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文的大致意思是，覺公為其妻作此青銅簋時，正逢唐伯燮父被周王冊封於晉，時為周王二十八年。根據銘文的記載，李學勤、彭裕商、李伯謙、朱鳳瀚都曾著文，推定此器為成王時器[5]。按「夏商周斷代工程」給出的《西周年表》，成王在位22年，時間為公元前1042年至公元前1021年，與覺公簋明顯不合；成王之後為康王，在位 25年，時間為公元前1020年至公元前996年，同樣不能與覺公簋相合。朱鳳瀚教授坦承：

在目前通過金文排歷譜的工作中，如認定覺公簋是成王二十八年器，則勢必要改動夏商周斷代工程簡本提供的歷表體系，比如調整武王克商年。或如有的學者所建議，據金文數據壓縮穆王在位年，但後者要觸動《史記》對穆王在位年的明確記載，所以也有體系變動的問題。[6]

斷代工程西周年表

新版《報告》也承認：

無論定該簋於成王時還是康王時，都會使「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所推成、康年代需要修改。[7]

斷代工程的《西周年表》是根據文獻記載並結合西周金文歷譜排定的。這就意味著，成王或康王在位時間的改變，《年表》中多位周王的在位時間也需要移動。王年移動，意味著原來排定的金文歷譜也要修改。按道理說，「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工作反映出來的研究水平和研究作風都應該是整個中國學術界的代表。然而，新版《報告》在明知道新材料與原有年表存在衝突的情況下，卻沒有對舊的年表進行改動，這種情況令人費解。

畯簋（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12）

（二）2012年，吳鎮烽教授公布了另一件西周青銅器——畯簋。[8]在該件青銅器銘文中，周王稱周共王為顯考，證明此件青銅器為周懿王時器。「夏商周斷代工程」給出的周懿王在位時間為8年，而畯簋銘文說「惟十年正月初吉甲寅」，表明周懿王在位時間至少10年。2014年，朱鳳瀚教授發表文章對畯簋等器進行研究時指出，《簡本》的《西周金文歷譜》「必須要調整了」。「調整的方法無非是兩種，一種是向下延長，一種是向上，衝破前899年為懿王元年的設置」。[9]公元前899年是根據《竹書紀年》記載的「天再旦」所推定的，如果將懿王在位年代向下延伸，則有關孝王的在位年代及有關依據紀日資料附於孝王時期的青銅器顯然也要另行確定所屬王年。

（三）2000年10月，山西天馬曲村遺址晉侯墓地出土了一件重要的西周青銅器——叔虞方鼎。叔虞方鼎銘文以「惟王十又四月」開始，這說明西周和殷商時期一樣存在一年含兩個閏月的情況。類似記載也出現在鄧公簋銘文中。

叔夨方鼎（新收915）

甲骨文、西周金文之所以出現一年二閏的情況，是因為當時對日月的運行周期還沒有很好掌握，故有時會出現失閏過多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通過置閏一次性補足曆日，以便其後若干年的日曆能更好地與天象相合，以利於農時。

然而，在新版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中，成王5年和6年、康王21年和22年、穆王22年和23年、穆王53年和54年、共王23年和懿王1年、夷王1年和2年、厲王4年和5年、厲王15年和16年、厲王24年和25年、厲王35年和36年、宣王14年和15年、幽王1年和2年均出現了連續2年置閏的情況；同時，還出現了孝王3年至6年、厲王11年至14年、厲王26年至30年、宣王19年至22年、幽王6年至9年連續4年或5年為平年的情況。

鄧公簋

特別是新版《年表》出現的厲王24年和25年連續二年置閏，其後從26至30年又連續五年為平年的情況，這種推排令人匪夷所思。試想 ，如果當時真的出現失閏過多，以致需要補足兩個閏月才能讓曆法跟上天象的情況，那麼，合理的曆法設計顯然應該是像叔虞方鼎、鄧公簋一樣採用一年二閏，而不是把兩個閏月平攤在兩年。並且，在已經大幅置閏的情況下，更無理由還要出現連續五年為平年的狀況。

從《報告》提供的《西周金文歷譜》來看，專家組這樣的日曆排列顯然是為了與其所擬定的金文歷譜進行調和。但誠如上所見，原有《簡本》所排定的金文歷譜本身是在沒有掌握成王、懿王真實在位年代的情況下產生的，因此，這種調和又有多大的實際意義呢？

二、「五星合聚」的問題

在傳世文獻中，有數條關於武王伐紂時發生「五星合聚」的記錄。如《太平御覽》卷三二九引桓譚《新論》說：

甲子，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從天以討紂，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

五星聚（圖片來自網絡）

類似記載也出現在東漢緯書《春秋元命苞》、皇甫謐《帝王世紀》、《宋書·天文志》和今本《竹書紀年》中。新版《報告》對上述資料進行了梳理，[10]並指出：

五星合聚的天象極易被附會和偽造，唐以前的記錄未有與計算結果符合者。《宋書·天文志三》載：「今案遺文所存，五星聚者有三，周漢以王，齊以霸，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入秦，五星聚東井。」張培瑜發現五星聚井在漢高祖入秦的次年，齊桓始霸之後18年方有五星聚箕。……總之，很難以五星聚來推定武王克商的年代。[11]

新版《報告》在「武王克商年研究」中對文獻有關五星合聚的記錄採取了審慎態度，這是值得稱道的。然而，《報告》卻沒有把這種認識落實到夏代年代學研究中，這就令人疑惑了。

《報告》使用的所謂夏代「禹時五星聚」的文獻材料出自東漢緯書《孝經鉤命決》，專家組根據這一記載把「禹時五星聚」推定在公元前1953年。以前，筆者曾發文指出，按斷代工程把夏代開端定在公元前2070年的觀點，那麼將會推導出夏禹壽命至少將達170歲的荒誕結果，且這一年代與斷代工程所推定的「仲康日食」發生於公元前1973年的結果存在衝突。

儘管如此，但新版《報告》仍然採用了《孝經鉤命決》的記錄。或許作者也意識到了把「禹時五星聚」年代定在公元前1953年和工程把夏代開端定在公元前2070年二者之間存在的矛盾，於是《報告》把「禹時」解釋為「夏代建國早期興盛的一段時間」。[12]可是，按照這一解釋，那確定所謂的「禹時五星聚」的發生時間又解決了什麼實際問題呢？

根據徐振韜、蔣窈窕所著《五星聚合與夏商周年代研究》提供的資料，從公元前1972年至公元前1038年，中國境內發生的間距在30度以內的五星聚合就有14次。[13]因此，假如推定「禹時五星聚」是發生在公元前1972年，那與工程所推定的公元前1953年相比，對於夏代年代學研究來說，二者又有什麼區別呢？

三、伶州鳩所說「歲在鶉火」的問題

《報告》在「武王克商年研究」中使用了《國語》里記載的伶州鳩所言「歲在鶉火」的天象，江曉原、張富祥、張培瑜等學者均曾指出，這條史料是偽史料，是靠不住的。但新版《報告》仍然採取了這條極具爭議的史料。

春秋時期曾行用歲星紀年

根據張培瑜的計算，《國語》、《左傳》中的歲星位置「大約是公元前358年左右的作者根據歲星12年行天1周計算之後加進去的」。[14]筆者對《國語》、《左傳》中有關「歲星紀年」的記載也進行了梳理，雖然個人不主張把《國語》「歲在鶉火」的這條記載判為偽史料，但可以確定，張培瑜先生所稱的《國語》、《左傳》採用的所謂「歲星紀年法」是按照12年一個周期運行的觀點是可信的。因此，按照《國語》、《左傳》排定的「歲星紀年」周期，則「歲在鶉火」只能出現在公元前1018、前1030、前1042、前1054年等年份中，而絕不會出現在公元前1046年。

斷代工程單獨把《國語》的「歲在鶉火」這一條資料提出來，並依據現代天文學的知識把這一年推定在公元前1046年，但卻沒有顧及這條史料本身是依託於《國語》、《左傳》的紀年體系的，因此，專家組的研究是否真實反映了古人的認識，顯然就是有疑問的。

參考文獻：

[1]　許倬云：《漢學研究通訊》（台北）第21期第4頁，2002年11月。

[2] 王澤文：《「夏商周斷代工程」2000年結題後的工作進展和〈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的編寫》，《黃河·黃土·黃種人(華夏文明)》2021年第7期。

[3] 周言：《夏商周工程西周年代獻疑》，《中國文字》新第二十七期，2002年。

[4] 朱鳳瀚：《覺公簋與唐伯侯於晉》，《考古》2007年第3期，第64─69頁。

[5] 李學勤：《論覺公簋年代及有關問題》，《慶祝何炳棣先生九十華誕論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425─428頁；彭裕商：《覺公簋年代管見》，《考古》2008年第10期；李伯謙：《覺公簋與晉國早期歷史若干問題的再認識》，《中原文物》2009年第1期；朱鳳瀚：《簡論與西周年代學有關的幾件銅器》，《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33─51頁。

[6] 朱鳳瀚：《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6-38頁。

[7]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79頁。

[8] 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㽙簋收錄於第12冊，編號為5386。

[9] 朱鳳瀚：《關於西周金文曆日的新數據》，《故宮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6期，第11-14頁。

[10]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60-161頁。

[11]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77-178頁。

[12]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353-354頁。

[13] 徐振韜、蔣窈窕著：《五星聚合與夏商周年代研究》，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6年，第149頁。

[14] 張培瑜：《〈左傳〉、〈國語〉天象紀事的史料價值》，《史學月刊》2009年第1期，第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