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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和珅和嘉慶的矛盾不是個人恩怨，期間有和珅對皇權的侵犯和嘉慶帝對乾隆時期的種種弊端的深刻擔憂。所以處置和珅就必須要去做。
一、和珅對皇權的侵犯
乾隆晚年，和珅利用干降帝「善忘比劇，昨日之事，今日輒忘；早間所行，晚或不省」，恣行無忌，竟至利令智昏到冒犯皇權尊嚴的地步。嘉慶三年(1798年)正月，乾隆帝在圓明園召見和珅，和珅竟然騎馬直進左門，過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和珅又以腿疾為藉口，乘坐椅轎抬人大內，肩輿出入神武門。和珅還不顧禮義廉恥，將出宮女子娶為次妻。
在乾隆帝病重時，和珅毫無憂戚之容，每當進見後，與外廷人員談笑如常。乾隆帝在晚年披閱奏章時，因老眼昏花，字跡間有未真之處，和珅膽敢口稱不如撕去，竟另行擬旨。和珅所蓋私邸，皆楠木房屋，僭侈逾制；所蓋寶閣及隔段式樣，皆仿照寧壽宮制度；其園寓點綴，竟與圓明園蓬島瑤台無異。和珅家族還於直隸薊州修造墳瑩，居然設立享殿，開置隧道，附近居民呼之為「和陵」。
和珅家內所藏珍寶，其珍珠手串竟有200餘串，較之大內多至數倍。並有大珠，較御用冠頂尤大；和珅家中還有不應佩帶的寶石頂十多個，整塊大寶石不計其數，還有不少連內務府都沒有的。
和珅這些逾制越禮的行為，雖然是在嘉慶帝親政誅滅和珅時，才由嘉慶帝根據王公大臣們的檢舉揭發一一將其羅列公布出來，但和珅的所作所為早已有目共睹，只是朝野上下當時對他敢怒不敢言而已。
和珅這些擅作威福的行為，觸犯了皇權的尊嚴，自為嘉慶所不容。更令嘉慶帝不能容忍的是和珅「乘高宗昏耄、頗有挾太上皇帝號令皇帝之勢」。在嘉慶帝被冊立時，和珅顧及到乾隆死後自身的榮祿地位，因而在嘉慶帝被正式冊立的前一天，已從乾隆那裡得到消息的和珅，冒著「泄露天機」的不世之罪，先遞如意以博取擁戴之功。
和珅在嘉慶帝嗣位後，即「以擁戴自居，出人意頗狂傲」。有時根本不把嘉慶帝放在眼裡，故意用太上皇的命令去抵消嘉慶帝的決定，以此來打擊嘉慶帝。嘉慶三年的春天，嘉慶帝曾發布上諭，決定冬季舉行大閱典禮。和珅在上諭頒布後卻鼓動乾隆帝下達了一個與嘉慶帝上諭相反的諭旨稱「現在川東北教匪雖將次剿除完竣，但健銳營、火器營官兵尚未撤回，本年大閱著行停止」。最後自然依太上皇的決定撤銷了當年的冬季大閱典禮。
為了保住自己「二皇帝」的地位，和珅甚至發展到企圖加害於嗣皇帝的地步。嘉慶元年(1796年)，大學士孫士毅病逝，乾隆帝準備以曾任嘉慶帝師傅的朱珪來補充大學士的位置。乾隆帝為此已知會朱珪，擬一個月後正式任命。
嘉慶帝在獲知乾隆帝將授師傅大學士銜時，很為師傅高興，故向自己十分尊崇的師傅「賀以詩」。詩稿尚未譽清，就被和珅拿到了乾隆帝面前，居心叵測地挑撥說：「嗣皇帝欲市恩於師傅。」用人之權是封建統治權力的核心內容之一，是禪位後的乾隆帝牢牢地控制著的權力。
乾隆帝在禪讓帝位時，對嘉慶帝三令五申，不准嘉慶帝插手其間。和珅所說嘉慶帝「市恩於師傅」，對乾隆帝來說是不能容忍的。和珅的讒言擊中了乾隆帝的要害，不出和珅所料，乾隆帝聽後果然臉色大變，回頭就向軍機大臣董誥詢問：你在軍機處、刑部任職很久了，對於這樣的事、根據律例應該如何處置?乾隆明確顯露了對嘉慶帝、朱興師問罪的意圖。
董誥面對事關國本大計的嗣皇命運這樣的大事，置個人安危於不顧，仗義執言：嗣皇帝的賀詩並無越軌之語。乾隆聽後沉默良久，才對董誥說：你是我的大臣，你要為我好好輔導嗣皇帝。乾隆帝畢竟是一個雄才大略，深諳治國之道的偉大君主，他權衡利弊，慮及政局的穩定，終於將對嗣皇帝的不滿強行壓抑下去，一場可怕的政海風波才沒有發生。和珅在乾隆帝禪位前後種種中「專擅狂悖」「跋扈不臣」的惡行劣跡，嚴重地侵犯了神聖不可侵犯的皇權，並對嘉慶帝的統治構成了威脅，嘉慶帝因而以誅滅和珅來維護皇權的尊嚴，穩固自己的統治。
二、白蓮教之亂，嘉慶歸罪於和珅
嘉慶帝生長於清代全盛時期的乾隆朝。乾隆帝在位的前期，造就了清代的極盛局面。然而，乾隆帝在建立千秋不世功業的同時，也很快走向了反面。他好大喜功，連年征伐不休；他驕奢淫逸，揮霍無度；他獨斷專行，寵信權奸。乾隆帝的種種倒行逆施，很快使清王朝由盛轉衰。到了乾隆朝後期，國家幫藏困匱，軍備不修，吏治敗壞，內亂四起，嚴重的社會危機已現端倪。更為嚴重的是，晚年的乾隆帝完全沉涌於往日的文治武功之中，喜聽粉飾頌揚之聲，拒聽忠諫逆耳之言，更不願改弦更張，清除社會積弊。「諸凡事務，不欲異於前日」。
年邁的乾隆帝可以終日沉醉在那個已經消逝了的世界裡，去欣賞、炫耀他的文治武功，正當盛年的嘉慶帝必須面對的卻是一個危機四伏、矛盾重重的現實世界。嘉慶帝即位時，已過而立之年。乾隆朝歌舞昇平的盛世之象已不能讓他陶醉，盛世表象下潛伏著的種種社會危機使他十分憂慮。
特別是嘉慶元年爆發的白蓮教農民大起義，這時正愈演愈烈。當白蓮教起義在湖北爆發時，太上皇慌忙調兵遣將，對起義軍實行圍追堵截。結果是勞師數年，糜餉數千萬，不僅沒有撲滅白蓮教起義的烈火，反而使起義軍的隊伍越來越壯大，起義的烈火從湖北燒到了河南、陝西、四川等數省地區。
清王朝對於如火如荼、迅猛發展的白蓮教起義束手無策。太上皇因此「寢膳靡寧」，積憂成疾，一命歸天。嘉慶帝在川、陝、鄂等省不斷傳來的一個比一個緊急的警報聲中，從乾隆帝手中接過了那根夢寐以求，又十分沉重的權杖，開始了親政。親政後的嘉慶帝絞盡腦汁，極欲為迅速撲滅農民起義烈火尋找到一劑靈丹妙藥。
嘉慶三年(1798年)四川農民起義領袖王三槐被誘捕解京，在對其審訊時，有「官逼民反」之供。嘉慶帝立即抓住王三槐的「官逼民反」口供大做文章。
嘉慶帝在誅滅和珅後頒布的一份上諭中說：
大清朝廷統治中國百數十年來，厚澤深仁，黎民百姓幸逢盛世，皆能安居樂業。若非迫於萬不得已，怎肯不顧身家性命，鏈而走險呢?現在他們這樣不顧一切地鏈而走險，總是那些州、縣官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膏脂，因而才激起今日的大變亂。然而，那些州、縣官為什麼如此兇狠地盤剝黎民百姓呢?他們也不完全是為了裝自己的腰包，他們苛剝來的錢財，大半用來趨奉上司了。而那些督撫大員之所以勒索他們的下屬，也不都是成心貪默，他們之所以勒索無非是為了交結和珅。嘉慶帝通過這樣層層追索，最後得出結論說：「是層層腹削，皆為和珅一人。"
嘉慶帝在這份上諭中，竭力美化清王朝的封建統治，著力擺脫清王朝與當時社會風氣敗壞，官吏貪污營私盛行的干係。不可否認，清朝前期，清王朝為了發展和恢復社會經濟，在百餘年間採取輕徭薄賦政策，清初的幾個皇帝也比較節儉，力戒奢侈，清廷費用與前明比較起來也要少得多。但是，隨著生產的恢復和發展，社會財富的日漸積累奢糜之風愈刮愈烈。康熙帝在清朝帝王中算是一個崇尚節儉的皇帝，但就他6次南巡來說，花去的如流水似的銀子，該有多少人民的膏脂、血汗?
到了乾隆朝，乾隆帝對奢侈生活、豪華排場的追求，遠遠超過了乃父乃祖。乾隆帝仿其祖父6次南巡，窮奢極侈；皇室的婚喪壽慶，揮霍無度。上有所行，下有所效。王公貴族、文武百官、大地主、大商人，競相效尤，無不揮金如土，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與皇室、貴族官僚們的奢糜相伴而生的是官場中賄賂公行，貪污成風。
由此可見，從清中期開始的社會奢魔之風，其風源來自於朝廷本身。而吏治的腐敗，小而言之，最高統治者難辭其責；大而言之，則為封建專制制度的痼疾。
誠然，和珅在當政的20年中，明目張胆地貪默營私，婪索受賄，巧取豪奪，並因而積累起巨額財富。其中有金銀珠寶，有良田沃地，有當鋪屋舍。和珅擁有的財產，在當時主要以廉俸為生的朝臣中是無人可以與之相匹的。
因此，如果視和珅為官吏中貪污婪索的禍首大體是不錯的。而嘉慶帝把由封建統治者甚至整個封建制度造成的罪惡，統統歸咎於和珅一人，顯然是別有所圖。嘉慶顯然是要把和珅當作一隻替罪羊，企圖通過誅和珅來消除人民對封建壓迫、剝削的不滿，來消弭屢撲屢起的人民反抗鬥爭，度過統治危機。
嘉慶帝認為，白蓮教起義緣自地方官吏「皆為和珅一人」的貪污婪索造成的「官逼民反」，而清廷鎮壓白蓮教起義勞師無功皆因種種軍中積弊所致，而軍中種種積弊又無一不與和珅有關。
「川楚匪亂，因激變而起，將帥多倚和珅，糜餉奢侈，久無功」。為了促進對白蓮教起義軍的軍事圍剿，嘉慶帝逮治和珅，整頓軍中積弊。
在總結對白蓮教的3年軍事圍剿，屢遭敗績的原因時，嘉慶帝認為：「教匪滋事以來，今已三載，尚未蕩平。揆厥所由，總因和珅壓擱軍報，諸事擅專，于軍務每多掣肘，以致各路軍營，不敢以實入奏，觀望遷延，日久不能葳事。今和珅業經伏法，此後斷無從中牽制之人，朕可力保。帶兵大臣等，自當咸知奮勵，勉贖前憊。」
從上述上諭中可以看出，嘉慶帝認為，在朝廷對白蓮教起義的鎮壓中，從中央到軍營存在的諸多問題，都與和珅有關，只有誅滅了和珅，才能有效地促進軍事圍剿的進行，才能實現其「刻期滅賊」的目標。
三、處置和珅是整治官場風氣的必然
嘉慶帝親政後，還面臨著一個整飭內政，重振綱紀的緊迫任務。乾隆中葉以後，封建統治機構日益腐朽，綱紀墮廢，內政疲敗，嚴重影響了整個封建專制機器的運轉，激化了階級矛盾，清統治面臨嚴重危機。對內政的整飭從何著手?嘉慶認為：「和珅任事日久，專擅蒙蔽，以致下情不能上達，若不立除元惡，無以肅清庶政，整飭官方。」
嘉慶帝在懲治和珅期間屢次申明：所以要懲辦和珅，「原因其蠹國病民，專擅狂悖，和珅一日不除則綱紀一日不肅」。清中葉以後，綱紀的墮廢，內政的疲敗根源究竟在哪裡?
嘉慶帝把這一切問題的發生也完全歸咎於和珅一人，顯然是有意迴避了問題的實質。但和珅在短暫的20多年中，由一轎旁小侍從而位極人臣，在乾隆帝訓政時期，他又成為出納帝命、統率百僚、綜理朝政的「二皇帝」。
小人得志，更形猖狂。和珅恃寵威福由己，結黨營私，排斥異己。在朝廷之中，凡不願阿附之人，和珅必乘乾隆帝暴怒時構陷之，凡納賄阿附之人，倘有過失，和珅或巧為周旋，或緩其事，待乾隆帝怒氣平息後，為其解脫。和珅以極其卑劣的手段，排斥、打擊耿直忠介之士，包庇延納庸劣小人，導致朝政、吏治的敗壞。
乾隆朝晚年的軍機大臣、上書房總師傅王傑、嘉慶帝的師傅朱珪，都曾遭和珅暗算。兵科給事中謝振定、江南道監察御史錢灃，皆因冒犯了和珅家族及其私黨的利益而遭其報復。正直之士遭到排擠、迫害，而一生阿附、納賄之人，和珅則極其所能加以庇護。乾隆晚年，和珅權勢炙手可熱，京內外官員趨之若鶩，和珅乘機遍植私黨。
和珅憑藉著乾隆帝對他的信任和依賴，又利用遍朝的私黨來把持朝政。和珅兼理戶部題奏報銷事件，將戶部事務一人把持起來，擅自變更成例，不許部臣參議一事。又不經請示，擅自將軍機處記名人員任意撤去。他還下令，凡各省督撫奏事，奏摺需繕寫兩份，正本送給皇帝，副本送軍機處，有事先「關白」。副本送軍機處，實際是送給和珅，有事先「關白」，就是首先對和珅打招呼，通聲氣。
目的在於在皇帝查辦前，先做好手腳，或銷贓或滅跡，以掩天下人耳目，使自己及其死黨逃脫懲罰。和珅還在清王朝全力鎮壓白蓮教大起義的緊急時刻，「壓擱軍報，存心欺隱」，對軍務「諸事擅專」「每多掣肘」。和珅的「專擅蒙蔽」，使「下情不能上達」，使封建專制機器的正常運轉受到嚴重阻滯；和珅的結黨營私、攬權枉法，對乾隆中葉以後，綱紀的廢，內政的疲敗確實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嘉慶帝企圖通過對和珅的懲治來整肅朝綱，整頓吏治，以清除封建專制統治機器中的積垢，使其更有效地行使統治權的各種功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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