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6月中旬，新發地突然成了萬眾矚目的熱點。但在疫情之前，新發地市場其實早已是一個讓北京甚至全球驚艷的地方。所謂的市場，其實有170個足球場那麼大，這裡供應了北京市百分之七八十的水果蔬菜。在BBC的紀錄片《中國春節》里，兩位英國「老頑童」在此體驗了中國人置辦年貨的喜悅，將它評為「北京飲食文化的靈魂」。在社會學、人類學視野中，新發地市場更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試驗性場域。十多年前，尤永紅還在中央民族大學讀研究生，在與新發地商戶大量訪談基礎上，他寫出了自己的碩士論文。儘管目前身在海外，工作也和社會學關係不大，但新發地人和最新疫情，仍然讓他牽掛，且不斷有新的思考。除了市場型社區、城鄉關係等理論概念，真正讓他感動的，仍然是那些訪談對象——進城務商農民，「他們的城市生活史充滿著開拓的激情和豐富的色彩」。
文 | 尤永紅
新發地：一處理想的田野研究場域
我最早是2006年6月接觸到新發地的。那時通過偶然的機會認識了幾位在新發地市場做生意的家鄉人，這為我後來的調查提供了便利。2010年我到社會學系讀研，社會學強調實證研究，因此選擇田野地點和研究對象就顯得很重要。2010年前後，農民工、征地拆遷等城鄉關係的研究是社會學關注的一個主要方面，項飈的《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是這方面研究的經典著作。項飈在書中探討了社區生活因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需要，促使一些「大人物」的產生，並提出「系」的概念彌補「圈子」概念的不足，以及「大人物」如何將關係嵌入數個「系」中，通過彼此間的「鎖住」來維繫和發揮社區的重要功能。這些新的概念給了我很大的啟發，這讓我想起了新發地。新發地村和「浙江村」都在北京城南，兩者都是以外來移民為主形成的社區，「浙江村」圍繞服裝生產批發，新發地圍繞農副產品批發，我覺得這個研究可能也會有一些新的發現。
此外我也關注到，一些對「農民工」的研究得出了悲觀的結論，甚至在一些媒體的話語中，將「農民工」當作一個潛在的「問題」。事實上，一些進城農民很成功地融入了城市，在城市生活中獲得了經濟地位和心理認同。他們大多低調，不為外人所知，就像2007年有一位商戶對我談及，他雖然賺了「1後面好多個0的錢」，但是他也不敢開好一點的車。進城農民的城市化實踐是多樣化的，新發地在這方面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田野調查地點。
但新發地這個研究「場域」很大，可以說它是中國城鄉二元關係的一個縮影，有很多問題值得探討，很難用一篇碩士論文講清楚。根據導師建議，我選取了新發地的幾位典型人員，有商戶，也有市場管理者。帶著問題意識我訪談了十多人，而更多的信息來自於我從06年開始在新發地接觸的各類人員。這種了解仿佛是沒有頭緒的電影片段：數量眾多的進城經營農產品的務商農民，都有著不平凡的經歷。當我用研究的視角去回顧時，他們便躍然紙上。2011年下半年我在新發地雙橋市場3個月的實習經歷，也給了我近距離觀察農產品市場的機會。從實習開始便搜集資料，到論文完成，我搜集整理了相關新發地的各類報道約150篇，閱讀或梳理了探討城鄉關係、農產品、農民工研究的相關著作20多本及50多篇相關學術論文。
新發地的「生意經」
新發地農產品市場，指的是新發地村的集體企業。現在我們可以從媒體的報道中了解到新發地村龐大的商業版圖。就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而言，根據新發地最新披露的數據，市場現占地1680畝，面積僅次於法國翰吉斯市場，管理人員有1500名，固定攤位2000個左右，經過多年發展已形成了以蔬菜、果品批發為龍頭, 肉類、糧油、水產、調料等十大類農副產品綜合批發交易的格局。
2019年，新發地全年交易量為1749萬噸，交易額1319億元人民幣。假如這些農副產品全部供應到北京，按北京常住人口2300萬算的話，新發地給北京每人平均供應了1521斤農副產品，也相當於平均每人在新發地消費了5735元。作為一級批發市場，每個農副產品大類交易區下面又進行了細分，以新發地水果市場為例，又細分為蘋果、香蕉、芒果、梨、進口水果等專屬交易區。稅務、質檢、公安等政府機關在市場都有派駐機構，市場有自己的保安隊，消防隊，還設立了調解室等，是一個自成一體的「市場型社區」。
在新發地的從業人員中，新發地村的本地人只占到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本地人多從事市場的管理、服務等工作，如門崗收費等，涉足農產品生意的不多。總體上，在市場中做生意的北京人也不多，不到商戶的1%。市場中流傳著一個故事，有家新發地住戶租房給一炸油條的小攤，結果幾年過去，炸油條的都買了小汽車了，住戶的經濟條件還是老樣子。
在這樣的「市場型社區里」，你幾乎可以聽到天南地北的口音。當談及「新發地人」時，更多指涉的是在市場中的生意人，而不是新發地村賦予戶口屬性的本地人。這是市場型社區的一個特點，弱化了戶口、地域等方面的區隔，因此它具有非常包容性的特點。幾年前新發地市場有統計，市場至少解決了5000多進城農民的就業問題，若再加上近兩萬多家商戶的連帶作用，依託新發地市場生活著近十萬外地人，絕大部分是進城農民，其中周邊省份河南、河北人居多。
圍繞農副產品的交易品種，也形成了經營上的地域特徵。進城務商農民依託的社會資源很有限，攀結鄉緣成了最容易和最可靠的組織形式。如山西人主要聚焦香蕉生意；江浙人聚焦橙子和葡萄；安徽人主導了南方菜品；福建人聚焦調料生意；河北白洋淀的人幾乎掌握了水海鮮生意……幾乎每個細分的農副產品都有以鄉緣結成的圈子，便於彼此獲得社會支持，圍繞每一個品種，都有各種疊加的關係和說不完的故事。
一位商戶曾給我講了一個故事用以說明他對「關係」的理解。故事發生在二戰期間的德國，有一家猶太家庭面臨納粹的迫害，全家人集中在一起商討去那兒避難。圍繞尋求不同的求助對象，家庭分裂為兩派，一派主張向多次接受自家幫助的家庭（A家庭）尋求幫助，另一派則主張去曾多次幫助自家的某家庭（B家庭）避難，最後很難達成一致，不得不分開尋求避難。故事的結局出人意料，去A家庭避難的成員被出賣了，反而是去B家庭尋求避難者活了下來。最後他說：「幫助別人並不意味著一定會獲得別人的幫助，雖然在關係中他欠了你一個人情，但是他還不還則是他的權力，你不能指望他，反而是那些幫助你的人你要好心記著」。在項飈的「浙江村」調查中，他強調「大人物」的作用，強調關係之間的「鎖住」，但這個故事呈現給我的寓意是更多地注重在市場行為中的聲譽。
「說白了我們就是牙儈」，記得在一次訪談中，某商戶對我說。「牙儈」是漢朝至隋唐時對為買賣雙方說合、介紹交易並抽取佣金的商行或中間商人的稱呼。很多商戶聲稱，農產品生意不需要什麼知識，「什麼都不用學」，但是商戶們又對自己掌握的必不可少的知識和技能又津津樂道，並認為「水很深」。不僅要把握市場變化，而且也要關注天氣情況。某商戶曾對我說，「你看這每車三十萬噸的橘子，趕著了時間，它就是北京人餐桌上的高檔水果，若遇到路上連綿雨天，市場上貨較多的時候，它就是爛垃圾，你自己還要花錢僱人去扔」。「在市場，一車貨虧三十多萬，再正常不過了，心臟不好的人這活兒不能幹」。幾乎沒有商戶能同時經營多個品種，最多3-4個品種，品種多也就意味著風險大，只要把一個品種做出品牌來，那就幾乎可以做到穩賺不賠了，所以市場中有名的商戶都以主營單個品種而出名，如 「西瓜大王」「香蕉大王」等。
一位典型商戶的日常
一位典型新發地商戶的日常生活往往是從午夜開始的。
午夜12點前後，隨著空運的高檔農產品進場，冷鏈運輸車、冷庫中的貨品也就布置到各自的交易區，這些貨品直接由產地直供或採購，一級批發市場的交易隨即開始。交易持續到早上4-5點鐘會迎來一個小高峰，因為這時候北京的二級市場、蔬菜水果連鎖店、超市、餐飲企業等已到市場進貨，持續到天亮，這波採購高峰會過去。繼而就是發往東北各省、山西、內蒙等二級市場的出貨，這些批量的貨走完後，剩下的交易相對比較零散，一般持續到中午，一天的交易就結束了。早些年入場的商戶回到租住的新發地自建的「經營者樂園」的家中休息，這裡有一千多套房子，也離市場較近，有較好的配套設施。晚上時間，生意規模較大的商戶，一般要接待客戶，參加各類應酬。應酬結束，短暫休息，午夜時分，迎來新一天的交易。如果晚上應酬遲了，可在早上4、5點鐘到市場，而家人或員工照樣要在夜裡12點前後到市場按期開始交易。常年的熬夜和睡眠不足，也為這部分群體帶來了健康隱患。一位改行做其他生意的商戶曾告訴我，「這生意太熬人，我受不了，我的高血壓就是這麼熬夜熬出來的。」
這幾年，隨著新發地的「內升外擴，轉型升級」戰略的實施，商戶們的管理也逐漸進行了升級，幾乎都以公司化經營。企業壯大後，不僅要注重管理，還要向上下游拓展，構築穩定的供貨基地，拓展更多的客戶。特別是在「精準扶貧」政策和「一帶一路」的倡議下，很多商戶「走下去」，到貧困地區建立了「公司+合作社+農戶」的發展模式，給當地提供種子，做定向種植，定向回購，解決就業，增加農民收入，產生了很好的效益，已在全國19個省建立了扶貧種植基地；走出去方面，新發地商戶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基地，辦加工廠，帶動當地農業發展，促進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發展。此外，通過市場巨額吞吐量，也多次協助解決了全國個別區域農產品大量滯銷的問題。這些都產生了很好的社會效益。
新發地的創富故事
農產品市場本身不參與交易，只是提供交易場所和服務。超大型的批發市場有利於商戶之間的充分競爭，有利於信息的流通，也有利於政府的的調控。在新發地市場發展之初，農產品交易的進入門檻較低，資本回報率低很多企業不願意涉足，這為普通進城農民提供了發展機遇，愣是用小板車推出一家家公司、一個個品牌。
一位新發地工作人員曾告訴我，「新發地這鐵打的營盤凝聚起了流水的兵。很多蹬著三輪車賣菜的農民，十幾年後成了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從新發地創立到現在，從新發地走出了60多名縣、市或者省一級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就連我們的保安隊伍里，也走出了副總經理和部門經理。」
以新發地「西瓜大王」潘孝海為例，從1998年到新發地市場開始，多年經營打造出了「鵬程萬達」的品牌，許多北京老百姓都知道「鵬程萬達」西瓜品牌。這位「西瓜大王」先後組建了種子研發團隊、西瓜種植團隊，又分別在海南、緬甸、越南、山東、內蒙、東北、俄羅斯租了地專門種植西瓜，做到了「一年四季，西瓜不斷頓」。據媒體報道，「鵬程萬達」西瓜占了全國反季節精品瓜市場的七成。
他曾經跟我講過他在北京打拚的經歷。「我小學都沒有畢業，因為交不起學費就輟學了，18歲沒了父親，母親身體不好，下面還有弟弟妹妹嗷嗷待哺。在家看不到希望，當時下了決心一咬牙就奔到了北京。剛到北京那兩年,我在永定門貨場幫人卸西瓜。一車皮的西瓜10萬斤，每天累得腰都直不起來了,一天能掙二三十塊。我是個心細的人,很快發現了商機，那年頭老百姓沒現在這麼富裕，不到三伏天,捨不得掏錢買西瓜。冬天水果就更少了，西瓜是稀罕物, 好西瓜買不起，但擠了壓了，磕了碰了的只要降價賣，還挺受歡迎。於是我找到老闆說, 工錢我不要了,你把那裂口的瓜都給我吧。從那時起，我白天卸西瓜、晚上就賣裂口的西瓜，一車瓜，一兩個小時就賣光了, 一天能掙一二百塊呢，當時嚇了一大跳，沒想到能賺那麼多。」就這樣，潘孝海賺到了他人生中第一桶金。
徐柱的「旺達玉柱」公司也是新發地孵化的另一品牌企業，其旗下的「悠樂果」品牌享譽市場。他先後將新疆的庫爾勒香梨、阿克蘇蘋果，陝西周至的獼猴桃，廣州四會的沙糖橘，雲南的紅提、雪桃，遼寧海城的南果梨等全國優質農產品帶到北京市場，並在陝西周至建立了3000噸冷庫。在全國各地建立收購終端，在泰國、越南、柬埔寨等國建立種植基地和加工廠。構建了以北京為銷售核心終端，遍布海內外的農產品採購體系和和分銷網絡，幾年前年產值已達到15億元。像這樣市場孵化出的品牌還有很多。
我熟知的一位經營火龍果的商戶俞總對我說，「說來可笑，之前我在蘭州一家塑料廠工作，塑料廠兼并重組後我也沒法乾了，只好在老家收人參果，然後賣給北京的水果商。08年我到北京新發地收帳，結果欠我錢的水果商跑了。當時看到這樣一個大市場，覺得市場人氣很旺，做生意也應該不錯，就這樣，帳沒有收到，反而把自己留到了新發地。剛開始也沒有多少錢，只能露天擺個小攤，慢慢發展下去，有了鋪面，能發展到現在連我都想不到。」前兩年我了解到他在市場的年交易量已達到500-600個貨櫃，貨品從越南種植基地裝櫃，從廣西入關一路冷鏈運輸到新發地，然後發往北京幾個連鎖超市及東北、內蒙、山西等周邊省份二級市場。
但是農產品的價格受產地、供求、天氣等多重因素的影響，特別近幾年受「農超對接」、「農場直供」的衝擊較大，經營也面臨壓力。移動網際網路興起後，一部分大宗批發已繞過批發市場，也對未來經營形成一定壓力。
疫情與新發地的未來
與2006年我最早見到的那個「雜亂」的市場相比，今日的新發地市場整潔、有序，一座座交易大廳拔地而起，已擺脫一種「城鄉結合部」的觀感。這次疫情是一隻突然飛來的「黑天鵝」，對商戶、市場都有一定影響。疫情之後，未來農產品市場的發展，仍然充滿機遇。
大型市場要注重技術升級，在食品安全、物流、倉儲、結算等多個方面更好地使用現代技術，特別是在5G時代來臨後，農產品流通更要與大數據產業結合，以此促進信息更高效流通，不過隨之而來的技術壁壘和資本壁壘，可能為進城農民關上這扇創富之門。此外，農產品種植受氣候，供求、倉儲等多個方面的影響，大型市場要充分利用現代金融手段，探索為商戶提供風險對沖的措施或保險產品。
隨著「蒜你狠」、「姜你軍」此類現象的出現，資本已盯上了農產品流通領域，無疑新發地是這個領域的翹楚。多年前新發地曾尋求上市，但相關部門對資本進入農產品流通領域持非常謹慎的態度。據說新發地市場也引入了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
新發地「內升外擴」戰略實施後，在全國多地建立了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使新發地形成了以點帶面的效應，這有利於新發地更好地發揮對首都的保障功能。北京的農副產品價格一直維持相對穩定和相對便宜，可以說新發地功不可沒。
市場型社區：城鄉互動關係的一個特例
為什麼新發地能由一個占地15畝、管理人員15名、啟動資金15萬元、連圍牆都是鐵絲網的小型農貿市場，發展成亞洲交易規模最大的農產品專業批發市場？除了找准了自己「菜籃子」、「果盤子」的定位獲得各方面支持外，我覺得，新發地與商戶之間形成的良性互動關係扮演了重要作用，成為「市場型社區」不斷拓展的動力和內在的特質。對於一個承擔著北京「菜碟子」、「果盤子」的超大型交易市場來說，保證商戶的人生安全、交易安全，建立有序的市場秩序，無疑是基本條件。新發地董事長張玉璽就曾親自到內蒙某農產品市場做生意，認識到交易安全的重要性，並制定了「三大紀律和八項注意」等規章制度，並對市場治安管理、員工管理作了明確的規定。
市場的邏輯是秩序和效益的邏輯，但市場的壯大也離不開市場管理人員和商戶的共同努力。對市場來說，商戶就是上帝，對商戶來說，好的市場不僅是生意上的機遇，也是情感上的一種歸宿。新發地有句話：「請不來，叫不來，賺錢准來；轟不走，趕不走，賠錢准走。」很多商戶發財了，都感恩市場，在我的調查中多次聽到市場為商戶解決困難的例子。
一個十萬人的市場型社區，一個人口主要為進城務商農民為主的社區，圍繞各種農副產品的交易，其衍生出的關係錯綜複雜。考究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就會發現一個個圈子的重疊、交匯乃至衝突。這裡面既有規範化的組織，譬如各級政府、市場層面組織的行業協會，也有非規範化的圈子，如依據地緣組織的老鄉會，甚至一次順利的交易，一次歡快的宴飲也會形成圈子。而這些組織和圈子，正是進城務商農民不可或缺的社會資本。
雖然絕大部分進城農民的僱傭是發生在工資、環境差，沒有保障的次級勞動力市場，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在次級勞動力市場上缺乏機會或上升渠道。有些非正式部門工作的勞動者，也會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並有很高的收入預期。在研究中我也留意到，許多小經營者，比如路邊賣玉米、賣茶葉蛋的商販，每天的收入可能是高檔寫字樓白領的好幾倍。這正是市場的力量，市場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一種消弭城鄉鴻溝的力量。即使有「先賦」的戶籍因素，但一部分進城農民的城市化實踐，是可以跨越城鄉間的巨大屏障，至少在經濟地位上可以越過這種區隔。正如一位商戶曾對我說：「戶口，無所謂了，你看，我在任何方面都比的上城裡人，甚至超過老北京」。
另一位農產品經紀人也對他自己的城市生活津津樂道: 「雖然我在北京生活的時間不過7年,可是在我心裡早已把北京當成了我的第二故鄉。過去吃不慣炸醬麵，現在我自己做炸醬做得倍兒棒。我有了養老保險，我的孩子也在這裡出生、成長，未來還要在北京上學。」
在整個調查和撰寫論文期間，讓我深深感動的是我的研究對象——進城務商農民，他們的城市生活史充滿著開拓的激情和豐富的色彩，他們勤勞、踏實而自信，當真正貼近他們的生活時，才能感受到他們蓬勃向上的力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曾說，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與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將是影響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兩件大事，中國的城市化發展，也將給更多的進城農民以施展抱負的空間。
本文作者尤永紅目前就職於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暫派駐非洲馬拉威孔子學院中方院長。
題圖：新發地市場，2008年12月。來源：視覺中國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U15F4HIBiuFnsJQVcer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