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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古羅馬的教育》第二章「希臘與羅馬的教育理念」（葛懷恩（Aubrey Gwynn）著，黃漢林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5）。公號推送時別擬標題並刪去全部注釋，有興趣的讀者可進一步參閱原書。
現在請你們考慮一下……首先，對於自由民出身的孩子們的教育，希臘人在這方面徒然浪費了許多精力。
——西塞羅，《論共和國》， iv， 3
普魯塔克並非第一個深刻感覺到羅馬教育理念之偉大的希臘人。儘管西塞羅所援引的珀利比烏斯持批評態度，但還是對羅馬家庭傳統的倫理價值深表敬意。民族習慣要求，在羅馬公民的葬禮中，該家族祖先們的等身雕像應該列隊游經廣場，莊嚴肅穆，並據各自的級別飾之以徽章。遊行之後再宣讀頌辭，讚頌死者的德性和成就以及先輩們的榮耀。珀利比烏斯曾經描述過這種公共儀式的場面，然後筆鋒一轉，談到所有這些壯觀的場面對一個男孩的深刻影響。他說：
為有雄心和抱負的孩子提供這麼蔚為壯觀的場面，殊為不易。看著這些英名顯赫之人的雕像列隊而立，栩栩如生，誰能不為之動容？還有比這更蔚為壯觀的場面嗎？最要緊的是，年青人因此而受感發，為了共同的福祉而承負所有形式的艱辛，希望贏得勇士才配享有的榮耀。
羅馬傳統——即偉大的禮俗（ mos maiorum），在拉丁文學中聲名卓著——幾乎沒有受過如此名副其實的稱讚。
然而，珀利比烏斯為什麼要對羅馬的教育方法吹毛求疵呢？他抱怨說，羅馬忽視了公共教育的問題，令人想到兩個世紀前亞里士多德的評論：
斯巴達是立法者關心公民教育的唯一城邦或少數城邦之一，在大多數其他城邦，教育問題受到忽略：每個人「都是自己孩子與妻子的統帥」，就像老庫克洛普斯（Cyclops）那樣。
或許，亞里士多德對道德力量的評論過於精明了，乃至於在直接針對公元前四世紀的希臘傳統的批評當中，居然沒有把羅馬傳統算在內；珀利比烏斯卻沒有如此謹慎。公元前二世紀的希臘政治理論主張，公共的法律應該掌控教育，對此，珀利比烏斯的個人經曆本應教他懂得更好，但他並沒有應用他被教導要相信的理論。
羅馬的政治家根據他們的種族特徵尋求解決教育問題的方法。希臘理論家信仰系統的立法，羅馬人則依靠緩慢發展的習俗，獲取更為持久的結果。如珀利比烏斯所說，「他們從經驗中學習，總是選擇最好的」，並就此建立政制，珀利比烏斯對這種政制的青睞甚於任何其他國家的政制，因為它更完美地符合自然。這種普遍的實踐智慧獲得的成功在教育領域尤為顯著。羅馬父親可以自由教育小孩，只要他高興。「就像老庫克洛普斯那樣」，父親是孩子們的統帥，國家並不打算干涉他的自由。但每個羅馬家庭都有自己的家族榮耀的傳統，記錄著自身的公職；這樣，數百年來創立的保守的習俗風氣足以抵制新奇的嘗試。
公元前二世紀之末，人們一旦感覺到個體化的趨勢，保守的政治家們便訴諸這些傳統的價值。蘇埃托尼烏斯（Suetonius）的文本保留了一項前92年的檢察官頒布的一項法令，反對新風尚。其中一項決議如下：我們的先輩小心翼翼地規定孩子們應該修習的課程和應該參加的學校。熟悉早期羅馬教育精神的人當中，沒有誰會質疑這些說法的正確性。然而，並沒有相關法律流傳下來，規定這種或那種教育形式。西塞羅說得對：「我們的政制反對任何體系上詳細統一、法律上強制規定的公共教育」。
Roman portraiture fresco of a young man with a papyrus scroll, from Herculaneum
為與這些早期羅馬傳統相對比，這裡全文引用柏拉圖《普羅塔戈拉》中的知名段落，或許有所裨益；較之希臘文學中的任何其他段落，該段都更為清楚地表達了一切希臘教育理論共通的某些基本理念：
從很早的童年時代開始，一直到自己生命結束。小孩子剛懂事，保姆、母親、家庭教師和父親，都會爭相提升孩子：這孩子啥事都不會說和做，若然他們沒有如此教導孩子：這個對、那個不對，這好、那壞，這樣虔敬、那樣不虔敬，做這、不要做那。要是聽話,那就好，要是不聽，他們就要像整治一根彎彎曲曲的幼樹樁那樣,用威嚇和抽打來整治他。
隨後，他們把孩子送去學堂，囑咐老師尤其要多多致力於好的行為舉止，而不僅是孩子的讀寫和音樂。老師們會為此操心；而一旦學生娃兒學會了讀和寫，開始理解成文的東西一如以前理解口頭的言辭時，老師們就要給學校的學生擺出優秀詩人們的詩作，要他誦讀；這些作品中有許多訓誡和故事，還有不少出自古代賢人們的讚辭和頌賦，孩子要用心學習，這樣，他就會熱切模仿，努力要成為與他們一樣的人。
教七弦琴的老師則相應地努力使年青人們舉止合度，不得有失體統；此外，青年們學會彈琴後，老師們就要教他們另一些優秀的詩人——抒情詩人的詩作，給這些詩作配上七弦琴吟詠，迫使娃娃們的心靈熟悉節律和合度，讓他們養成更溫雅、更有內在節律感、更有韻律的言行舉止；因為，人的生活整個兒來說需要好的節律和合度。下一步他們還要把孩子們送去體育老師那裡，以便孩子們能有更好的體魄，可以為實踐的心志效勞，不會在打仗時或其他行動中因體格孱弱而被迫退縮。
這樣做的往往是那些忒有能耐的人——而忒有能耐的總是富有的人；他們的子弟入學特別早，結業又特別遲。他們從學校出來後，關注他們的城邦又會強求他們熟悉法律，並依從法律來生活[一如依從範例]，而不是憑幻象來生活。
正如語文老師要給還不會寫字的孩子把著手摹寫，然後給他們寫字板，要求他們按字帖來寫，城邦也拿古代的賢明立法者創設的法律來摹寫，使年青人行為規矩，強迫他們按照這些來統治和被統治，誰要是不依從法律，就要懲罰——這名稱在你們這裡以及其他別的地方也有，亦即「糾正」，因為正義就是糾而正之。
既然無論在私人生活還是公共生活方面人們無不致力於美德，那麼，蘇格拉底，你還感到驚異嗎，還困惑這美德可不可教嗎？別再感到驚異啦，要是根本就沒可教的東西，人們才會大感驚異呢。
這裡的民族理想主義，其高貴恰如普魯塔克對老卡圖的描述；然而，卻是多麼不同的兩幅圖景！一方的教育幾乎完全取決於傳統、榜樣以及家庭生活的潛移默化之功，另一方卻是系統的訓練，這門技藝接著那門技藝，最後，強迫孩子順服城邦的法律，孩子的心智教育和道德教育才宣告完滿。
無論是雅典抑或斯巴達，希臘的教育史精細地彰顯了希臘理想與羅馬理想的總體差異。在斯巴達，嬰兒期的小孩由母親掌管，但從七歲起，法律規定，孩子不再屬於家庭，而是被收編在斯巴達體制下的這個或那個有特色的知名連隊和團體當中。根據不同年齡段，男孩被分為不同的小組，接受鋼鐵般的訓練，同吃同玩同睡；儘管他們也不時被要求參與成人的組別，呆在父親腳下，聆聽長輩們的談話，但顯然的是，這些有組織、有體系的方法恰與羅馬習俗相對，羅馬習慣於讓父子之間親密無間。
父親的影響力在雅典受到的阻礙甚至比在斯巴達更大，儘管是出於不同的原因。在嬰兒期，母親對孩子的影響微不足道，部分是由於女人在雅典家庭中的地位卑微，部分是由於她們過於依賴奴隸們的勞力。一旦孩子到了上學的年齡，就會因為母親缺乏較高的教育而出現問題，城邦習俗不會允許母親再掌管孩子，而羅馬婦女卻有管教權。
父親的影響力也不會太大。由於父親經常不在家，忙於民眾大會或自己的生意，父親就沒多少時間花在兒子的教育上，也沒多少興趣，這似乎已成慣例。因為，在雅典，斯巴達也一樣，年青人的教育被視為公共而非私人的事情，專門託付專家處理。對於雅典法律是否強制規定要上學，曾經有過爭議。上學很可能是強制性的。無論如何，在阿提卡，上學是很普遍的，從很早開始，城邦就規定適合上學的年齡、課時、學生的行為，諸如此類的。
雅典公民因而總是能夠讀寫、計數和唱頌七弦琴，但這只是最基本的雅典教育成果。即便在斯巴達，正如普魯塔克告訴我們的， 每個公民都會接受這類最基本的教育；羅馬雖然並不試圖規定上學，文盲的人數卻極少。雅典人更為獨特之處在於，把教育——即文化，或者用規範的雅典術語來說，παιδεία——普遍看成一門技藝，根據個人的能力和勤勉程度，每個人都可以有所習得，被提升到高於普通人群之上。
Homer recites his epic poems in a 19th-century oil painting by Paul Jourdy .
對希臘與羅馬的思想習慣之間這種根本差異的最顯著例證，見於希臘與羅馬的早期學校史。就我們所能追溯的希臘文化史而言，學校教師（schoolmasters）的出現成為希臘社會生活的一個常規特徵。
阿喀琉斯，阿凱亞青年英雄的理想典範，在《伊利亞特》中是菲尼克斯（Phoenix）的學生，在後來的希臘傳統中是喀戎（Chiron）的學生；老師與學生的關係顯然帶有早期希臘封建制的特點。在伊奧尼阿和希臘大陸，規範的公立學校形成的確切日期已不可考；但雅典的傳統把學校法歸功於德拉古（Draco）和梭倫（Solon），無疑的是，雅典的學校至少早在公元前六世紀已經很常見。
在斯巴達，學校[的形成]可追溯至更早的時間。因為斯巴達的教育體制，正如我們從後來的典籍中得知的，構成了呂庫爾古斯政制不可或缺的部分；這種共同生活的制度、該制度的「分支」、教務長和日常義務與現代學校的董事會原則沒有絲毫區別。
在羅馬，民族傳說——至少在他們後來希臘化的形式中——表明，學校從羅馬城歷史的第一日起已很常見。普魯塔克說羅慕路斯（Romulus）和雷慕斯（Remus）在伽比伊（Gabii）的學校[上學]，遠古羅馬的其他故事經常提到這類上學，其中最著名的是韋爾吉尼婭（Verginia）的經歷。
這類傳說是否可作為歷史真相的尺度，抑或僅僅反映了後來時代的社會狀況？不可能回答；但普魯塔克的《羅馬問題集》（Quaestiones Romanae）有一段話值得留意。「羅馬人」，他說，「很晚才開始收費教學，他們當中第一個開辦識字學校的是斯普瑞烏斯（Spurius Carvilius），此君是卡爾維利烏斯（Carvilius）——第一個與妻子離婚的羅馬人——釋放的自由民」。
卡爾維利烏斯是前235年的執政官，故他[釋放的]這個自由民的學校在公元前三世紀中期，因此（如果普魯塔克的說法字字真實）學校在羅馬的起源相對較晚。[30]然而，有很好的理由表明，無需對普魯塔克的說法太當真。讀或寫的知識當然在非常早期的羅馬史中就很常見了，而且西塞羅提到一種習慣：要求每個羅馬小孩都應該用心記習十二銅表法。這些事實儘管不能證明，但意味著有規範的學校教孩子們讀和寫。況且，普勞圖斯（Plautus）筆下多次提及學校生活的場景，這些場景似乎反映了日常的羅馬習俗，而非僅僅原版照搬希臘。倘若學校起源於如此晚近的時期，如前面的引文所表明的，那麼，在普勞圖斯當時的羅馬社會中，學校能夠是非常熟悉的景象嗎？
折衷這些權威典籍的衝突證據，並不容易。有一兩個學者通過簡單拒絕普魯塔克的說法而解決這個問題。但普魯塔克通常是很好的權威，他的信息有驚人的精確性，表明他這裡遵循某些廣為人知（well-informed）的來源。
一位法國學者提出了更為可靠的解釋。我們許多古代的典籍提及一種習慣，根據這種習慣，羅馬的小學生在全年的特定節日帶禮物給老師們，尤其是密涅瓦慶典。假如——這是非常自然的——這種習慣可追溯至羅馬學校生活的起源，普魯塔克的話可以解釋為是因為他誤解了其信息源的說法。
斯普瑞烏斯興許是第一位收取班上學生們固定學費的學校教師。這就意味著，在他之前的學校教師要靠學生家長的慷慨解囊，正如共和制下羅馬律師的收入總是——至少在理論上——有賴其顧主的慷慨解囊。蘇埃托尼烏斯在其《文法教師》中提到，有位文法教師保留了這種自願支付的方法，直到公元前一世紀都是如此；愛爾蘭樹籬學校（hedge-schools）史提醒我們，一個良好的民族教育傳統可存在數個世紀而無需任何形式的固定資助或國家調控。
The Orator, c. 100 BC, an Etrusco-Roman bronze statue depicting Aule Metele
不過，在羅馬，教師階層的整體地位要比希臘的任何地方都要低。阿爾喀比亞德（Alcibiades）興許可以扇學校老師的耳光，但希臘人一般而言幾乎都是對「智慧者」恭敬順從，「智慧者」能教授他人如何成為有德性和聰明的人。羅馬的老師沒這麼幸運，而希臘的傳統對羅馬社會的滲透很慢。蘇埃托尼烏斯記錄了大多數「傑出的」文法教師和修辭術教師的名字，他們或是奴隸，或是被釋的自由民。他們的名字也（如今名字早已被遺忘，俄爾比利烏斯[Orbilius]是例外）常常脫離了希臘的來源，希臘奴隸的總體聲譽在羅馬幾乎絲毫不能提升學生對他們的尊敬。
其中有個教師據說作為看門人而過活，鐐銬把他鎖在主人的門上。另一個叫達夫尼斯（Lutatius Daphnis）的，被賣了七十萬塞斯特（sesterces），創下羅馬奴隸市場的價格記錄。那是在希臘影響的高峰，價格飆升，而蘇埃托尼烏斯說，這些博學的奴隸在市場上的價值與他們的主人向班級收取的費用同樣高。這種奇怪繁榮的必然結果帶來一種貿易：買賣有學識的奴隸。
這做法當然使學生和教師都蒙羞，儘管我們聽說過一些幸運的例外。蘇拉（Sulla），龐培（pompey），阿提庫斯（Atticus）和凱撒（Julius Caesar）各有一位老師，他們是老師的顧主，而尼奇阿斯（Curtius Nicias）作為朋友出現在西塞羅的書信中。這類文法教師（grammatici）中的一位吹噓說，他曾提供材料給撒路斯特（Sallust）的歷史著作，給珀利奧（Pollio）介紹[寫作]風格。
不過，那是羅馬教育史後來的事情了。卡圖對待其奴隸基隆的態度是公元前二世紀的典型；即使那些並非奴隸的教師，也沒有充分的社會地位。俄爾比利烏斯是個自由民，博學出眾；在他去世後的那一代人當中，賀拉斯把他的名字寫成格言。但俄爾比利烏斯終其一生都在極其貧寒中工作，他寫過一本書，關於家長如何逃避他們兒子接受教育所應付的費用。
（編輯：王俊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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