1~7頁。

[13]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0月，第2061~188頁。

[14] 何幼琦：《試論〈五星占〉的時代和內容》，《學術研究》1979年第1期，第81頁。

[15] 徐振韜、蔣窈窕：《五星聚合與夏商周年代研究》，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6年，第3頁。

[16] 瞿曇悉達撰：《開元占經》卷十九《五星占二》，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9月，第216頁。

[17]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321頁。

[18] 李善等註：《六臣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567頁。

[19]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2月，第1513頁。

[20] 張富祥：《關於夏代積年與「五星聚」》，《管子學刊》2005年第3期，第118頁。

[21] 張培瑜：《五星合聚與歷史記載》，《人文雜誌》1991年第5期，第105~106頁。

[22] 《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35─736頁。

[23] 《左傳》卷九，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10月，第1771頁。

[24] 張培瑜：《五星合聚與歷史記載》，《人文雜誌》1991年第5期，第105~106頁。

[25] 李學勤：《論清華簡〈楚居〉中的古史傳說》，《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53－58頁。

[26] 徐在國：《釋「咎繇」》，《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9年第3期，第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