諡號制度，其實在周朝就已經開始了，原本設定的初衷僅是為了概括性的評價天子。
隨著統治的需要，皇帝需要給予大臣榮譽，以提高其忠誠度。
於是漸漸的擴展到諸侯，再從諸侯擴展到九卿，再從九卿擴展到品級比較高的大臣。
例如我們熟知的包拯包大人，他的諡號是孝肅，秉德不回曰孝，執心決斷曰肅，孝肅這個諡號就是評價比較高的，表達的是很正面的評價。
包拯包青天—諡號孝肅
而文臣中的最高評價，就是「文正」。
有句話說，文臣的最高境界就是生當太傅，死諡文正。生當太傅的人，每朝每代不知道有多少，然而中國封建社會這麼多年，能夠諡號文正的，卻只有30個人。
那麼，為什麼這個諡號這麼難呢？
諡號名稱的變化
因為臣屬的諡號名稱一直在發展變化，而諡號最高為文正，實際上是在宋朝才正式確認下來。
像唐朝的最高諡號是「文貞」，名臣魏徵就是諡號文貞。到了宋朝，因為避諱皇帝趙禎的禎字，司馬光建議文貞改為文正，後面的朝代才基本沿襲了這個諡號的名稱。
千古人鏡—魏徵魏大人
所以這就間接導致了文正的人少了，其實宋以前的大臣根本就沒有這個諡號。
諡號量化標準的發展
諡號量化的標準發展主要是兩個，一個是諡號給予的級別範圍的發展，一個考核機制逐步的規範化。
關於諡號給予的範圍，前文也略有提及。周朝只有周王有，而後再推廣到諸侯，漢代是皇帝特批之下，還必須要是公侯身份，唐宋二品以上官網才能給予諡號，而清朝反而回收到一品及以上官員才有諡號。
千古完人-曾國藩（諡號文正）
而關於諡號的量化考核機制，之前大部分情況是皇帝覺得這個大臣不錯，給個適當的諡號，如果大臣非常好，就給頂級諡號，但是後來就漸漸有了明確規定。
例如明朝就規定為官三年內不得有過彈劾等明文規定，並且還明文規定五年一議集中處理給官員諡號的問題。
這時候皇帝即使想給，也給不了。
諡號制度的非量化標準
如果當朝出過一個大名臣、大能臣得到文正，那後面一段時間的人就比較難，因為前者的標準太高。
這個因素到底有沒有影響，估計很難有明確的證據予以考證，但是我們從時間規律上來看，還是能發現一些端倪的。
例如，北宋給了文正諡號的人有9個，這前五個人的時間差就說明了問題。
李昉公元996年病逝，諡號文正；
王旦公元1017年逝世，與李昉相差21年諡號文正；
王曾公元1038年逝世，與王旦相差21年諡號文正；
范仲淹公元1052年逝世，與王曾相差14年諡號文正；
司馬光公元1086年逝世，與范仲淹相差34年諡號文正。
這前三個人基本都是21年的時間差，而范仲淹無論為政還是戍邊，均是立下赫赫大功，不給文正不合適了，但是范仲淹之後沒有像他這樣的文武全才。
於是范仲淹之後的文臣就比較難，等到司馬光得到文正，距離范仲淹就過了34年了。
范文正公
關於臣屬的諡號就淺淺敘述到這裡，其實諡號制度主要還是用於封建皇帝用於籠絡群臣使用。只是一家之言，僅是在一定歷史時期下，能夠發揮一定作用的產物！
想想張居正諡號只是文忠，王陽明諡號也僅是文成。
學以致用-王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