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左傳·莊公八年》引）

（4）《夏書》曰：「地平天成。」（《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左傳·文公七年》引）

（6）《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書》曰：「念茲在茲。」（《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納，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左傳·哀公六年》引）

（10）《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於元龜。」（《左傳·哀公六年》引）

《堯典》書影

以上各條，除第九條的「惟彼陶唐」部分見於古文《尚書》的《胤征》，其他全部見於古文《大禹謨》。此外，古文《大禹謨》中還有幾條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獻中所引用，我們也列之如下：

（11）《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後，何戴？後非眾，無與守邦。」（《國語·周語上》）

（12）且不唯《泰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從，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愛下》）

（13）《書》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號泣於旻天。（《孟子·萬章上》）

（15）《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萬章上》）

今傳古文《尚書》中有一部分材料確有較早的史源，但總體上系後人偽作，這是當今學術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條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謨》。從《墨子》自身記載看，《墨子》所稱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書》的《甘誓》別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與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記》的三代歷史年代框架來說，「禹征三苗」屬夏代建立前的歷史事件，故《十三經》本《尚書》將古文《大禹謨》列入《虞書》，而這些內容均被《左傳》視為出自《夏書》。由此可以證明，《左傳》或者說《尚書》最早的版本均把堯、舜、禹視為夏代歷史人物。如果這點被確認，就意味著《史記》的三代年代框架並不可用，而這無疑將對我國的夏文化探索帶來重大變化。

二、《墨子》與《史記》之「夏」的年代學差異

先秦文獻多有將「虞、夏、商、周」並稱的例子。如《國語·鄭語》太史伯說：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3]

又如《國語·魯語上》展禽云：

幕，能率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後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4]

《左傳》也有這種「虞、夏、商、周」並稱的現象，如莊公三十二年內史過說：

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傳·莊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云：

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逾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左傳·成公十三年》）

主張兼愛尚賢的墨子

基於這些記載，楊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歷史地位問題[5]，甚至還有學者因此嘗試對虞世系進行編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傳》、《孟子》、《禮記》等文獻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極少見提「四代」的提法（早期僅見《大戴禮記·四代》等少數文獻）[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堯舜歸入三代，這與《尚書》把有關堯、舜的記載稱為《夏書》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賢中》，《墨子校注》，第75頁）[8]

（2）然則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尚賢中》，《墨子校注》，第78頁）

（3）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頁）

（4）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頁）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頁）

（5）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貴義》，《墨子校注》，第686頁）

楊寬先生像

楊寬先生認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稱為「三代」，是「因為三代這一個名詞用得太熟了」，「一時改不過口頭，所以糊裡糊塗的混亂四代為三代」。[9]如果《史記》的古史年代框架確然可信，楊寬所論固然可備一說。然而，單就《墨子》一書的內證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識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劉起釪說：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書》，其次商、周之《書》。」《墨子》的《尚賢》、《天志》、《明鬼》、《貴義》諸篇都稱堯、舜、禹、湯為三代聖王，把堯舜列在夏代，所以有關堯、舜、禹的篇章都稱《夏書》。[10]

三、《竹書紀年》與《史記》的「夏」代時空差異

《竹書紀年》出自戰國魏墓，史料價值極高。《史記》有關戰國部分的記載問題極大，「清代以來，很多學者利用古本《紀年》校記《史記》戰國部分的內容，成效卓著。現在可以說，已經沒有人墨守《史記·六國年表》了」。[11]

對於夏商歷史部分的研究，《竹書紀年》的價值同樣不可低估。然而，由於該書原本散失，此後各家整理所得的輯本無不遵從《史記》的三代結構進行所謂「夏代「紀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讓人誤以為《竹書紀年》記載的夏與《史記》一致。然而，檢視《竹書紀年》相關記錄，可以發現這種預設需要商榷。《史記·殷本紀·集解》引《竹書紀年》說：

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紀·集解》引《竹書紀年》說：

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13]

竹書紀年書影

按照《史記》記載的夏商體系來理解《竹書紀年》，則商代積年多於夏代積年。然而，《晉書·束晳傳》引《竹書紀年》卻說：「夏年多殷。」[14]這說明要麼是《竹書紀年》自相矛盾，要麼就是《史記》的記載不可信。李學勤教授曾揣測「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書紀年》的過程中產生的一種看法，而不認為是本文，但事實恐怕並非這麼簡單[15]。《史記·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語：

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16]

而杜預《左傳·後序》言：

《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晉書·束皙傳》云：

《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18]

可見，《竹書紀年》所稱的夏代紀年是以黃帝為開端的，這與《史記》記錄的以禹為開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發揮》卷三引《竹書紀年》云：「黃帝至禹，為世三十。」[19]《說文·卅部》有「三十年為一世」之說[20]，可見，就《竹書紀年》的內證而言，「夏年多殷」之說是可以成立的。《竹書紀年》多記有昌意、顓頊、堯、舜等事。如《山海經·海內經》郭璞註：

《竹書》云：「昌意降居若水，產帝干荒。」[21]

《大荒西經》郭璞註：

《竹書》曰：「顓頊產伯鯀，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22]

《海內南經》郭璞註：

《竹書》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括地誌》：

《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書紀年》視為夏代人物，多涉西南地區

同書又說：

《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25]

《廣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26]

《北堂書鈔》卷十七：

《紀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諸條均為唐代及其以前文獻提到的《竹書紀年》遺文。根據這些材料可以發現，《竹書紀年》和《尚書》、《左傳》、《墨子》等先秦文獻一樣，均把堯、舜、禹甚至黃帝視為夏代人物，換句話說，先秦人觀念中的夏與司馬遷觀念中的「夏」存在極大差異。按先秦人的眼光來看，夏的年代應以黃帝為開端，至於其結尾在哪裡，我們且留到討論《史記·夏本紀》為什麼不記載「后羿代夏」這一重大事件時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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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史記》卷二《夏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2頁。

[2] 徐興海：《〈史記·夏本經〉文本探析》，《渭南師範學院學報》（綜合版）2018年第13期。

[3]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11頁。

[4]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6頁。

[5] 楊向奎：《繹史齋學術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頁。

[6] 陳泳超：《堯舜傳說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5年。羅琨：《「有虞氏」譜系探析》，《中原文物》2006年第1期。江林昌：《論虞代文明：再論五帝時代中華文明的重心不全在中原》，《東嶽論叢》2011年第1期。

[7] 王燦：《中國古代「三代」、「四代」歷史意識溯源》，《東方論壇》2013年第1期，第6─12頁。

[8] 吳毓江撰：《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下引《墨子》凡未註明者均出本書。

[9] 楊寬：《「帝堯陶唐氏」名號溯源》，《古史辨》七下，上海：開明書店，1941年，第8頁。

[10]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第508頁。

[11] 李學勤：《古本〈竹書紀年〉與夏代史》，《華夏文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154頁。

[12] 《史記》卷三《殷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09頁。

[13] 《史記》卷二《夏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9頁。

[14] 《晉書》卷五十一《束晳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432頁。

[15] 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53頁。

[16] 《史記》卷四十四《魏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849頁。

[17] 《左傳》卷六十，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187頁。

[18] 《晉書》卷五十一《束晳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432頁。

[19] 《路史》，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55頁。

[20] 《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9頁。

[21] 袁珂校註：《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第503頁。

[22] 袁珂校註：《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第474頁。

[23] 袁珂校註：《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第323頁。

[24]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1頁。

[25]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1頁。

[26] 虞世南編纂：《北堂書鈔》卷十七《製作》，北京：中國書店，1989年，第39頁。

[27] 高楠順次郎等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二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34年，第164頁第一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