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諾貝爾頒獎季。
今年的諾貝爾六大獎項里率先頒發的是生理學或醫學獎，得獎的是在mRNA（信使核糖核酸）研究上有突破性發現的兩位科學家，卡塔琳·考里科（Katalin 「Kati」 Karikó）和德魯·韋斯曼（Drew Weissman）。
圖為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公布現場。
簡單來說就是，他們在核苷酸鹼基修飾方面的發現，成功攻克了過去的難題，展示了如何以不會引發細胞死亡的方式修改mRNA，增強了mRNA的穩定性，從而使該技術可用於疫苗和其他類型的療法。
在疫情蔓延期間，輝瑞、BioNTech以及Moderna幾家疫苗製造商正是基於此技術，在最短時間內生產出疫苗，且方便迅速調整以抵禦進化帶來的新病毒版本。
雖然人類至今仍未完全解決新冠病毒，但疫苗的快速開發，在很大程度上拯救了數以百萬計的生命，也有效預防了疾病更嚴重肆意的擴散，減輕了潛在可能帶來的整體負擔，從而讓人類社會儘早恢復常態。可以說在這點上，考里科和韋斯曼稱得上是功德無量。
當然，正是因為疫苗在短時期內被研發且用於人類身上，很難避免周遭的一些不同聲音。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成員也在現場回答記者提問時講到，希望這一次的授予獎項可以給那些反疫苗或者對疫苗有遲疑的大眾予以正向引導。
最重要的是，mRNA未來不止能用在類似的病毒性疾病上，還可以研發治療性疫苗，用於癌症、愛滋等疑難雜症，張文宏醫生點評「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又一次『盜火』，預示可能會給生物醫藥領域帶來巨變」。
我們今天著重要聊的是兩位獲獎者之一的卡塔琳·考里科，因為她的經歷實在太特別了，比電視劇里的大女主逆襲劇還要勵志帶感。
出生貧微，是屠夫的女兒，在沒有自來水、狹小的房間裡長大，漂洋過海去了美國，在科研界奮鬥幾十載，卻一直遭人排擠，被人貶職，不幸患癌，好在最後終於柳暗花明，在世界範圍內聞名遐邇。此外，她還孕育出了一位奧運冠軍的女兒！這基因真是太強大了。
最近兩年的她，儼然成為了科研界備受矚目的大明星，甚至被譽為拯救全人類的「英雄」。
她的巨幅壁畫出現在布達佩斯的街頭。
她受邀參加各種頒獎活動，圖上是去年《時代》雜誌百大人物峰會演講。
她和女兒Zsuzsanna 「Susan」 Francia（最左）還有比爾·蓋茨在《時代》雜誌百大人物晚宴現場的合影。
但要知道，在此前漫長的幾十年時間裡，她都被看作是妥妥的邊緣人物，沒有人重視她的研究，沒有人認可她的願景，沒有科研費用，她甚至都沒有個終身職位，在獲獎時，她的頭銜是賓夕法尼亞大學佩雷爾曼醫學院神經外科系的兼職教授，不管是薪酬還是待遇，都跟其他獲獎者們天差地別。
在專注於mRNA的這幾十年里，考里科被無數人勸說過放棄，被無數人告誡她的用心良苦只是一場徒勞，但她始終堅信著自己的方向，在經歷了漫長的蟄伏和等待後，她的開創性成果為其贏下了諾貝爾獎，也贏來了世界重新審視評估科研體系的機會。
她在事業上的執著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自己的女兒，令她成為連續兩屆奧運會女子八人單槳（有舵手）比賽的冠軍。
2012年倫敦奧運會，考里科和丈夫慶祝女兒蘇珊奪冠的合照。
今天就讓我們來聊聊這對母女的故事。
匈牙利小鎮少女的逆襲記
《紐約時報》在介紹卡塔琳·考里科的文章里用了這麼一段話開頭：
「她在匈牙利長大，是屠夫的女兒。她決定要成為一名科學家，儘管她從未見過科學家。她在20多歲時移居美國，但幾十年來從未擁有永久職位，而是一直徘徊在學術界的邊緣。」
這段話準確概括了她的前半生。
考里科出生於1955年1月17日，在匈牙利小鎮Kisújszállás長大，父親是屠夫，母親是簿記員，她還有個姐姐，家裡的房子是一棟由粘土和稻草砌成的土坯房，屋頂上覆蓋著厚厚的蘆葦，沒有自來水，沒有電視，沒有冰箱。
卡塔林·考里科的首部自傳《突破：我的科學人生》英文版封面，將由譯林出版社引進出版。
她在最新的自傳里提到了自己的身世。
她的奶奶在匈牙利一個貴族家裡做女傭，一不小心愛上了公子，生下了她爸爸，結果遭到了兩邊家庭的嫌棄。艱苦生活里，奶奶教育她的爸爸，如果你能有一門手藝養活自己就好了，所以她爸爸在12歲就開始做屠夫，二戰期間還曾在軍隊服役，為前線數百名士兵做飯，配給食物。
小時候的考里科會在一旁目不轉睛地看著父親解剖動物的全過程，只見他將死去的動物仰面放置在平台上，開始手持燃木器燒燙皮毛，接著切開動物的腹部，把手伸進去小心翼翼地挖出內臟。此時，在旁邊的姐姐早已膽戰心驚，考里科卻看得異常入迷。這種對生物體內部複雜結構的著迷，正是她對於該學科好奇的開始，讓她在小學時期就脫穎而出，拿下了匈牙利全國生物競賽的第三名。
1973年，18歲的考里科進入了匈牙利有四百多年歷史的公立大學——塞格德大學，並以連續三年榮獲獎學金的優異成績在1978年獲得了生物學學士學位。
她和學校主樓外放置著的1937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Albert Szent-Györgyi的雕像合影，後者在1932年首次分離出了維生素C。
本科畢業前，22歲的考里科在生物學慶祝活動的迪斯科舞會上認識了後來的丈夫貝拉·弗朗西亞（Béla Francia），丈夫比她小5歲，3年後兩人結婚，考里科大著肚子撰寫自己的博士畢業論文，肚子裡正是他們唯一的女兒，蘇珊。
1983年，考里科拿到了生物化學博士學位。
讀博期間，她在塞格德生物研究中心工作，這時候已經開始研究RNA了。
當被問到「在那個資源相對匱乏的年代，如何面對和解決所需原材料短缺」的問題，考里科回答，「買不了東西，我就製造它。」比如實驗所需的磷脂，找不到，就騎自行車去屠宰場撿牛腦回來自己製造。
1985年，30歲的考里科所在的實驗室失去了資金支持，她不得不開始尋找在其他國家工作的機會來繼續自己的科研，當被位於美國費城的坦普爾大學（Temple University）提供博士後研究員職位後，她便和丈夫商定舉家搬遷，帶著當時才2歲的女兒買了前往美國的單程票。
這裡有一樁被各大媒體報道提及的往事，即當時的匈牙利受到外匯管制的限制，只允許帶100美金出境，他們一家為了能把賣車換匯的900英鎊帶出國門作為將來開啟新生活的啟動資金，只能悄悄把錢塞進了女兒蘇珊的泰迪熊里。
就是這隻熊。
新移民初到美國都非常辛苦，考里科一家也一樣，她在坦普爾大學待了三年，又去到馬里蘭州貝塞斯達市的健康科學統一服務大學（Uniformed Services University of the Health Sciences）工作了一年，有時候她忙到只能在辦公室的地上鋪睡袋過夜。
直到1989年，她才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醫學院擁有了一份初級職位，頭銜中帶有「教授」一詞，但跟享有盛譽的終身教授相比，相差甚遠。
市面上關於考里科丈夫貝拉·弗朗西亞的介紹少之又少，只知道學歷不高，在難得的一篇文章里提到，到美國之後，他在一棟公寓做物業經理。他從事的並不是什麼高大上的職業，但這也未嘗不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在絕大多數新移民家庭里，為了照顧孩子，只能讓一個人去追求理想，很多時候做出犧牲的往往都是女性。但在這點上，考里科老公做好了家中後勤保障，免去了太太在平衡家庭和工作上的後顧之憂。
《華盛頓郵報》的專訪里提到，「弗朗西亞會在工作日忙完後改造他們的房子，並製作了大部分家具；考里科很忙，但還是會抽出時間烹飪匈牙利菜和烘焙巧克力蛋糕；而蘇珊呢，在一旁乖乖寫作業。」
專訪里還寫道，考里科有時候也會因為科研上的受挫沮喪，會難過家裡沒賺什麼錢，苦惱自己沒太多時間陪伴孩子。對此，女兒蘇珊的童年記憶卻大不相同，雖然媽媽忙於工作，沒辦法像別的家庭一樣出去度假、遊玩，但她看到了母親忙碌辛苦的身影，看到了家庭充滿歡樂的緊密，她為每個人都在努力各司其職而自豪。
身為女性，在異國他鄉從事科研工作，考里科這些年經受的挫敗，難以言說。有因為她的出生地，有因為她的口音，有因為她對於項目的無限執著，也有的，只是因為她的性別。
在同事同仁們眼裡，考里科痴迷mRNA，而這種痴迷並沒有給她帶來任何金錢或者名利上的回報，反倒是把她的職業生涯帶去了死胡同。周圍人勸她改變研究方向，選擇更容易出成績的項目，這些提議統統被她拒絕。她不參與「科研抱團」，甚至直言不諱地批評高高在上、資金雄厚的教授，此舉也讓她愈發地被排擠和孤立。
1995年，正是考里科抵達美國的第十年，她已經40歲，被賓夕法尼亞大學降職，從研究助理教授職位降到了新設立的高級研究調查員職位，沒了所謂的資金支持，他們期待著她自行離開。
有說這一時期，她的丈夫因為簽證問題滯留在了匈牙利長達半年，而她在同一時間確診了癌症，種種挫折，一度讓她產生了自我懷疑和動搖。
她在後來的採訪里說，「我想過去別的地方，或者做點別的事情，我想或許是我還不夠好，不夠聰明。」
但當時的考里科並沒有走，一是想到自己尚未拿到美國綠卡，需要靠工作續簽簽證；二是因為女兒還沒上大學，如果沒有學校給員工的大幅折扣，她微薄的薪水壓根沒辦法支撐女兒讀完昂貴的大學（女兒蘇珊2000年開始就讀賓夕法尼亞大學）；最重要的是，她那滿腔對於mRNA的熱愛，促使她堅持留了下來，她自嘲「一無所有，就不怕失去」，從此更專注於自己的實驗，連培養細胞都親力親為。
遇到命中注定的搭檔
很長的一段時間，考里斯都被看作是「特立獨行的孤勇者」，直到她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德魯·韋斯曼。
兩人是1998年在學校的複印機旁認識的，當時的他們都在忙著複印學術期刊。
韋斯曼前一年才剛搬來賓夕法尼亞大學成立了自己的實驗室，他是免疫學家，專注研究RNA和先天免疫系統生物學，想要研製一種HIV疫苗，正在考慮不同的技術；而考里科一直對開發針對中風、癌症和其他疾病的mRNA療法充滿興趣，她堅信可以將微小的mRNA注入細胞中，向身體發送指令，從而自行製造藥物。
雙方在專業領域互為互補，就這麼一拍即合，很快展開了合作研究。韋斯曼實驗室的資金注入，也在某種程度上解決了考里科的資金難題。
2001年的考里科（左三）和韋斯曼（右三）。
韋斯曼惜字如金（他家人曾開玩笑說他每天的說話字數是可以被計算的），倒襯得考里科「能說會道」。
一直到2005年，他們的研究終於有了里程碑意義的發現，即特定的mRNA核苷酸修飾可以降低免疫反應，mRNA被改變並有效地輸送到體內，以激活人體的保護性免疫系統，成功為該技術用於疫苗和其他類型的療法奠定了基礎。
但由於當時科研界對mRNA的不重視，世界上最權威、最有名望的期刊《自然》和《科學》都沒有發表該項論文，最後刊登在了《免疫》期刊上。
考里科和韋斯曼一起成立了一家名為RNARx的公司，但很快他們就經歷了賓夕法尼亞大學把智慧財產權許可賣給了第三方，導致幾方混戰的複雜局面。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韋斯曼回憶，賓夕法尼亞大學將mRNA申請了專利，他跟考里科曾試圖為他們的生物技術公司申請許可，但無法承擔學校要求的價格。而最近幾年，學校通過將這項技術授權給多家公司，包括用於生產新冠疫苗的BioNTech和Moderna，已經賺取了數千萬美金。
2013年，58歲的考里科以賓夕法尼亞大學高級研究調查員的身份退休，說是退休，在她看來，更像是被趕著離開。
而今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官網仍顯示她是神經外科兼職教授。
只能說，在學術事業這方面，考里科跟其他人的成功範本相比，天差地別。就拿韋斯曼來說，他的職位可是賓夕法尼亞大學RNA創新研究所所長以及佩雷爾曼醫學院的醫學教授。
之後，考里科加入了德國的BioNTech，在當時還只是一家鮮為人知的初創公司，學校前同事甚至嘲諷她，「連個公司官網都沒有」。
丈夫一如既往地支持她，就像當初支持她從匈牙利舉家搬去美國一樣，只是這次，飛往德國的只有她一人。
她說有整整一個禮拜，每一晚，都是哭著入睡的。
她在BioNTech擔任了RNA Pharmaceuticals（製藥）的副總裁，又在2019年成為了公司的高級副總裁。
去年有新聞說，她決定辭掉副總裁的職務，回歸科研工作，但沒有對外透露會選擇哪裡，只說收到了幾份工作邀約。
伴隨著2020年初新冠疫情蔓延全球，考里科跟韋斯曼的發現有了用武之地，mRNA疫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開發和批准使用。
長久以來被忽視的考里科和她熱衷的mRNA就這麼出現在了大眾的視野里，人們以為她是橫空出世，殊不知這條路，她一個人一腔孤勇走了幾十年。
獲得諾貝爾獎的這天，賓夕法尼亞大學為他們舉行了一場慶祝活動，稱他們為「歷史性的mRNA疫苗研究團隊」。
還迫不及待地把照片掛在學校首頁：
網上隨後充斥著各種反對的聲音，認為學校應該正視他們曾對考里科犯下的錯誤，向她道歉，而不是以搶占功勞為榮。
更重要的是，他們曾經的輕視、如今的諂媚，恰恰反映了學術界和科學界系統的缺陷，不知道還有多少人的工作沒有得到認可，又有多少人因為這套死板的程序而放棄了自己逐夢的理想。
如何培養一個奧運冠軍
對於大多數中產家庭來說，培養一個奧運冠軍可謂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需要傾盡全力，財力和時間，甚至父母中有一個人要完全脫產來確保孩子進入競賽跑道。
但考里科的女兒，Zsuzsanna 「Susan」 Francia，可謂「不待揚鞭自奮蹄」，她完全是在母親忙碌的身影潛移默化影響下，自我努力成功的。對於擁有天賦的人來說，早年的磨勵，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財富。
她的個人網站是這麼介紹自己的：「2屆奧運會金牌得主，5次世界冠軍，教練，勵志演講家」。
當初那個被媽媽抱在懷裡的孩子早已長得比媽媽還要高，甚至很長一段時間裡，她的成就都比媽媽要來得閃耀。
蘇珊2歲跟著父母來到美國，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阿賓頓長大。
從小看著父母忙於工作、忙於謀生，她知道一切都只能靠自己。而身為女性，她那1米88的大高個很是引人注目，在上初中、高中時，就被慫恿著參加田徑項目或者打籃球，但結果並不盡如人意。直到去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看到學校賽艇隊招募成員，蘇珊便報了名，沒想到竟發掘了意料之外的莫大潛力。
當時的教練很驚訝她在划船機上的表現，誇讚道「力量是有的，但這項運動需要意志和耐力。如果你具備這些並且訓練得當，你甚至可以參加奧運會。」
參加奧運會的想法，就這樣在她的心裡埋下了種子，雖然那時候不管是她自己還是爸媽，或許壓根沒想過夢想成真，更別說是拿奧運金牌了。
蘇珊用四年完成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犯罪學學士和碩士的課程，畢業後，她沒有去找工作，而是決定追尋奧運夢。
她真的做到了，先後拿到了兩屆奧運會女子八人單槳（有舵手）比賽的金牌。
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下圖後排左二是蘇珊。
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下圖里最激動揮手的就是她。
她在2021年的一次採訪里提到，倫敦奧運會前一年受到椎間盤突出和肋骨應力性骨折等傷病困擾，嚴重的時候「甚至無法從餐桌端起一盤食物」，真的完全是靠著意志品質強撐著參加比賽，拿下金牌。
要說她的精神導師，除了教練，另一位就是媽媽了：
蘇珊2009年在接受《世界賽艇》採訪時說，當自己在奧運選拔過程中遇到困難或者沮喪時，想到媽媽面臨的那些挫敗、磨難，好像就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了。
回想過去，母親考里科曾因為沒辦法多陪伴孩子而傷感，但她也告訴所有同樣是女性，同樣是母親的同仁們，「你不一定需要在家庭、事業兩者之間做出選擇，因為你的孩子會把你看作榜樣，然後向你學習。」
這麼看來，母女倆堅韌不拔的毅力的確是一脈相承，都有不顧一切抓住所有機會的勇氣。
一家人互相支持鼓勵，為彼此的成就感到高興。
除了是運動員外，蘇珊也當過健身模特，為雜誌拍攝大片：
偶爾還會去一些企業宣講，把賽艇的精神運用到日常實踐：
2020年10月10日，38歲的蘇珊嫁給了從事地產建築行業的老公Ryan Amos：
婚禮這天，爸媽的神情都頗為動容：
婚後的小兩口迅速實現了三年抱倆，兒女雙全：
疫情期間，她一度跟隨母親去了BioNTech從事疫苗的開發工作。
近兩年的行程看起來也是陪伴媽媽飛赴各地出席參加活動：
就像蘇珊開玩笑說的那樣，過去，作為奧運冠軍的她是這個家的名人，別人稱呼考里科是「蘇珊的媽媽」，但現在，媽媽變得家喻戶曉，大家開始稱呼她是「考里科的女兒」。
至此，算是說完了這對母女的故事。
考里科在得獎後說過這麼一件事。她說過去的每一年諾貝爾頒獎季，她的母親都會比她更加關注，會打電話來問她，「今年會不會是你得獎？」每次她都不知道該如何告訴母親，她從未獲得過聯邦撥款，她甚至都不是教授。
但母親對女兒滿懷信心和希望，「可是你很努力啊。」
她回答，「媽媽，每個科學家都很努力。」
而這一次，她終於圓夢了，足以讓母親驕傲和自豪，可惜，媽媽已經在2018去世了，再也無法親眼見證這一刻。
接到諾貝爾評委會打來電話的考里科和丈夫靜靜地坐在她的書桌前，相視一笑，好像這些年所有的心酸和苦楚都已煙消雲散。
考里科的故事勵志的點在於，身處當今如此浮躁的社會，她讓我們相信，努力是真的會有收穫的。
「你只需要專注於那些你能夠改變的事情」是她的人生座右銘，在過去漫長的看不到盡頭的科研路上，她遭受過打擊、挫敗，她被鄙夷、被看不起，但她都沒有自己繳械投降，先說放棄。
包括被賓夕法尼亞大學降職，乃至最後離開時，她也沒有怨天尤人，沒有自暴自棄，沒有花時間去糾結「為什麼被放棄的是自己」，而是把有限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女兒蘇珊在聊賽艇經驗時說過，賽艇比賽，大多數隊員都是背對終點，不知道終點線在哪裡，離自己又有多遠。其實人生亦是如此，我們永遠無法預期想要的結果什麼時候會到來，付出的努力什麼時候有回報，我們能做的只有全身心專注自己的節奏，每一次都用盡全力，讓自己離目標更進一步。
無論現在的你處在怎樣的境遇，專注於眼下，掌握自己人生的節奏，不要輕言放棄，人生漫漫，道阻且長，我們或許會迷失，或許會跌倒，但只要我們向著有光亮的方向前進，希望就在自己腳下。
、
推薦：香江憶舊錄||大女自殺，二女天后，秋官和他的四個女兒……
上文：時尚圈||沒有一萬美元不起床的九十年代四大超模最後怎麼樣了，這部紀錄片有點意思
推薦：香江憶舊錄||大女自殺，二女天后，秋官和他的四個女兒……
上文：時尚圈||沒有一萬美元不起床的九十年代四大超模最後怎麼樣了，這部紀錄片有點意思
作者：阿珠
責任編輯：Miss H
出品：藍小姐和黃小姐
文字原創，配圖來源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