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科耶夫誕辰120周年丨法國國是綱要

為時尚早的那個危險當然還不是非常明確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它卻具有真正的致命性。這個危險是，法國正在被捲入一場第三次世界大戰，並且正在重新成為這場大戰的、空中的或者其他類型的戰場。但是不言而喻的是，如果這種不測發生，那麼，不管這場戰爭的後果如何，法國都將永遠沒有辦法修復它必然要罹患到的那些創傷：首先是人口層面的，但是也有經濟方面和文明本身所要遭受到的創傷。

因此，法國的內政和外交政策，就要面臨兩項生死攸關的、並且從實踐角度來說會決定所有其他方面的任務：

——一方面，在蘇聯人與英美人之間可能要爆發的戰爭到來之前，必須要盡最大努力確保實現中立；

——另一方面，在蘇聯之外的歐洲大陸，在和平期間，保證法國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相對於德國的領先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來的篇幅所要討論的問題是，為了讓這個雙重的目標可以有一個真正得以實現的機會，需要保證的必要和充分條件是什麼。

Ⅰ.歷史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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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我們目前正在見證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歷史轉折，這次轉折的重要性可以與出現在中世紀晚期的那次相媲美。現代社會的開局是以一個無法遏止的過程為特徵的，那就是「封建性的」（「feudal」）政治結構連續不斷地解體，分裂成許多服從於王國（kingdom）利益的、民族性的單元，也就是所謂的民族 -國家（nation - State）。但現在，同樣也是無法遏止地，這些民族國家正在逐步地讓位於超越了民族疆界的政治結構，而這些政治結構可以用「帝國」（「Empire」）這樣一個詞來描述。在十九世紀仍然非常強大的民族國家，正如中世紀時候的封邑（barony）、城市和主教區（archdiocese）不再是國家一樣，也正漸漸地不再是政治性的實體（politicalrealities），不再是嚴格意義上的國家。作為當前政治實體的這種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它所需要的基礎比嚴格意義上的民族所能呈現出來的要更加廣闊。為了能夠在政治上生存下去，現代國家的基礎必須要是一種「廣闊的、由加盟的（affiliated）[1]民族國家所構成的、『帝國性的』聯盟」。

這樣一個從前用民族國家取代了封建性的實體、而目前則又在將民族國家分化為帝國的歷史進程，可以而且也必須要藉助經濟方面的動因來加以解釋，而這些經濟方面的動因又經由軍事技術方面的要求在政治上將自己展示出來。摧毀了中世紀次民族性的（subnational）政治力量的，正是火槍尤其是大炮的出現。封建性的「君主」——領主，教區，城市——是能夠用寶劍和長矛來武裝他的家臣 - 市民（vassal - citizens）的，並且，只要這種武裝足夠支撐他進行一場可能的戰爭，足夠使他的政治獨立不至於受到威脅，那麼，他就能夠在政治上自我維繫。但是，正當必須要維繫一個炮兵部隊以便可以自我保護的時候，封建性政治結構的經濟和人口基礎卻開始顯得捉襟見肘，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這些結構便日益被憑藉一己之力就足以應付裕如的民族國家所吞併。類似地，民族國家在過去——現在也仍然是——的經濟和人口基礎，對於維繫只是用手槍、機關槍和大炮所武裝起來的部隊是夠用的。但是，這樣的部隊在今天已經不再有什麼實際的效果。對於一個真正現代化的軍隊來說，或者說，對於一個已經實現了機動化、裝甲化並且將空軍也納入了基本武器範圍的軍隊來說，它們根本就是無計可施。嚴格意義上的、民族性的經濟和人口是沒有辦法將這類軍隊統合在一起的，但帝國卻可以將之統合在一起。因此，這樣的帝國遲早要在政治上將民族國家吞併掉。

民族國家的這種——人口和經濟方面的，從而也是軍事和政治方面的——致命缺憾，通過第三帝國這樣一個前車之鑑，以一種極其醒目的方式，表現了出來。在整個中世紀的中葉，德國都在追求一種帝國性的功業，但這個事業馬上就顯得背時和早熟，因此是一個烏托邦，也就是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它根本不具備一種現實的基礎，從而也就沒有實現的可能性。對於這樣一種事業的追求以及不可避免的失敗，產生了一個後果，就是德國開始進入了真正的封建時期，並且在150年之後又重新從封建的局面當中走了出來，但從那以後，它就再也不知道如何從這個局面出發迎頭趕上了（它從來都沒有能夠，或者說根本就沒有想過要通過一種革命性的行動來跳過某些階段）。因此，希特勒開始自己政治行動的時候，其實已經是拖延了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而由他所構想並且造就出來的第三帝國，也因此只是一個堅守「民族性」理想的國家，這種理想產生於中世紀的晚期，並且也早已在打上了羅伯斯庇爾和拿破崙印記的革命性意識形態以及這種意識形態的實現當中，臻於極致。因為很清楚，希特勒式的「一個帝國，一個民族，一個領袖」[2]的口號只不過是法國大革命的、「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這樣一個格言的（拙劣的）德文翻譯版。並且人們還可以說，這個「領袖」[3]也不過是一個德國版的羅伯斯庇爾，或者說是一個不合時代要求的、能夠——知道如何掌握自己的熱月——親手將拿破崙的規劃付諸實施的羅伯斯庇爾。除此之外，希特勒還充當了自稱是「民族社會主義（national - socialism）」這樣一個政治運動的急先鋒，從而將自己政治思想的本質和動機表述得淋漓盡致，因為這個運動有意識地將自己與蘇聯式的「帝國社會主義（imperial - socialism）」和英美式的「帝國資本主義（imperial- capitalism）」相提並論。因此從總體來看，第三帝國無疑是一個民族性的國家，並且還是一個特定和嚴格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這個國家一方面想努力實現民族性政治的所有可能性，另方面又通過有意識地確立德意志作為國家的（種族）界限，而想只運用德意志一個民族的力量來達到這個目標。可正是這個「理想的」民族國家輸掉了它關鍵性的政治戰爭。

人們在解釋這個民族國家軍事方面——從而還有政治方面——的全盤失敗的時候，不能象解釋波蘭、挪威、荷蘭、比利時、南斯拉夫和希臘等民族國家的潰敗那樣，僅僅局限於這個民族有限的幅員範圍。也不能象「解釋」法西斯義大利（這個國家同樣也是非常「民族性的」）的倒台那樣，說它在軍事方面不夠精良。最後，人們在討論法國潰敗的時候所時常列舉的那些「原因」：比如沒有秩序，缺乏遠見，國內政局的動盪，等等，也不存在。德意志民族國家徵發了八千萬的國民投入戰爭，而事實表明，這八千萬人在軍事和公民意識方面的（如果不是道德方面的話）素養無論怎樣高估都不為過。但是，對於那個真正「毀滅性的」後果來說，這個民族超乎尋常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最後只能起到一點苟延殘喘的作用。

促成這種「命運」的，無疑是德意志國家那種表現得過於突出也過於執著的民族性格。因為，為了能夠持續一場現代化的戰爭，第三帝國必須要占領並且開發非德意志民族的國家，還要輸入一千萬以上的外國勞工。但是，一個民族國家是沒有辦法同化族外人的，在政治上它必須要把他們看成是奴隸。因此，希特勒「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本身就足以摧毀「新歐洲（New Europe）」的帝國事業，而沒有了「新歐洲」，德國是沒有辦法贏得這場戰爭的。因此我們可以說，正是因為德國想要作為一個民族 - 國家而贏得這場戰爭，所以它才會輸掉這場戰爭。因為，即便是一個民族有著八千萬在政治上堪稱「完美的」公民，它也沒有力量支撐一場現代化的戰爭，從而也沒有辦法確保國家的政治存在。因此德國的例子很清楚地表明，在現今，一個民族，無論是哪個民族，只要它在政治上頑固地堅持民族意義上的排他性，那麼，它遲早都要結束其政治上的存在：這種結束要麼是通過一個和平的過程，要麼是因為一場軍事上的慘敗。當前這場由帝國所主導的戰爭，驅散了1914 - 1918年間那場戰爭所造成的錯覺，[4]從而標誌著過去五個世紀以來一直都由民族國家所上演的這場巨大悲劇已經到了最後一幕。

2

民族國家在政治上的不現實性——如果連不太顯著的形態也考慮在內的話，這種不現實性其實自上個世紀末以來就已經持續存在了——從它剛剛在歷史上出現的時候開始，就已經有人或多或少地認識到了。一方面，「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已經多多少少地公開宣布了國家本身的終結，而這也就等於宣布了民族國家嚴格意義上的政治性存在的[終結]。自由主義沒有在民族性的框架之外設想國家的存在，同時也——或多或少是自覺地——觀察到了民族國家在政治上是沒有辦法繼續存在下去的，所以，他們主張自動地廢除這種國家。那種原本是政治性的——歸根結底是軍事性的——實體，或者說是嚴格意義上的國家，必須要被一種既被置於「社會」的控制之下同時又服務於「社會」的、單純的、雖然說不上是警察性的但卻是經濟性的和社會性的管理所代替，而社會則被認為是一種個人的集合體；而處於自身孤立狀態的個人，則應該要體現並且要揭示出最高的人類價值。如此看來，「國家主義的（statist）」自由管理，從本質上來說只能是和平的和消極的。換句話來說，這種管理不會有任何嚴格意義上的「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從而，對於決定了真正國家之最本質特徵的「獨立」或者說政治上的自主，它也不會再有任何實際的需要或者說是足夠的慾望。另一方面，「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則確信自己看到了這樣的一個過程，即政治實體正在從民族國家移向人性本身。如果說國家還應該有什麼政治意義或者說有什麼存在理由的話，那麼也只能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即，它能夠是從「人類」本身為自己找到存在的基礎。既然政治性的實體正在遠離民族國家並且正在移向人性本身，那麼，唯一（臨時具有民族性特徵的）就長遠來說能夠在政治上存在下去的國家，只會是那種把將所有的人性都包括進來這樣一點作為自己首要目標的國家。俄羅斯的共產主義，在最初的時候正是從這樣一種對於歷史境況的「國際主義的」——雖說不能算是「社會主義的」——解釋出發才產生出來的，而這種共產主義接下來又將蘇維埃國家與第三國際（the third internationale）聯合在一起。

但實際上，社會主義 - 國際主義的解釋跟自由主義 - 消極主義的解釋一樣，都是錯誤的。自由主義的解釋之所以錯誤，是因為它沒有在民族性的實體之外看到任何政治性的實體。而國際主義的疏忽[5]則在於，如果離開了人性，它沒有辦法看到任何一種在政治上能夠存在下去的東西。它同樣也沒有辦法揭示出帝國這樣一種過渡性的政治實體，而這種實體作為由加盟的民族國家所組成的聯合或者說國際性的集合體，恰恰就是人們在今天所看到的政治實體。如果說從現實的角度來看民族國家已經不再是一種政治實體，那麼，從政治的角度來說，人性也仍然只是一種抽象。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國際主義在當前還是一個「烏托邦」。現階段的國際主義在付出了代價之後才認識到，如果不經歷帝國的階段，從民族國家是不可能跨越到人性的。正如同德國在中世紀的時候就已經認識到：與自己的意志相反，如果不經過封建的和民族國家的階段，是不可能達到帝國階段的。已經拋棄了民族國家的、黑格爾意義上的世界精神[6]，在通過人性被體現出來之前，必須要棲息於帝國當中。

史達林的政治天才正在於他已經理解了這一點。從政治上關注人性是「托洛茨基主義（Trotskyist）」烏托邦的特點，在這方面，托洛茨基本人是最著名的——但顯然不是唯一的——代表。史達林通過反擊托洛茨基，通過徹底粉碎俄國內部的「托洛茨基主義」，把蘇聯造就成為一個斯拉夫 - 蘇維埃帝國（Slavo - SovietEmpire），從而重組了當時的政治實體。他反托洛茨基主義的、「在一個國家內部實現社會主義」的口號，造就了這樣一種「蘇維埃主義」，或者也可以說，造就了這樣一種「帝國性的社會主義」，這樣一種社會主義經由當前的、蘇維埃式的帝國性國家而將自身展示出來，從而也就不再需要「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第三國際」和其他任何形式的國際主義。並且，這種現在已經證明能夠在政治上存在下去的「帝國性的社會主義」，既與「托洛茨基式的」、「人道主義的」、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烏托邦相對立，也與不合時代要求的、建立在政治上已經陳舊的民族基礎之上的、希特勒式的「民族社會主義」相對立。

類似地，也正是在如何理解帝國性實體的問題上，英國某些國家領導人，尤其是邱吉爾的政治天才也得以展示。在這場戰爭以前，這個國家就已經在其作為大英國協（BritishCommonwealth）、作為各個自治領（Dominions）之聯合的外觀裡面，含有了一種「帝國性的」——或者說是跨國性的、國際主義的——結構。但是，即便是這個「帝國」，仍然因為它具有過多的「民族性」，所以在由當前這場戰爭所造成的時局之下，還是不足以在政治上確立自身的地位。在今天，能夠成為實際的和實在的政治實體的，乃是英美帝國（Anglo - SaxonEmpire），或者說是英美政治 - 經濟集團（Anglo - American politico - economicbloc）。而英國的政治天才則表現在它已經理解了這個集團，已經從中吸取過教訓並且也品嘗過苦果。因此，現在的問題不是（步德國的後塵）去異想天開地預測英美之間那些讓人驚心動魄的「分歧」，因為這些分歧——即便它們存在——只是暫時性的，而只能是時刻謹記著在現代世界，有一個無論在經濟方面還是在政治方面都牢不可破的英美集團的存在，並由此來從政治的角度考慮問題，採取行動。

3

從長遠來說，一個帝國（即英美帝國——或者說英國 - 美洲帝國（Anglo - American）——和斯拉夫 - 蘇維埃帝國）已經存在的世界上，無論是維繫哪一個民族性的政治實體，都將是徒勞的。即便是德意志這樣一個迄今為止在所有嚴格意義上的民族裡面最為強大的民族，也沒有辦法再打贏一場戰爭，從而也沒有辦法作為一個國家確立自身的地位。並且可以確定的是，即便是這樣一個從性格上來說對各種政治實體渾然不覺的民族，即便這個民族從根本上來說是「烏托邦式的」，將來它也不會對上述兩個帝國同時開戰了。換言之，日後的德國在政治上一定要依附於這兩個帝國當中的一個。

可以預見，德國將來一定會傾向於英美一邊。而如果有人會猜想說英美集團不久以後就會變成一個德意志 - 英美帝國，想來也不會有什麼差錯。在未來的10到15年裡面，蘇聯軍事和經濟力量——也可以說是政治力量——的增長一定會要求並且也會助長一種在歐洲平分秋色的態勢。而1940的經驗也已經證明，能夠拿出這樣一種態勢與蘇聯抗衡的肯定不是法國。只有（得到英美世界幫助的）德國才有能力扮演這樣一個角色，因此，毫無疑問，我們的後人肯定要面對一個重新武裝起來的德國。

人們都得承認，德國加入斯拉夫 - 蘇維埃帝國的可能性雖然不是完全沒有，但卻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從實踐的角度來看沒有考慮的必要。這首先是因為那種蔑視的、將德意志人跟斯拉夫人隔離開來的仇恨源遠流長，其來有自，而德意志人與英美人之間的民族「親近感」，以及德國人對於英國人那種真誠的——雖然這種真誠未必總是有回報——同情態度，都表明英美人是傾向於德國的。其次是因為，普魯士德國所受到的新教啟示，也使得他們與本身也是從新教改革當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英美國家關係更加密切，但和有著正教傳統的斯拉夫國家就勢不兩立了。除此之外，人們可以看得到的、英美人通過對戰俘的待遇和占領軍的行為等等所展現出來的種種強大和富足的徵象，也在德國人的心目當中將他們對隔著英吉利海峽的遠親所一直抱有的那種跨越國界的歆羨，大大深化了，而與此同時，人們在蘇聯境內所觀察到的種種殘破景象，即便是在勞動階級和同情共產主義的圈子裡面，好象也產生出一種「反蘇聯的」印象。所有這些都會使人們有這樣的猜想：那些有朝一日會在德國掌權的人，如果說可以在英美人和俄羅斯人之間做選擇的話，他們一定會心悅誠服地選擇英美人。而在倫敦方面，人們對於事態的看法好象也是一樣的。並且人們還會說，即便是莫斯科方面，也沒有人誰會在事先考慮從政治上吞併德國的可能性。因為否則的話，無論是第三國際的解散還是蘇維埃政策的那些帶有斯拉夫 -正教色彩的方面，都會變得沒有辦法理解。

但是，對於處於孤立狀態的法國的政治命運來說，擺在德國面前的這兩個選擇，卻只具有一種純粹的理論價值，儘管一些相反的跡象也是存在的。如果說德國將來會被「蘇維埃化」，那麼法國遲早也要經歷相同的命運。而如果出現另外一種可能，那麼，法國就會淪為德國軍事、經濟從而也是政治腹地的一小部分，因為德國自己到那時早已經是英美帝國的軍事前哨了。因此，在這兩種情況下，法國的地位從政治上來說都是無法維繫的。但是，如下這種情形如果說同樣不容否認的話，看起來卻不是那麼明顯，那就是：即便人們可以設想德國——因為某種奇蹟——在政治和軍事方面從此會一蹶不振，也就是說從此被解除了武裝，從而可以將之忽略不計，法國的這樣一種地位仍然是無法維繫的。英美帝國和斯拉夫 - 蘇維埃帝國的存在這樣一個事實本身，就足夠使得連4000萬人口都不到的法蘭西民族國家的獨立成為泡影。因為，如果想要通過在俄羅斯人和英美人之間「挑撥離間」來玩弄一種「蹺蹺板策略」，這樣一個人口數量實在是太不足掛齒了。並且，法國傳統上良好的政治意識也根本不允許它剿襲克魯奈爾·貝克（Colonel Beck）時期的波蘭所玩的那種拙劣政治遊戲。[7]一個孤立的法國只能在兩個彼此對立的帝國之間選擇其一。但是，地理上的境況、經濟和政治上的傳統，還有心理學意義上的「風土人情」，都會毫不含糊地讓法國選擇英美帝國。因此，一個孤立的法國，它的未來或多或少都會是一種經過偽裝的「主權狀態」。並且，如果其他歐洲國家也固守其「民族性的」政治孤立性的話，它們的命運也會是如此。

從社會、經濟和心理學的觀點來看，這樣一種解決辦法似乎也可以接受。並且，因為這樣一個解決辦法也意味著民族作為名副其實的國家最終是要從歷史上完全消失的，所以，除非是從特殊政治性的觀點來考慮問題，否則，的確也沒有什麼不能接受的地方。但是，歷史的經驗已經表明，一旦與其政治性的裝飾物相互分離，文明本身就會經歷深刻的改變，就會逐漸變得貧乏並且分崩離析，而且很快就會喪失其當初作為某個國家的文明在世界上所曾經具有的那種特殊影響力。因此，任何一個想捍衛傳統的拉丁 - 天主教文明（Latino - Catholiccivilization）——這種文明本身也是法國的文明（並且，法國對於這種文明的貢獻，相對於所有其他有關的拉丁民族來說，要多得多）——的存在和影響力的人，一定也都會想到要為之提供一種足夠應付那些特定歷史條件的政治基礎。並且，任何一個想要這樣做的人，都不只是在服務於自己國家的文化利益，也是在服務於整個人類的利益。因為英美人、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都沒有占有，並且也不會占有以法蘭西民族為首的拉丁民族已經給予文明世界並且還將繼續給予文明世界的那些東西。

而如果人們想保護同樣也是法蘭西民族突出價值的拉丁價值和天主教價值，想確保這些價值在全球的影響力——或者換句話說，如果人們不想讓政治性的世界分裂為彼此仇視、彼此對立的斯拉夫 - 蘇維埃帝國和英美帝國——，如果人們想用第三種可以起到緩和作用的、和平的和全球性的力量對這兩種力量——和兩種文明——加以補充的話，那麼，為了能夠與這兩種文明並駕齊驅，人們就不能只倚靠一個民族，尤其不能只是倚靠法蘭西民族。在正教傳統的斯拉夫 - 蘇維埃帝國和受到新教啟示的英美帝國和可能存在的德意志 - 英美帝國之外，還必須要造就一個拉丁帝國（Latin Empire）。只有這樣，一個帝國才能夠與已經存在的那兩個帝國處於同樣的政治水平，因為在帝國獨立性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它自己就能夠支撐一場可能的戰爭。並且，只有通過將自身置於這樣一個帝國之領導者的位置上，法國才能夠保持其政治上的，從而還有文化上的特殊性。

另外，這樣一種開戰的可能性並不意味著一定要實在地挑起戰爭。實際的情形正相反，法國只有通過將自己包裹在自己所倡導的拉丁帝國當中，才能夠為自己、為整個歐洲，確保和平。這個帝國永遠都不會強大到對環伺於四周的帝國發動進攻的地步，因此，它的領導者不會念茲在茲地要將他們的帝國性政策（imperial policy）轉化為真正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但是，它的力量也會足夠打消任何人對之加以覬覦的企圖，當然，這樣做的條件是它不會同時跟兩個可能的帝國性的對手翻臉。而如果這兩個帝國刀兵相見，那麼拉丁帝國的存在本身會迫使他們將戰場限制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把歐洲空出來，因為歐洲實在是太過狹小也太過「衰老」了，根本已經沒有能力再經受日後這場破壞性戰爭的考驗。

Ⅱ.法國的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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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歷史境況的客觀分析已經很清楚地表明，如果法國繼續在政治上保持孤立，如果她仍然堅持作為一個排他性的民族國家而生活，那麼，她遲早都要終止其作為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國家和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的存在。她最後的命運，一定是在政治上被勢必要變成德意志 - 英美帝國的英美帝國所吞併。但是，考慮到「種族」、文化、語言、宗教、傳統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異，這個帝國和法國之間根本沒有辦法實現一種真正的融合。在這個帝國裡面，法國將永遠是一個某種程度上的外來體，因而永遠只能扮演一種邊緣的從而是被人冷遇的角色：也就是說，扮演一種衛星的角色，一種在政治上既不會一直「耀眼」也不會當然「耀眼」的「二流」角色。一言以蔽之，在這樣一種假設的情形裡面，作為目的本身的法國將終止其存在，而只能降格到一種純粹政治手段的水平。

但是，如果法國可以坐視自己被英美帝國吞併，那麼，將來要變得微不足道的，將不只是法國在政治上的特殊影響力而已。她的經濟也將在這個帝國裡面僅僅扮演一個完全是二流水平的角色。法國的經濟運行，從而還有社會本身的結構，也將不得不逐漸地發生轉變，以便可以符合併且適應那些來自於外部的、與傳統和理想經常會水火不容的模式和要求，而這些傳統和理想，儘管從根本上來說是天主教式的和拉丁式的，但也是真正法國式的。最後，法國的文明本身因為喪失了來自於獨立經濟活動和獨立政治現實的支撐，在英美帝國的核心部分，乃至在整個世界上，都將變得無足輕重。在這個帝國的內部，法國非但不會發揚光大，反而還要受制於得到英美集團壓倒性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力量支撐的英美帝國文明——這種文明從其現代形式上來說基本上是新教式的，也是「德意志式」的——的影響。這種影響的蛛絲馬跡，已經可以從看著來自海峽對岸和大西洋對岸的電影和小說長大的法國年輕人的身體和道德方面，隱約地辨別出來。因此，人們可以設想，如果法國放棄獨立的政治存在，也就是說，放棄自己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那麼，她不僅會丟盡拉丁 - 天主教文明的「臉面」，而且還會丟儘自己的臉面。

事態發展的這些早期徵象現在就已經可以感覺得到。因此，通過某些國家的態度和一些到法國來做客的人——軍事方面的或者民間方面的——的反應，[8]人們都可以隱約地看出，未來的世界對於這個國家和她的文明，如果說不是持輕蔑態度的話，至少也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態度。但是，更加貽害無窮的是，非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已經攫取了法蘭西民族的心臟。因為毫無疑問，後者的衰落（這一點沒有誰會提出異議，因此再加贅述也沒有什麼意義——並且也只能徒增煩惱）是與這個國家在政治上的萎縮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而這種萎縮所呈現給世人或者說向世人所表述出來的面相，就是法國喪失了一種現實、明朗而有實際效力的政治意志。因為人們根本沒有辦法加以否定甚至沒有辦法視而不見的事實是，去年，昨天——甚至還有今天——的法國，已經沒有一種清晰而明確的政治理念，或者它以後再也不會有這樣一種理念了。現代的法國人不但在事實上，而且在自己的思想意識當中，都是在作為一個「資產者」在生活，而不是作為一個「公民」而生活。他在行動和思考的時候，都是一個「私人」意義上的「個人主義者」，「個別的」利益對他來說是最高的或者說是唯一的價值。他首先是「自由的」，或者說首先是「自由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因為他再也不想受制於國家「普遍」現實性的負累和要求，也不想受制於國家用來主張和保護自己的那些手段。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法國和法國人的這種非政治化不僅通過嚴格意義上的內外政治的衰落表現出來，還通過一種普遍性的萎縮，一種既表現在經濟和社會方面，也表現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萎縮，表現出來。因此，人們早就可以看到，法國因為放棄了自己作為一個被有實際效力的政治意志所鼓舞的強大國家的存在，所以也放棄了她直到今天都一直還占據的那種先驅國家的地位，從而變成了一個幾乎在所有領域都在倒退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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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經常都會問及法國國力衰退的問題——與這個國家在過去曾經享有的光彩和輝煌相比，這個衰退實在是太刺目了。但是象「衰老」、「腐化」、「腐朽」等說法都太模糊，太一般化了，沒有辦法真正說明任何問題。看來人們應該要給出一個更加具體從而也更加具有說服力的理由。

一方面，在政治意識形態的領域，這個國家仍然還在靠一些到大革命時期才最後成形的理念為生。對於法國和法國人來說，「官方的」政治理想直到今天仍然還是民族國家的理想，還是「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的理想。

另一方面，在靈魂深處，法國也看到了這個理想的缺憾，看到了嚴格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理念在政治上已經不合時宜。但是，這樣一種感覺顯然還沒有達到形成一種清晰而有意識的理念的水平：也就是說，法國還不能，或者說仍然還不想把這種理念公開地表述出來。另外，正因為這個國家在過去的民族性的時代享有無可匹敵的光榮，所以，對於法國來說，要她明白承認並且坦然接受「民族」時代的終結這樣一個事實，要她理解這個終結所帶來的一切後果，都是異常困難的。對於一個將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從無到有地產生出來並且將之輸往全世界的國家來說，要讓她承認如下這點是很困難的，也就是說，民族主義的所有殘餘物現在都成了一堆行將被歸入歷史檔案的故紙，現在的問題是要加入一種新的「帝國性的」意識形態，而這樣一種意識形態，因為過去幾乎沒有被人指出來過，所以需要加以澄清，加以條理，從而將之提升到在邏輯上前後連貫、並且具有「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那種明晰性的水準。不過，這種新的政治現實正在逐漸滲入法國人的集體意識裡面。而在法國人的意識裡面，這種現實首先是表現為一種消極性的東西，也就是說，民眾的普遍意志已經不再允許自己被鍍上一層民族國家的理想。現在如果還有誰再去回憶不可分割的共和國時期的力量，就會讓人感覺裝腔作勢，是在說假話，而號召人們為了法國的利益而奮鬥，在今天已經不再能夠找到人們在1914 - 1918年期間仍然還可以引發出來的那種反響。

人們甚至可以這樣說，即，在「一般的法國人」看來，目前這場戰爭從一開始在政治上就只有兩種可能：即，在政治 - 經濟方面，法國要麼是屈服於德國，要麼是屈服於英國。並且就事實來看，這場戰爭之所以還能夠不時地在法國人裡面激起些許的「激情」，僅僅是因為這種激情跟兩種「通敵賣國的（collaborationist）」傾向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對立當中，左派和右派之間那種傳統的、無法調和的同時也是災難性的對立被具體化了——有關。但恐怕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在1940年的時候法國軍隊才沒有徹底繳械投降，而在解放以後，抵抗運動則只能在一些邊遠地區號召起一些老式的群眾起義。如果一般的法國人都毫不掩飾地拒絕為了法國的利益去死，甚至還會約束自己，「控制」自己，那麼，這或許僅僅是因為他已經或多或少地意識到，民族意義上的「法國」和傳統的民族主義意義上的「法國」只是一個理想，而這個理想從政治上來看，已經沒有辦法存在下去了。因為沒有哪個有理性的人會為了一個「普遍性的」目標而犧牲自己特定的價值，因為這個「普遍性的」目標只是一個抽象的理念，或者是一個要麼來自於過去要麼來自於沒有未來的現在的海市蜃樓——一言以蔽之，是一個懷舊的幻夢，一個不可靠的冒險。

3

如此說來，法國在1940年的軍事和道德潰敗，以及時下正四處瀰漫的政治上的不安感，似乎是這個國家走向復甦和重生所要付出的代價。

需要指出的是，象德國這樣一個能夠不惜一切代價去追求一種錯覺、能夠鼓動自己去追求一種羅曼蒂克[romantique]或者一種浪漫的[romanesque]幻夢、能夠為了一種想像的和不可行的理想而犧牲現實價值的國家，在政治上是沒有希望的。但是，法國人在這場戰爭當中所表現出來的「拒服兵役（conscientiousobjection）」[9]的現象則說明，在法國，普遍性的意志只能圍繞一種真正具有實際效力的理念才能形成，也說明，法國的政治意識包含著一種敏銳的現實感，一般都要以某種確定的共識為基礎。

但是沒有什麼能夠保證說，一個躲避夢想的國家一定也會否定現實，也沒有什麼能夠保證，那些不想為了一個在政治上已經不合時宜的幻覺而犧牲自己生命的人，也一定不會真正服從於一個在目前這樣的時刻有著實際效力的政治理念，不會服從於在從總體上重新建設集體生活的事業。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在目前的法國還沒有人進行過的實驗。因此也是一個需要在法國展開的實驗。

為了進行這個實驗，必須要減輕民族國家那種輝煌而久遠的過去所遺留下來的沉重負擔，與此同時，還要明白而徹底地宣布「民族國家」作為一個歷史時期已經終結，而法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在政治上也已經一去不復返。但是，在這樣說的同時也必須要補充說，這個終結同時也是一個起點，並且至少是在這裡，死亡也是一種重生。因為民族國家能夠而且也必須要經由一個由加盟國家所組成的國際性聯盟來超越自己，在這個國際性聯盟裡面，民族國家必須而且也能夠重申自己在文化、社會和政治方面的特殊性，而辦法則是通過一種和平、友好、平等而自由的競爭，將這種特殊性呈現給這個它通過消除自己作為一個排他的、孤立的民族國家而創建起來的龐大組織。如果國家的死亡僅僅是為了帝國的誕生，如果民族性的退場乃是通往帝國寶座的前奏，那麼，向人民宣告自我封閉並且局限於已經變得過於狹隘的疆域之內的共和國的滅亡，將一點都不會讓人們感到消沉。相反，這樣一種宣告還會造成一種激勵性的政治效果。

在當前這種歷史境況所表現出來的具體現實性裡面，對於法國來說，似乎只有一種真正可行的——從而也就有被集體意識接受的機會，有產生並且決定一種普遍意志的機會——政治理念。這就是拉丁帝國的理念 - 理想（the idea - idealof the Latin Empire），而在這個帝國裡面，法蘭西民族的目標和任務就是保障自己首屈一指的地位。[10]

Ⅲ.拉丁帝國的理念

1

將來，所有的人性都將凝聚成一種政治實體，但這樣一個時代的來臨，仍然是非常遙遠的事。民族性政治實體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現在則是一個帝國林立的時代，也就是說，是一個跨國性的政治統一體的時代，不過這些統一體仍然還是要由加盟的民族國家來構成。

目前正變成一種重要政治因素的、國與國之間的「親緣關係」，是一個無可否認的、活生生的事實，這個事實與普通那些含混不清的「種族」理念沒有任何關係。國與國之間的「親緣關係」，首先是一種與語言、文明和一般意義上的「精神」，或者——象人們有時所說的那樣——「風土人情」有關的親密關係。並且，這種精神意義上的親緣關係，除了其他一些表現之外，也會通過宗教意識形態的形式展現出來。

這樣一種親緣關係在拉丁民族——主要包括法蘭西、義大利和西班牙——之間無疑是存在的。首先，儘管這些國家都是「反教權的（anticlerical）」，但它們都有非常引人矚目的天主教色彩。比如，就以法國為例，這裡的「自由思想者」，甚至還包括新教徒和猶太人，都要受到多少已經有點世俗化的天主教精神的浸染，至少當他們用法語思考問題、待人接物的時候是這樣，這種影響程度之深往往會讓來自國外的觀察者感到不可思議。並且，語言方面密切的親緣關係使得拉丁各國之間在相互交流的時候非常方便。對於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這三個國家來說，為了克服語言歧異所造成的所有障礙，人們只要規定所有人再學一門國外的羅曼斯語[11]（這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另外，各種拉丁文明之間本身就有一種密切的加盟關係。如果說發展當中的某些遲滯今天或許會在人們的心目當中產生一種深刻分歧的話（特別是西班牙），那麼，在文明發軔之初（也包括文藝復興時期，這在拉丁文化的歷史上可能是最輝煌的[12]時期）所產生的那種相互滲透，可以確保拉丁世界彼此分歧的各個文明側面完全可以在短期之內達到一種完美的協調。總體來說，民族性格上的差異並不能掩蓋拉丁「精神」在根本上的統一，並且，這種精神更加能夠讓外來者感到不可思議，因為拉丁民族自己通常是辨認不出來的。當然，要定義這種精神是非常困難的，但是，人們很快就可以從其類型當中、在其深刻的統一性當中看到其獨特的地方。這種精神在成為所有藝術之源泉的那種悠閒藝術（art of leisure）裡面，在那種對於與物質上的舒適毫無關係的「生活之甜蜜（sweetness ofliving）」的創造取向裡面，在那種如果不從事一種富有創造力和靈感的勞動（而拉丁帝國的存在本身就會產生出這樣一種勞動）便會墮落為純粹怠惰的「恬淡無為」[13]的氣質裡面，都有著特別的表現。

這樣一種為拉丁民族所共有的精神——這種精神包含著一種深刻的美感、而這種美感通常（尤其是在法國）又伴有一種非常別致的均衡感，因此，這種精神可以讓單純的「資產階級性的」好日子轉化為貴族性的生活的「甜蜜」，也可以轉化為經常出現的愉悅的狂喜，而這種愉悅，如果是處在另外一個文明框架之中的話，將會變成（並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會變成）「下里巴人的」快樂——，這種精神不僅可以確保拉丁民族形成一個真正的——也就是說，政治性的和經濟性的——統一體，它還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在世界和歷史面前證明這個統一體的合法性。它之所以能夠在世介面前證明這個統一體的合法性，是因為，如果說在經濟工作的領域和政治鬥爭的領域，其他兩個帝國性的聯盟也許永遠都要勝過拉丁聯盟的話，那麼，人們完全可以說，它們永遠都不可能象統一起來的拉丁式的西方那樣，知道如何在舒適的環境下努力使自己的悠閒生活變得完美；而它之所以能夠在歷史面前證明這個統一體的合法性，是因為，既然人們都認為民族性的和社會性的衝突有朝一日（這一天或許要比人們想像的來得快）最終都會被清除出去，那麼，人們就必須要承認，將來的人類所致力要做的事情一定會是閒暇時間如何組織和如何「人性化」問題。（馬克思本人雖然沒有認識到這樣一點，但他不也是一再地重複亞里士多德的一句話麼：人類進步的基本動機，從而也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動機，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證人類的閒暇。）[14]

以實質內容和歷史淵源的統一為基礎的拉丁國家之間的親緣關係，已經是一個潛在的帝國，只須我們在當前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將之加以實在化就可以了，而當前的歷史條件，對於帝國的建構來說也是非常有利的。並且我們絕對不能忘記，拉丁統一體已經經由天主教會的統一，在某種程度上被實在化了，或者說被實現了。不過，今天我們要談的問題跟宗教和教會的方面（與「聖職的」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幾乎沒有多少關係。一方面，人們很容易就會把德意志和英美諸國進入近代以來的巨大飛躍解釋成是新教世界裡面教會與國家相互滲透、水乳交融的結果；並且毫無疑問的是，從本質上講起來是「資本主義」的英美帝國或者說德意志 - 英美帝國，直到今天仍然受到新教教義的巨大鼓舞。（有些社會學家甚至在新教當中看到了資本主義的最初源泉。）[15]另一方面，蘇聯儘管在一開始的時候是極端無神論的，但它們現在又看到了正教教會的巨大力量並且開始在內政和外交方面（首先是在巴爾幹諸國）尋求它的支持；因此，蘇聯表現得越來越象一個帝國，並且這個帝國不只是斯拉夫 - 蘇維埃意義上的，還是正教意義上的。因此，這兩個現代的帝國性結構都在通過與相應的教會建立或多或少的官方聯繫，來汲取一部分凝聚力，從而也汲取一部分力量。並且人們也都可以同意，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天主教會的存在也是在號召人們建立一個天主教的帝國，而這個帝國只能是拉丁意義上的。（另外，我們不要忘記，天主教首要的目的——往往以訴諸藝術的方式——是要將人類的「冥思」生活甚至是怠惰的生活組織起來並加以人性化，而新教則是與各種藝術化的教化方式針鋒相對的，它主要關注勞動者。）

將拉丁諸民族統一起來的這樣一種靈魂和精神方面的親緣關係，應該可以在拉丁帝國內部諸民族的相互關係上，確保一種自由、平等和友愛的性格，而如果沒有這種性格，就不會有真正的民主。人們甚至還可以確信，拉丁世界只有通過在整體上確立民主，它的「地方性的」性格才可以被清除，而這種性格，只要拉丁世界還因為純粹的民族界限而保持著封閉，就會被保留下來。看起來，只有帝國，才可以用它相對來說是極大豐富的物質資源，讓徒勞無益、作繭自縛的左派與右派之間的衝突得到解決，這種衝突在單一民族的內部，是沒有辦法加以緩和的，從本質上來說是貧乏的，也是骯髒的。看起來，只有通過帝國範圍內的運作才可以從傳統——但這種傳統絕不可以是「反動的」——之中造就這樣一種改革性的政黨，這種政黨曾經造就了英國的國力，也是拉丁諸國從來都沒有聽說過的，而如果沒有它，民主的政治生活總是會流於無序和放任。最後，與英美聯邦或蘇聯有著本質差異的拉丁帝國的組織，也可以為關於民主的政治思想提出一些新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又可以讓這種思想最終克服自身傳統的、僅僅適合於民族性的架構因而已經變得過時的意識形態。或許，正是通過確定一個帝國內部（說到底是人類自身）不同民族之間的關係，民主才可以對當今世界提出一些新的東西。

當然，儘管——或者也可以說是正因為——在帝國各民族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親緣關係」，儘管帝國的生活因此而有一種「家族性的」性格，但是在統一起來的諸民族之間，還是必然會有一個民族比其他民族「資格要老些」，同時在同伴當中也會居於首位。在斯拉夫 - 蘇維埃帝國當中扮演這一角色的是俄羅斯人，而在事實上存在的英美聯盟裡面，即便這個聯盟在名義上也包含了德意志的因素，但處於領導地位的也將會是美國。對於將來會存在的拉丁帝國來說，不消說法國將會占據其中的首要地位。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原因，都會將她引至那樣的位置，也迫使她不得不占據那樣的位置。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對於西班牙來說，只有人口因素一條可以確保它對於法國的首要地位。而在義大利方面——也就是說，人口因素在這裡對法國來說是不利的——則是法國的工業（就象薩爾區、比利時和德國的工業區主要分布在煤礦附近一樣，法國的工業區主要分布在鐵礦和鋁土礦的附近）通過維持法國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特殊影響力，而恢復了雙方力量對比上的平衡。

2

如果說拉丁諸民族之間在精神方面不可否認的親緣關係使得帝國的產生得以可能的話，那麼，僅僅依靠這種聯繫顯然還是不足以保證帝國能夠成為一種現實。為了能夠與那兩個已經建立起來的帝國性構造相抗衡，對於法國來說，靠不時提及她「拉丁姊妹」的存在是不夠的；對於拉丁民族來說，僅僅在她們之間簽訂多少帶有一點巴爾幹「協定」（Balkan 「Pacts」）[16]意味的東西是不夠的，按照「協約」[17]的樣式建立聯盟也是不夠的，無論這個協約是小[18]還是大。人們必須要造就一個在統一性、現實性和有效性方面絲毫不遜色於大英國協[19]或者蘇聯的、現實而有效的政治統一體。

如果說在統一性和有效性方面拉丁帝國必須要達到另外那兩個帝國的水準的話，那麼，這並不意味著拉丁帝國也必須要亦步亦趨地模仿其中一個帝國的政治結構。相反地，所有的事態都使得人們相信，拉丁民族必須要找到並且也能夠找到一種前無古人的帝國概念。因為，她們必須要統一的各個民族都充滿了長期而獨立的歷史。並且，拉丁帝國更加沒有必要照搬那兩個與之對立的帝國的社會和經濟組織形式。因為，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對於英美集團來說迫在眉睫的、巨型卡特爾的那種毫無規制的「自由主義」和數量眾多的失業人口，以及蘇聯的那種將所有一切都拉平的、有時甚至是「野蠻的」「國家主義」（statism），已經將理性化的經濟與社會組織的所有可能性都窮盡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蘇維埃式的」的帝國構造顯然與「共產主義」是毫無關係的，並且還可以很容易地與共產主義分開。

最根本的問題是，拉丁聯盟必須要真正成為一個帝國，也就是說，必須要成為一個現實的政治實體。但是，正如人們常說的那樣，它只有在形成一個現實的經濟統一體的條件下，才能成為一個帝國。

看起來沒有疑問的問題是，只有在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通過將她們殖民領地的資源聚集在一起而開始有所行動的條件下，拉丁諸民族才能產生出這樣一個統一體。換句話說，在殖民領地當中並且也是為了殖民領地進行工作的可能性，對於這三個國家的所有國民來說，都必須是一視同仁的（除此之外，法國還必須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將北非的義大利殖民地從聯軍手中接收過來歸還給義大利，這實際上也是歸還給拉丁帝國）。在殖民地的開發方面，必須要通過帝國本身來確立一套統一的計劃，並且要通過帝國本身來提供所有實現這一計劃的手段。並且，對於那些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得來的利益，也必須要由作為一個整體的帝國來享有。總而言之，作為拉丁帝國的現實基礎和統一原則的，只能是這種以非洲領地為基礎的、由一系列集團所構成的經濟統一。

甚至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只有在這樣一個統一後的拉丁 - 非洲世界裡面，穆斯林問題（可能還有一般意義上的「殖民地」問題）有朝一日才能得到解決。因為自從十字軍東征以來，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教和拉丁世界的天主教就已經在若干綜合性的觀點問題上，通過彼此的對立而統一了起來（比如，阿拉伯思想對於經院哲學的影響，還有伊斯蘭教藝術對於拉丁諸國的滲透，等等）。人們沒有理由確信說，在一個真正的帝國裡面，對立雙方的這樣一種綜合就不會被釋放為帝國內部的、如果僅僅從純粹民族利益的角度來看的確是沒有辦法加以緩和的矛盾。但是，如果拉丁世界[20]與伊斯蘭世界之間可以有一個協定存在的話，那麼，在地中海流域即便出現另外的帝國，其地位也會變得非常不穩固。

但是，殖民地的經濟聯盟必須通過一種宗主國的經濟聯盟加以完善。私人性的或者國家性的合同，必須要將由帝國內部各國所生產的礦產和農業資源全部置於帝國的支配之下。這些合同還必須要在當事人之間，在政治或者軍事安全所要求的任務與帝國整體的經濟與社會需求之間，保證一種合理的布局。最後，一種在必要情況下由共同關稅政策加以支撐的、經過協調的國外貿易原則，必須要確保帝國在出口的方面能夠應對全球市場，在進口的方面能夠在必要時對抗任何一個掌握著購買方面的壟斷地位的卡特爾。

不消說，從經濟的觀點來看，負擔未來帝國所有費用的國家應該是法國，而義大利和西班牙只要坐享其成就可以了。這兩個國家必須要把它們的勞動力置於帝國的支配之下（從而也是置於法國支配之下），從而參與帝國的經濟，至於西班牙的礦產資源就更加不要說了。但人們絕對不可以忘記，工作是國家財富最本真的形式，而這種工作指的是勞動力，從而也包括了一般意義上的人口。

任何人都會同意，法國目前的人口是不足以將法國的經濟維持在——或者說提升至——一個巨大的現代性力量所需要的經濟水準之上的。但是，指望法國的人口會有大規模的增長也是不切實際的。明智而有效的人口政策對於法國來說生死攸關。但是，這樣一種政策充其量只會將真正屬於法國的人口維持在目前的水準。至於說到外來的移民，法國已然看到東歐日益消減的勞動力資源正在蒸發出去，因此無論如何，它都必須要把目光轉向自己拉丁系的鄰居。但是至為明顯的是，在勞動力的問題上，只要法國還維持其純而又純的民族性，這個問題就會非常棘手。類似地，孤立的、排他性的民族主義（並且，這種民族主義從政治上來說不可行的，從實踐上來說也已經不存在）對於另外兩個拉丁國家來說也是沒有任何好處的，即便造成它們這種狀況的原因跟法國方面正好相反。因為，對於義大利和法國的經濟來說，如果它們局限於本民族的資源，那它們顯然就沒有辦法為各自的人口提供對於一個現代歐洲人來說能夠接受的生活水平，也沒有辦法吸收迄今為止每年都很可觀的人口增長。

與此適成對照的是，一個由一億一千萬或者一億兩千萬公民（這些人就其心智和外在表現來說，都是真正的公民）所組成的拉丁帝國，無疑卻可以產生並且支撐一種巨型的經濟，相對於英美和斯拉夫 - 蘇維埃的經濟來說，這種經濟的規模當然要小一些，但至少可以與之相抗衡。就其自身來說，這種經濟可以讓整個帝國的生活水準，也就是說，首先是讓西班牙和義大利南部的生活水準，在將來有所提高。通過改善這些地區的物質條件，在即將到來的幾十年裡面，我們一定可以看到一種人口的大幅度增長。並且，這樣一種內部市場的持續（從原則上來說也是無限的）擴展，再伴之以就業人口的不斷增長，可以使帝國經濟在發展的同時，避免英美經濟那種由於內部市場差不多已經飽和而無法避免的周期性危機，也可以避免蘇維埃經濟那種嚴酷的、強制的穩定性。

因此人們可以預期，法國在非常短的時期內就可以從它為拉丁帝國的利益所作出的那些所謂「犧牲」當中獲益。因為，在被納入帝國的統一體之後，法國的本土和殖民地會得到聯合的開發，而比較嚴格的「民族性的」開發——指導這種開發原則的經濟原則是「自私自利的」，但就現實來說，只不過是過時的——來說，這無疑會給法國帶來更加巨大的回報。

3

經濟上的聯合是拉丁帝國實現統一的必要條件。但這卻不是拉丁帝國的存在理由。拉丁世界聯合最終的也是真正的目標，從根本上來說是政治性的，因此，產生並且鼓舞這個帝國的乃是一種具有特殊政治意味的意識形態。

而最根本的政治範疇乃是獨立或者自主。一般人們都認為政治性的意志乃是一種對於權力或者「偉大」的意志。這當然是沒有疑問的。但是，更準確也更精確的說法卻是，一切真正的政治意志首先是一種自主的意志（an autonomous will），也是一種對於自主性的意志（a willtoautonomy）。因為，「權力」只不過是一種實現自主的媒介，而「偉大」則不過是實現了自主之後的一個結果。在被看作是一種政治性實體之後，國家所做的事情不外乎是產生一種對於自主的意志；通過這種意志[國家]產生了自身也維持了自身，因為通過這種意志[國家]將那些在另外的情況下莫衷一是的個別意志整合起來並且加以轄制，其手段則是從這些意志當中產生一種「共同意志」，而這種共同意志也不外乎是它自己的、通過這種手段被明白地表達出來並且變得有效的對於自主的意志。相反地，如果一個國家不再受一種對於自主的絕對意志的驅遣，那麼，它就將自己降至一種單純的行政管理的水平，充其量只能服務於它沒有能力加以調和的私人利益。

因此，產生一個能夠作為政治性實體而存在的拉丁帝國，也就是要產生並且維持一種拉丁式的「共同意志」，這種意志就其自身來說是自主的，並且也渴望著最大限度的、與當時的一般政治狀況相稱的自主性。換句話說，這個帝國的行動歸根結底必須要從帝國內部各民族對於聯合的意志出發，必須要維持最大限度的獨立性，而相對於外國的意志或者行為來說必須要維持其合理性。這一點從實踐角度來說則意味著，拉丁帝國就其內部結構和行為以及對外關係所做的一切決定，絕不可以被看作是僅僅為了迎合另外兩個已經存在的敵對帝國的意願和行為。

如果上述三個拉丁國家每一個都願意從一種對於拉丁自主性的意志——這種意志是由理性引導的，因而是「現實的」，甚至是實在的——出發，在她們集體性的行為當中，也就是說在她們國家性的或者政治性的行為當中尋覓各自的動力源泉的話，那麼，將她們的三重行動整合起來的那種統一性，就會自動的從這種意志當中產生出來。但是，如果說對外政治行為的這種統一性乃是對於自主的意志的一個直接後果的話，那麼，對於一種自主意志的實在現實性（theeffective reality of an autonomous will）來說，對外政治行為的統一性也是一個必要的前提。因此，拉丁帝國只有在建立了一種單一的、對外政策的指導原則的條件下，才能存在，這個指導原則無論是在一般取向的領域還是在實際操作的領域，都必須得到所有當事人的接受。

與所有一般意義上的意志一樣，對於自主性的政治意志，只有通過應對阻礙並且克服阻礙的辦法，才能得到滿足。因此，它必須要針對這種阻礙將自己武裝起來，而這也正是為什麼除了其他一些事情之外，它必須要通過一種軍隊——陸軍、海軍和空軍——的形式將自身展示出來的原因。這倒不是說對於自主性的意志必須要表現為「軍國主義者（militarist）」或者「戰爭販子（war - mongering）」，也不是說帝國性的意志無一例外地都是「帝國主義性的（imperialist）」。正好相反，「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從根本上來說乃是一種不成熟的對於自主的意志的產物，它們也沒有辦法使用真正有力的破壞性手段（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軍國主義」是危險的產物，並且首先是戰敗的產物，而這也就等於說，它也是一種虛弱的產物，不管這種虛弱僅僅是處於可能的狀態還是已經成為現實）。這類現象首先是民族性政治存在的特徵，因為對於驅遣民族國家的自主意志來說，民族作為一種基礎總是脆弱的。因此，帝國性的基礎可以通過提供更多的效力和安全，從而使這種意志在根本上成為一種「和平的（peaceful）」意志，如果說不是成為一種「和平主義的（pacifist）」意志的話。因為，如果說戰爭是用來捍衛一種受到威脅的從而顯得岌岌可危的自主性的話，那麼，帝國卻只要使用和平的手段就可以讓自主性變得強大，堅實，巋然不動。但是，只要將來的世界還存在多個帝國，那麼每個帝國都會殘留一種「民族性的」——不是「民族主義的」——弱點，並因此而殘留一些「帝國主義的」、好鬥的敏感性。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拉丁帝國也需要一支軍隊。這支軍隊必須要足夠強大，可以確保它在和平時期的的自主性，也確保它在自主狀態下的、而不是倚靠兩個敵對帝國中的一個來維持的和平。當然，這支帝國軍隊必須要集中統一，必須在所有的方面都要由作為一個整體的帝國來供給。另外需要說明的，在現代的情況下，只有一個帝國才可以負擔一支軍隊的有效運轉，而對於任何一個孤立的民族國家來說，這樣一種負擔足以摧垮它的經濟。並且，帝國的軍事潛力可以容許至少在某些確定的時期以內對能夠使用的軍備——這些軍備總是過於昂貴並且也非常容易被淘汰——加以嚴格的限制。但是非常清楚的是，法國仍然需要在帝國的軍事力量方面扮演首要的角色。法國歷史悠久的軍事優勢和老到的經驗，在這種情況下或許比在其他任何場合，都使它能夠毫不畏懼地面對西班牙人和義大利人的合作性的競爭。而通過賦予拉丁軍隊一種獨特的法國性格，法國也可以一舉兩得地在由這支軍隊所保護的帝國內部，正大光明地確立自身的全面優勢地位。

由法國所指揮的這支帝國軍隊有一個最終的目的，那就是，通過在內部和外部確保拉丁帝國的現實統一，從而使得對於拉丁世界自主性的「普遍意志」成為一種實在的東西。但是為了能夠做到這一點，它必須要仰仗這種統一。而帝國統一的關鍵又是由它們的共同開發來確保的殖民地領地的統一。因此，堅持這種統一，堅持殖民地區域的整合，便成了拉丁帝國外交和軍事政策的首要任務。這就意味著，僅僅共同開發這個區域還是不夠的。它還必須要保證這個區域作為一個整體是彼此相聯的，是隨時都可以進入的。帝國宗主國（metropole）與其殖民地之間的直接通道必須在任何時間都得到保障，尤其是在發生戰爭的情況下。但是眾所周知，大洋相對於拉丁帝國來說是不成比例的（更加不要說法國一國了，因為它甚至連地中海的暢通都沒有辦法保證）。人們當然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法國必須要放棄它在海洋上的領地，如印度支那，馬達加斯加還有其他的島嶼，等等。但是，試圖建立一支艦隊，希望由此能夠控制通往這些地區的航線的做法卻是徒勞的，也是危險的。而為了避免如此行事，有必要從一開始就設計並且指導經濟的發展和帝國的（外交和軍事）政策，方法則是牢記這樣一個事實，即，這些遙遠的領地有朝一日是要從宗主國當中暫時地甚至是永久地分離出去的。

而從另一方面來說，拉丁帝國的根本利益所在，乃是確保非洲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真正暢通。這樣做的意思是，拉丁帝國在將大洋讓給另外兩個帝國來爭奪的同時，必須要保持自己在地中海的排他性地位。而由這片海域所提出的戰略問題，就拉丁帝國的軍事實力來說，無疑是可以應付的，因為帝國占領著比塞大、[21]西西里和直布羅陀地區的腹地與其他海岸，因此它可以用一個小規模的海軍和空軍艦隊保證地中海的暢通。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單一地中海的理念——即「我們的海洋」的理念[22]——能夠並且也應當成為統一起來的拉丁民族對外政策的首要具體目標，雖然說不上是唯一的目標。不消說，這個口號過去曾經被法西斯寫在自己的旗幟上，但這完全是掩耳盜鈴。這些旗幟的荒誕不在於理念本身，而僅僅在於他們竟然滑天下之大稽，自稱能夠通過一個孤立的、排他的民族來實現這個口號，不寧唯是，即便這個民族被稱作是法蘭西，事情也不會有任何的轉機。但是，拉丁民族無疑卻可以將自身所有的影響力投入到這個古舊的羅馬俗語中去——當然，前提必須是它要把這個俗語作為所有政策的指導理念，並且要將自己所有的能量都投入進去。

當然這並不是說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進入地中海。這裡必須要強調的只是一種進入地中海的實際可能性。也就是說，這裡所涉及到的問題是，帝國有權利也有辦法向那些想在這片海域自由游弋的人要求補償，或者是禁止另外某些人進入，因為無論是通行還是禁止通行，都只有在得到帝國同意的情況下才能實行，並且也只能按照只有帝國才有權決定的方式進行。

一般說來，拉丁帝國沒有興趣去進攻或者削弱別人。它甚至也沒有興趣參加未來的戰爭。正相反，它的最終目的只是為了保證各個當事人的和平，從而保證整個西歐的和平。儘管因為力量薄弱導致它沒有能力去進攻別人，但是對於確立自己的中立地位，從而保證地中海的周邊和整個西方——指拉丁帝國的西部，也包括拉丁帝國的其他地區——免遭滅頂之災這點來說，這個力量還是足夠的。因此，如果說法國造就拉丁帝國是為了在將來可以延續它在目前作為純粹民族國家再也沒有力量加以支撐的獨立性和偉大地位的話，那麼，她在這樣做的時候，她的角色乃是一個在歐洲具有領導地位的力量，她是在為了保護主要是由她所造就的那種文明而負責。由此人們也可以說，拉丁帝國政策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維護歐洲西部的和平。

當然，拉丁帝國在政治上的能力絕對不可以估計過高。它永遠都不會強大到確保自身絕對獨立地位的程度。因為它永遠都不會有足夠的力量在另外敵對的帝國之間保持中立，也沒有辦法在必要的情況下阻止它們的武裝對抗。因此我們可以說，將來有一天，拉丁民族將不得不調整自己的政策，使之與另外兩個對手中的一個保持一致，從而在政治上反對另外一個。

但是，即便在這樣一個假想的條件之下，法國仍然可以從拉丁帝國的產生當中獲得利益。因為，如果法國將自己置於一個帝國的領導地位，那麼，比較她作為一個孤立的民族國家被某個外來的帝國性構造籠絡過去，她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影響力將會完全不同。正如英國通過追隨美國正在努力尋求用「民族性的」衛星國（她也傾向於將法國作為自己的衛星國）將自己包裹起來一樣，法國也絕對不可以在一種孤立無援的狀況之下接受那種與一個真正強大的勢力締結「協定」所帶來的、危機四伏的利益。並且，因為英國一定會願意在原本法國可以籠絡同伴的地方發展自己的「附庸國」，所以，這樣做就更加有必要了。

尤其是（這種情況當然是最後被討論的，但卻不是最不重要的[23]），如果英美帝國方面由德國發起進攻的話，那麼，一個圍繞法國而形成的拉丁帝國，將使德國的陣地在戰略上沒有辦法進行防守。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誰會有興趣去重建德國的經濟和軍事潛力，因為這樣一種重建最後只能掉過頭來危及德國的西鄰。但是，如果法國保持孤立的話，那麼，即便她可以與英國結盟，但是，出於保護西方免受俄國的侵略這樣一種決定，人們最後還是會求助於（這種要求如果不是馬上來臨的話，在不久的將來也會來臨）一個或多或少已經統一起來的德意志世界的力量。但是，如果說與德國為敵的危險似乎可以永久避免的話，那麼，一個與其他國家「結盟的」德國在經濟方面所呈現出來的那種危險，因為是在一個發源於英美帝國的「西方集團」之內表現出來的，所以絕非一種錯覺，而是一種對於法國來說即便是在政治的層面上也具有十足致命性的危險。只有拉丁帝國才可以隨時抵抗那種德國式的、不會受到任何來自英美帝國之約束的歐陸霸權——這既是因為拉丁帝國可以使用「說服的手段」，也是因為拉丁帝國本身有能力保障歐洲的軍力，也有能力保障歐洲的穩定，而這種穩定和軍力，如果拉丁帝國不存在的話，人們也許會願意到萊茵河的另外一側去尋覓。

Ⅳ.實現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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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要進行對外活動的時候，拉丁帝國如果要確立自身的地位，必須一方面克服外在的障礙，另方面尋求支持。

很清楚，從最初的階段開始，拉丁帝國就必須要與來自英國方面的、蓄謀已久的阻礙——並且人們必須要承認，這種阻礙也是有效的——發生碰撞。不管怎麼說，到目前為止，人們抱著將拉丁民族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的願望所做的一切努力——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努力還是非常不夠的——，都已經在英國方面激起了仇恨性的並且或多或少是暴力性的反對。事實上，在英國人看來，拉丁世界的聯合只有一個能夠接受的理由，那就是，一個足夠強大的拉丁帝國的存在可以使得重新武裝德國的必要性不復存在，從而使得重建德國經濟繁榮的必要性不復存在，因為德國經濟的繁榮總是會對英國經濟造成威脅。考慮到在倫敦方面一個強大而繁榮的德國總會被看作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因此這個理由無疑也有某些可取之處。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英國人眼裡，拉丁帝國將會帶來的不便，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將德國的政治和軍事競爭力徹底消滅所帶來的好處。最多人們可以說，一直都在討論諸如民主（指民族自決的權利，以及試圖建立一種民主的國際組織的努力）與和平（指在俄國和英美之間進行協調的中立活動）之類題目的英國自由主義者的宣傳，首先是工黨媒體的巧妙宣傳，會在某種程度上限制英國反對派的破壞力。另外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對構建拉丁帝國（這個帝國當然可以被稱為「聯合」、「協議」或者「協定」）的努力進行直接而公開的干預，將很難用具有說服力的和有價值的理由加以正當化，並且，這種干預不但從全球性的觀點來看很難被正當化，即便是在英國的公共輿論看來，也很難被正當化。因為，目前英國人從同情「西方集團」的立場出發所列舉的那些理由，同樣也可以在必要的情況下加以變通，適用於拉丁帝國。但是，這類困難的重要性也絕不可以估計過高，因為英國官方這一面所列舉的理由從來都沒有遇到過詰難。

如果考慮到英國人在反對拉丁帝國的過程中會得到來自美國方面的無條件的支持，那麼，在政治和經濟上已經被削弱的法國，在不辭辛勞地造就這個帝國的過程中，其處境無疑將會變得無比微妙。但人們或許也可以假設，美國人和英國人在「拉丁問題」上的看法未必會完全一致。一方面，美國人一定會注意到，拉丁帝國的組成和存在不會對它構成任何現實的威脅——軍事方面不會，政治方面也不會，甚至在經濟方面也不會。因為，從根本上來說，所有的事情最後都會歸結到這樣一個問題上來，也就是說，整個西歐是必須要進入到英國人的經濟勢力範圍從而也進入其政治勢力範圍之內呢，還是說英國人的勢力範圍必須要通過一個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獨立的拉丁帝國加以制約。看起來，美國人似乎更加願意英國在英美集團中的影響力相對於自己有所降低。並且，由拉丁帝國控制地中海，美國人應該也不會太難堪，因為這也會對英國人在相反的狀況下或許會取得的、對於中東石油所有具有的那種絕對而排他的軍事控制，造成某種衝擊。另一方面，從根本上來說，拉丁帝國既不想在經濟領域跟美國競爭，也沒有能力跟美國競爭，相反地，它倒是可以通過一種優惠的商業協定來靠攏美國，而辦法一是建立通往美國的國際貿易的流通渠道，二是在某種程度上將美國的注意力從許多對於「英鎊集團（sterling bloc）」的未來可能還是頗有誘惑力的海岸當中轉移開來。但是非常明顯的問題是，對於美國來說，由三個聯合起來的拉丁國家的一億兩千萬居民所呈現出來的這個市場，相對於同樣還是這些國家通過維持其孤立狀態所構建起來的那個市場——並且這個市場接下來要或多或少地服從於英國經濟的完全控制——來說，其影響力要大得多。最後，人們絕對不可以忘記，美國的公共輿論自始至終都主張要撤銷歐洲內部的經濟壁壘。因此，拉丁帝國的倡導者們就可以很容易地在美國人的支持者當中，通過著重強調拉丁帝國的自由貿易方面——至少是拉丁民族內部的自由貿易方面，來進行實際的宣傳工作。一般來說，如果法國和拉丁帝國註定要在經濟上將自己歸屬於一個比自己強大得多的組織，那麼，很明顯，被選定的組織肯定應該是最富有從而支出也最少的那個。而毫無疑問，從經濟的角度來說，美國遠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強大。因此，即便是從純粹法國的觀點來看，一個拉丁式的、以美國為目的的經濟取向，也要比與英國經濟的聯合更加可取，而後一種情況對於一個孤立的法國來說，幾乎可以說是一種無法逃避的命運。

至於蘇聯方面，拉丁帝國可以期望得到一種比人們從美國方面所預期的更加有利的姿態。當然，蘇聯政府的一貫表現是對於所有國與國之間的「集團」都充滿敵意——無論這個集團是小型的，中型的，還是大型的。對於這類「集團」的敵對態度在過去甚至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調，並且現在也還是。但是，人們仍然有可能讓莫斯科明白這樣一點，即，如果保持分裂——更加不要說保持「民族主義」的局面了——，那麼，整個歐洲在政治上遲早都要被英國人控制，從而無論如何都會在將來的對蘇戰爭中占據主動，但是，如果拉丁帝國可以在這場衝突當中保持中立的話，它卻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保護蘇聯的西線。拉丁帝國當然沒有能力使已經相當空虛的蘇聯戰場起死回生，從而對戰爭的結局施加決定性的影響。但是有一點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那就是，正是因為這種中立，勝利，不管是什麼樣的勝利，可以用比較低的代價來獲得。一言以蔽之，一個帝國性的拉丁聯盟的形成，不會使蘇聯有任何方面的損失，還可能使它有所得。如果有了這些條件，再通過長期耐心的外交努力，人們可以期望蘇聯不但會保持善意的中立，甚至還會給處於草創階段的拉丁帝國提供有效的經濟和政治援助——當然這一切的首要條件是拉丁帝國遭遇到了英美兩國的聯合反對。因此，即便是遇到了這種極為不利的情況，如果蘇聯方面表示願意給拉丁帝國提供必要的原材料和工業設備的話，拉丁民族還是可以不必放棄她們創建一個帝國的努力。總之不管怎樣，最近一段時期的經驗表明，只有當地中海出現問題的時候，一種在法俄之間進行政治合作的曖昧願望才會在雙方同時表現出來。

無論如何，當德國出現問題的時候，這種合作是沒有辦法建立起來的。至於說到德國問題，與其說與政治秩序有關，毋寧說與經濟秩序有關，對此我們將在本章關於經濟問題的部分（第3節），結合煤炭問題加以討論。

因此，除了法國與兩個預想中的拉丁夥伴之間的關係問題之外，人們再也沒有什麼好擔心的了。

關於西班牙，問題非常清楚，一方面，佛朗哥曖昧的（也是遭人唾棄）拉丁熱情是註定要失敗的，另方面，如果領袖（el Caudillo）[1]和他的政府不被推翻，拉丁帝國是沒有辦法建立起來的。因為今後的局面已經非常清楚，那就是，這個「民族主義」政治家的目的，乃是通過將西班牙變成英國的「自治領」，來延續他的權力，或者至少是延續他所代表的那個社會政權。因此，必須要用一個親法的（Francophile）政權來取代佛朗哥，也就是說，這個政權必須要支持在法國的庇護之下所建立的拉丁帝國。而如果不再考慮那些已經喪失掉的機會，那麼，即便時至今日人們也可以說，拉丁帝國成立的時機不能認為已經完全沒有了。一方面，佛朗哥式的拉丁理念（Franco - Latinidea）在某些反對長槍黨（Phalanx）的階級當中將會很受歡迎。[2]另一方面，美國對於佛朗哥的支持是非常有節制的，而蘇聯則是竭盡所能地想推翻他。英國當然是支持佛朗哥的；但是，從全世界甚至是英國人自己的觀念來說，英國的立場都是很難說得過去的，而從工黨執政以後，情形就更其是如此。如此說來，一場聯合性的反佛朗哥運動並不是不可能的，而法國則可以從現在開始就從中爭取主動，她可以就這個問題與蘇聯和美國達成諒解，並且將拉丁美洲的國家團結在自己周圍，也可以將義大利團結在自己的周圍。要反對佛朗哥，僅僅靠法國一國之力，僅僅靠著那個否定性的「反法西斯」的題目，是不夠的。至於說到其他的拉丁民族（或許還有俄羅斯），為了要反對長槍黨治下的西班牙，人們必須要訴諸於拉丁聯合的理念，也就是說，必須要訴諸佛朗哥一直都在鼓吹的那同一個理念，而這個理念就目前來說跟英美兩國的利益，尤其是跟英國的利益是相背離的。[3]但是，如果推翻佛朗哥會使得西班牙進入一種潛在的無政府狀態，那麼，這樣做也沒有多少好處。因為，試圖帶著一個既會將別人搞亂並且自己也身處混亂的西班牙來建立一個穩固的帝國，是不切實際的，就如同，讓法國的在政治和經濟上處於統治地位的階級與過於「赤化的」西班牙共和國達成諒解在心理上很難接受一樣。有必要在西班牙內部和西班牙的[4]海外移民裡面，尋找一種更具自制力同時更少「革命性」的基礎，並且，當目前的西班牙統治階級背叛佛朗哥的時候，他們也可以接受這個基礎。但是看起來，如果不事先與西班牙教會從而也跟梵蒂岡達成一致，這樣一種基礎是沒有辦法建立起來的。這當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但是人們也不能先驗地斷定，拉丁帝國的理念永遠也不會吸引羅馬教廷當中的政治人士（當然，條件是羅馬帝國必須要願意保證羅馬教廷的財源）。（參見第4節。）

義大利跟西班牙一樣，對於法國和拉丁帝國來說真正有利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過去的事情了。因為在過去的這幾個月裡面，由於法國對義大利政策的嚴重失誤，英國在義大利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已經有了引人注目的發展。但是，在阿爾卑斯山的另外一側，在法國的領導之下建立一個拉丁帝國的理念一直都非常廣泛，並且直到今天都是一種非常堅實的政治理念，受到那些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非常有實力的階級的支持。就總體來說，義大利對於英國的態度是搖擺不定的，它甚至一直都在——徒勞地——等待來自法國方面的提議，一直都在等待有人可以提出一些跟經濟協定、跟政治聯盟，甚至跟與這兩個拉丁國家的聯合有關的提議。但是，如果不事先跟梵蒂岡達成協定，一種深遠而長久的協定同樣也是很難想像的。

葡萄牙也可以列入考慮的範圍。但是，這個國家在政治和經濟上受英國的影響已經太過久遠，因此沒有辦法在拉丁帝國成立之初就把它包括進來。但是毫無疑問，如果這樣一個帝國能夠形成，那麼，葡萄牙（即便是一個「薩拉查主義的」葡萄牙）最後遲早還是要加入進來的。[5]

最後一個更加不太有關係的方面跟拉丁美洲有關。將這些相隔遙遠的國家跟拉丁帝國聯繫起來，這在政治上當然是沒有疑問的。但是非常明顯的是，拉丁帝國在文化上可以對這些國家所產生的吸引力，要遠遠大於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單個國家所能夠產生的吸引力。而這樣一種得到提升的吸引力可以通過從拉丁歐洲（Latin Europe）額外進口貨物的方式表現出來。

2

但是，就拉丁帝國來說，關鍵的問題還不是在法國的外部，而是在法國內部。只有法國才可以發起這個帝國，但是法國也只有堅持拉丁帝國理念的前提下，才可以走出那個它正身陷其中的、政治（和經濟）上的死胡同。但是，毫無疑問，要將這個一般性的理念轉化為具體的「規劃」，並使之成為法國「現實主義」政策的目標和發動機，則是非常困難的。

這種困難首先是因為一種流行甚廣的反拉丁的偏見，而這種偏見說到底或許不過只是一種經過偽裝的「自卑情結（inferioritycomplex）」，並且有時還是一種「過度補償（overcompensated）」[6]的自卑情結，而從這種情結裡面，法國已經開始身受其害了。其次是因為在本世紀的過去幾十年裡面人們已經看到的那種經濟和政治上的「無為主義（Quietism）」，這種「無為主義」麻痹了所有嚴格意義上的行動慾望，也就是說，麻痹了所有否定既存現實從而煥發活力或者進行改革的行動。但是就拉丁帝國的情形來說，法國要做的事情卻不只是「改革」而已，因為，它曾經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並且也是世界上出現的第一個真正的「民族」，所以，人們必須要與所有的、在過去幾個世紀裡面已經成為一種引人矚目的民族傳統的、「民族主義」的傳統切斷聯繫。最後則是因為國內的政治狀況，因為這種狀況似乎已經阻斷了任何一個想把所有法國人的行動都集中到一個單一指導理念之下的路途。一方面，「左派」和「右派」的對立已經成為傳統，並且牢不可破，它已經從根本上將這個國家一分為二，其中一方所贊成的理念，另外一方的所有政黨都會加以反對（戴高樂將軍想讓自己高踞於這種對立之上，這種設想所導致的境況對他來說當然是「壯觀的」，但是這種境況的「獨一無二性」也是絕對的，是後無來者的）。另一方面，則是由於象抵抗運動和天主教這樣一些准政治性集團的存在，這些集團是更加「讓人不安」的，因為它們都分布廣泛並且也讓人捉摸不定，同時也由於象共產黨、激進黨和社會主義黨這樣一些組織精密、規模龐大的政黨的出現，這些政黨立場（比如象激進黨所表現出來的那樣）的特點是，越是意識形態色彩比較淡的，越是不會跟別人妥協——這些都使得圍繞一個政治理念產生一種「公意」變得非常困難。

但是，如果更加深入地觀察就可以發現，比較人們在戰前所看到的狀況而言，目前的狀況對於政治的復興倒似乎更加有利。人們甚至可以說，大規模政治運動在今天之所以變的如此困難，恰恰是因為它又成功的可能。無論如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出現這些困難還是「正常的」，因為目前的狀況也的確沒有辦法用「簡單的」手段來應付。

最重要的有利因素當然是戴高樂將軍的存在。拉丁帝國說到底不過是法國期望在政治上實現自主和「偉大」這樣一種意志展現。而不可否認的是，這樣一種意志，在目前這位法國政府首腦的每次講演和每個行動當中都有體現。但遺憾的是，至少到目前為止，這位首腦的政治意志還僅限於喚醒人們對於過去——這個過去是有魅力的，也是光榮的——的懷念，而不是要造就一種未來——這個未來或許還不確定，但從政治上來說卻是可行的。說到底，體現在戴高樂身上的這種高度政治化的意志，只是一種不合時宜的烏托邦，而這一點就足以很清楚地說明——但卻不能說這是合理的——，為什麼這個主觀性非常強烈的人物的意志沒有辦法轉化為一種客觀上有實際效力的「普遍意志」。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戴高樂可以「幡然醒悟」，可以接受拉丁帝國的理念，而這種醒悟只有通過一系列長時間的、從公眾謠言當中超脫出來的對話才可以做到。但是，目前還沒有什麼能夠表明這樣的對話是可行的，並且人們也沒有理由相信這種對話就一定會產生預期的結果。

因此，人們就有必要將戴高樂的命運，與通過服務於拉丁帝國從政治上復興法國的行動，分離開來。人們有必要在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裡面，尋找並且要找到一種更加廣泛或許也更加堅實的基礎：這種基礎可以允許戴高樂通過自己的個人來體現一種已經創建起來的政治「公意」，以此來確保他權力的穩定，或者也可以允許他重返權力。除此之外，這樣一種更加廣泛的基礎，即便是有一個已經轉向拉丁帝國理念的戴高樂從一開始就致力於帝國的實現，也是必要的。

但目前的法國並非專制君主政體。它包含著許多個歷史久遠的、有組織的政黨，並且，在法國，政治操作的現實基礎，必須要通過與它們進行合作而不是通過反對它們，才能夠建立起來。

首先是共產黨（the Communist Party）。這個政黨非常重要，因為它所使用的意識形態手段和物質手段，使得它可以從實際上破壞任何一項它認為自己有義務加以反對的政治事業。人們應該盡最大的努力，不要與之進行公開的對立。但是，人們應該得到的遠不止中立而已。因為拉丁帝國的創建，甚至單純的法蘭西「民族」的復興，都需要由工人階級付出巨大的、合作而持久的努力，而這種力量只有共產黨才有能力從工人階級那裡得到。但是，人們可以期望與這個政党進行一種積極的合作麼？

如果弄清事情的真相，廓清某些偏見，人們是可以做出肯定的答覆的。

實際上，至少就共產黨的政策乃是由莫斯科共同決定的這點來說，這個黨看起來象一個保守性的政黨，它的座右銘是維希政權的一套公式：「工作—家庭—祖國（Work—Family—Fatherland）」。實際上，這個政黨之所以說是「保守的」，是因為它想維持法國的政治自主地位（就象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共產黨一樣），並且，為了保護這種地位，它會不惜一切代價地對抗英美世界的影響，哪怕是無限期地維持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現狀，也在所不惜。

因此，共產黨如有神助地填補了法國政治生活當中的一個空白，而這又會嚴重危及國家的穩定，也會大大限制國家採取強有力行動的機會：這個空白是，在法國，長期以來都沒有一個一般被稱為「保守黨」的——但不是「倒退的」——政黨存在，因此也就沒有這樣一個政黨，這個黨一方面對作為國家而存在的國家賦予極高的價值，另方面又主張，國家要想在政治上生存，只有通過毫無保留的變革才能做到，這種變革經常是激進的，快速的。法國共產黨儘管因為周圍環境的力量而具有「保守性」，但就其意圖來說卻一點都不是「倒退的」：事實正好相反，它對所有旨在將法國加以「現代化」的提議都持一種開放的態度。而如果說它有什麼缺陷的話——但是這個缺陷是非常嚴重的——那麼這個缺陷就是，那種賦予它活力的「愛國主義」……甚至連蘇聯式的愛國主義都不是，而是一種公開的俄羅斯 - 斯拉夫式的愛國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拉丁帝國的事業還沒有得到蘇聯政府的首肯，共產黨就絕不會在這個問題上持合作的態度。但是，一旦共產黨得到了這種首肯，那麼，這個法國政黨的絕大多數黨員都會非常樂意地將他們俄羅斯式的「愛國主義」替換成一種拉丁式的愛國主義。總體來說，共產黨裡面有一些最好的後備因素，這些因素存在於這樣一群人當中，這些人希望突破那些就其總體而言過於狹隘的、給現代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施加了民族界限的框架。並且也沒有證據表明，共產黨在得到了明確的關於拉丁「帝國」的首肯之後，在構建帝國的過程中，共產主義的普世主義不會被拿來起一點推動的作用。

儘管如此，人們還是要承認，共產黨是一種非常特別的「保守」政黨，並且，人們也很難使共產黨在法國扮演象比如說邱吉爾領導下的保守黨在英國所扮演的那一類角色。因為一方面，除了某些領導人以外，法國共產黨可能還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並且更加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一個「保守的」政黨，更不要說讓他們知道或者承認自己是一個「右翼」政黨了。另一方面，戴高樂，尤其還有那些目前在政治和經濟上處於統治地位的階級，很顯然都對如果想統治下去，絕不可能沒有共產黨的支持這樣一個理念感到「左右為難」。但是，如果沒有了戴高樂這個人和他的權威，共產黨可能就不會扮演保守的角色，同時也不會扮演人們所期望的那種建設性的角色。並且，如果不跟法國真正有控制力的那些階層達成協議（這種協議可以是默契的，只要是現實的就可以），它的活動一定不會有什麼結果。

因此，為了可以在法國產生一種有價值的政治結構，必須在多少是由共產黨所控制的那些人，和戴高樂所代表的政治意志，以及由政治、技術和文化精英所掌握的現實權力之間，建立一種聯繫。

非常幸運的是，這種聯繫在目前階段，在被人們稱為抵抗運動（the Resistance）的那種東西裡面，可以說已經潛在地存在了；當然，從政治上來說，這種運動還是非常模糊的，但卻是有活力的，也是持久的。一方面，抵抗運動包括了這個國家最具活力的因素，它有某些進行深入改革的傾向，並且它與共產主義者也已經有過不是太糟糕的政治合作經驗。另一方面，推動這個運動的是一種純正的法蘭西愛國主義，它跟戴高樂和某些法國的統治階級都已經有過個人的和直接的聯繫。因為這個運動創立的目的是為了進行抵抗，因為它是來自於一種單純的否定，所以它至今仍然沒有一個確定的指導理念，因此也就缺乏統一性，更加沒有什麼真正的政治現實性。就總體來說，抵抗運動就其本身而言是沒有辦法成為發動機的，甚至連傳送帶或者離合器都不是。

為了能夠在抵抗運動之外產生上述那種有效的聯繫，人們必須要做一個選擇。而如果考慮到這個運動因為環境的影響而壟斷了許多被稱為是「左派知識分子（leftistintellectuals）」的人的話，這個選擇就更加必要了，因為這些人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一些虛無主義者，對於他們來說，不一致性（nonconformity）非但不是一種產生於某種具體建設性意志的、儘管有時必需但卻總是會有缺憾的後果，反倒具有一種絕對性的價值。這些從根本上來說是反國家（anti - statist）的要素必須要把它限制在文學的領域，因為這是唯一適合於它們的領域，並且，它們之所以可以從這個領域當中逃逸出來，僅僅是由於意外。但是，這個領域顯然不能成為任何人根據一時的興致來評判並且選擇他人的場所。前瞻性的選擇必須要通過政治性理念本身來做出，而政治性的理念是會拒絕所有那些認為它太過「一致」的人的。

曾經參加過抵抗運動這樣一個事實無疑是一個在所有情況下都應該加以考慮的正面指標。但是，就參與新的建設性的政治精英集團這個問題來說，這點卻不是一個充分條件。它甚至也不是一個必要條件。因為人們沒有任何理由斷言說一個過去的「維西政府的支持者（Vichyssois）」就必須要以某種方式被從政府機關裡面清除出去。當然，所有那些作為目光短淺、不可救藥的反動派或者是（可以說是）頑固不化的機會主義者而選擇維希的人，必須被清除出去。但是，對於真正信仰「民族革命」並且採取相應行動的人來說，這樣做卻是不公平的，也是危險的。因為，人們必須要允許少數非常傑出的人在某些時候行動和思想出錯，哪怕他們的錯誤是嚴重的；並且，國家要能夠做到隨時準備著重用一個能夠衝破極限完成任務的人，甚至是一個被誤解的人。而如果考慮到當前法國的危機不是一種智力和理解力方面的危機，而是一種意志和實際信仰方面的危機的話，就更加應該這樣做。一言以蔽之，如果人們所倡導的那種政治理念有能力清除那些多少有些「冥頑不靈」和「虛無主義」的人的話，那麼，它一定也可以把原先那些多少有點「民族主義」、「狂熱主義」的人跟熱愛精益求精的、富有建設性的勞動的人重新整合在一起。[7]

總而言之，所有那些被號召起來在同情共產主義的大眾、戴高樂將軍和目前的統治階層之間建立聯繫的精英們，可以來自任何一個社會和政治等級。而上述那種政治理念也必須要善於利用所有願意支持它的黨派。

但有一點是沒有疑問的，那就是，對於拉丁帝國的行動來說，有一些法國的政黨是沒有辦法成為一種穩固的政治基礎的。這就是激進社會主義黨（the Radical Socialist Party）。因為其社會構成的緣故，這個黨是一個消費性的政黨，而不是一個生產性的政黨，也就是說，這個政黨更願意在政府當中看到一種簡單的民事管理，而不是看到一個全能國家的代表。另外，與拉丁帝國的產生比較起來，讓法國靠攏英美集團對這個黨來說更加具有誘惑力，而這樣一種靠攏，如果不以長期艱苦的努力和嚴格的限制為代價，是沒有辦法保證法國在政治上的自主性的。當然，這並不是說從議會政治和政府管理的角度與激進社會党進行合作也是不可能的。

至於說到社會主義者，他們並沒有危險性。他們在共產黨和激進黨人之間所占據的位置，迫使他們必須要在原則上採取一種折衷的路線。並且，他們甚至還會永遠都有一種積極的作用，這種作用在於，他們既可以從左的方面緩和自己鄰居的奪權意志，又可以從右的方面激發自己鄰居的熱忱——即便這種熱忱只是口頭上的。從實踐的角度來說，社會主義黨無論是在議會政治的聯合行動當中，還是作為一個忠誠的「對立面」，都是有用的。

更加重要也更加棘手的問題跟天主教有關。因為這個問題與其說是一個與某個政黨的政治關係問題，毋寧說是一個與教會在意識形態方面達成諒解的問題，也毋寧說是一個與那些實際上信仰或者認為自己在信仰的人之間的道德協定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必須要單獨加以討論。

類似地，有一個舉足輕重的問題也需要單獨拿出來考慮（第3節），這個問題關係到政治理念之間的關係，也關係到秉持這種政治理念的精英與左右著國家經濟生活的那些社會等級之間的關係。從實踐角度來說，必須要把私人企業的領導者爭取到這個理念和秉持這種理念的社會精英這一邊來，而首先要做的便是要說服那些還沒有達到他們心目中的事業頂峰的人。

在所有一切都已經說完做完之後，如果還沒有在事先產生出一個特定的政治精英集團，那麼，拉丁帝國的創建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甚至連法國經濟和政治的重建都不會有什麼結果，因為這個集團可以把如下的這些人重新統一起來，這些人包括「富有建設性的」抵抗組織成員，對國家始終都忠貞不渝的政府官員，熱愛本職工作的技術人員，還有始終沉浸在自主、擴展和經濟力量之夢想中的「資本家」。因為，只有這樣一類精英才可能使自己超脫於左派和右派之間的「地方性」衝突之上，同時在這個過程當中，又不會象抽象的理論和抽象的夢想那樣，沉湎到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氛圍裡面。

3

即便人們的努力是源於一種實在的政治意志，即便這種努力已經被一群精英轉化為現實，並且也得到了全體國民的支持，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充分的經濟基礎，這種努力還是沒有辦法成功。

就拉丁帝國來說，這樣一個基礎無疑是存在的。當然，這並不是說這個帝國可以形成一個完全自給自足的統一體。並且我們還必須要指出，自給自足在這裡既不必要也不可取，因為帝國政策的最高目標是為了維持中立與和平，而不是為了準備戰爭。但是，這三個拉丁宗主國及其殖民地所蘊藏的資源是如此豐富，乃至於，如果可以得到合理開發的話，它們完全可以讓帝國在一個相對平等的立足點上使拉丁世界的市場與另外兩個已經存在的帝國性構造相抗衡。帝國只需通過一種正常的商品交換，就可以滿足自己所有的需求，而沒有必要接受那些以不可回收的「貸款」形式表現出來的捐助，因為，這種貸款需要讓債務人付出一種在經濟上依附於別人的代價，至於政治方面就更加不要提了。

但是，在這個設想裡面有一個問題沒有談到，那就是煤炭。實際上，拉丁帝國在固體可燃物方面是極端貧乏的。而更加棘手的問題是，對將來的人造化學工業來說是一種基礎原料的煤炭，拉丁帝國的數量可能是不夠的。

所有這些問題當然都是非常嚴峻的。但是，這能不能成為法國反對構建拉丁帝國的理由？

當然不能。原因非常簡單，那就是，如果法國保持孤立的話，它所能擁有的煤炭，比較它融入拉丁帝國的狀況來說，會一樣少，甚至可能會更少。實際上，只要這三個拉丁國家都是煤炭的重要進口國——這點看來是必然的——，那麼，很明顯，它們就只能通過組成一個購買集團來得到煤炭，而這尤其是因為拉丁帝國從實際上來說將會在這個領域享有壟斷權。很清楚，英國，尤其是德國，有朝一日必須要出口煤炭，要麼是以此降低失業所造成的影響，要麼是平衡國際的收支。但是，對它們來說，把煤炭賣給這三個拉丁國家以外的地區，將會是非常困難的。

但另外還有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或許可以讓法國甚至是拉丁帝國一勞永逸地解決煤炭問題。這就是德國的戰敗，和它一直以來給全世界尤其是給蘇聯所造成的那種的恐懼，以及這樣一個事實，即，法國雖然是戰勝國陣營里的一員，但如果德國軍國主義復興的話，它同時也會是受威脅最嚴重的國家。現在的問題只是，如何才能從這樣一個機會裡面得到儘可能多的好處，以及如何通過這樣一種手段，將一時的得益轉化為永久性的利益。

為了達到這樣一個目的，法國必須要把它對德國的要求集中在三個問題上。並且在這三點要求當中，其中一個是最重要的，乃至於，其他兩點如果想要付諸實施的話，必須要最大限度地保證第一點要求得到滿足。

這條最基本的要求可以歸結為如下幾點：德國除了本土出產的鐵礦石之外，禁止買賣鐵礦石（開採應該是可以允許的），除了鐵礦開採之外的所有鼓風爐、鋼鐵廠和軋鋼廠統統都要摧毀；德國所必需的（這點要有盟國來決定）所有額外的鋼材，一律都要由法國（或者是由拉丁帝國）以軋制鋼材的形式加以供給；德國每年可以得到一批最少量的、數目確定的這種鋼材（這種鋼材只有在以前所提供的鋼材已經被用盡的前提下，才可以被提供），但條件是，作為交換，它必須要提供一個確定數目的、可以煉焦的煤炭（所有焦炭的進口在德國都是禁止的，所以煉焦只能在法國或者拉丁帝國進行；另外，煤 - 鋼的交換比例要加以計算，以此來抵消，比如說在十年裡面，分配給法國的戰爭賠款數額）。

在這種措施裡面，人們可以看到一種巨大的優勢，因為它賦予法國從而也賦予拉丁帝國一種手段，讓它們可以無限期地要求德國遵守那些已經締結的協定。實際上，建設一個鼓風爐或者鋼鐵廠需要十八個月的時間，而它們在建設的時候，也必須要便於在經歷了很長時間的使用以後可以被炸毀。因此，只要德國不動用超過規定的重工業能力，人們就沒有必要懷疑它的忠誠。而一旦德國開始建設新的鼓風爐、鋼鐵廠和軋鋼廠（這點很容易就可以偵查得到），法國就可以把用於出口的鋼材變成戰時原料（這些材料沒有必要事先預備）。在第十八個月的月末，當德國剛剛開始生產重型武器所需要的鋼材的時候（即便假定德國會使用「核」武器，鋼材也是必不可少的），法國早就已經掌握了足夠粉碎來犯之敵的軍事裝備了。這就等於說，德國必須要無限期地遵守這個旨在使法國和拉丁帝國獲益的鋼 - 煤協定。

當然，要讓上述措施得以通過絕非易事，而來自英國方面的強烈反對也一定是意料中事。但是，美國對此或許不會太過反感，而來自蘇聯方面的積極支持也可以加以利用。除此之外，人們還可以訴諸全球的公意，甚至還可以訴諸某些英國的思潮，辦法就是在安全問題和反法西斯的問題上大做文章，也可以在反對卡特爾壟斷的問題上大做文章，因為從實際的角度來說，這樣一個規劃可以起到分散歐洲大陸的重工業的作用，從而使之在法國和魯爾之間平分秋色。並且，人們還可以大張旗鼓地說明這樣一個事實，也就是說，法國所提議的對重工業進行重新布局的計劃在經濟上是合理的，因為，把煤炭從魯爾輸入洛林，比把礦石從洛林調往魯爾，要合算一些。（另外，即便是在普通德國人的心目中，上述暫時性的人為交換，也要比要求德國用以貨代款或者現金的方式支付戰爭賠款，更加容易接受一些。）

如果鋼 - 煤方案的接受沒有把法國提要求的能力完全耗盡，那麼，它還必須要求將薩爾地區併入法國，前提是它可以將德國人驅逐出去。吞併薩爾可以進一步增加法國和拉丁帝國的煤炭存量。

最後的但也只是第三位的要求是，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德國應該被禁止大規模地生產硫酸，而是由法國提供給德國農業所需的過磷酸鹽，但德國必須用煤炭來交換（這種交換必須在時機和方案設計上有利於法國）。

總體來說，德國必須要作為拉丁帝國的煤礦而存在。因此，在保證了拉丁帝國對於原料煤炭的需求的前提下，沒有什麼會妨礙帝國與德國之間商業交換的發展。拉丁帝國在軍事上的優越地位有一個目標，並且也是唯一的目標，那就是，確保在這種交換裡面「煤炭」構成在質量和數量上的穩定性，除了這點以外，這種交換在商業上其實是正常的。並且非常明顯的一點是，即便法國要將德國的煤炭分一部分給義大利和西班牙，但是，它作為有著一億兩千萬人口的拉丁帝國的首領這一事實本身，還是可以能夠保證它所得到的那一份，從實際上來說要比它在保持孤立的情況下所得的那一份，要多得多。

當然，象這一類德國必須要承擔義務的國際協定絕不可能是「永久性的」，即便這種協定可以得到一種相當的軍事力量的保障。但是，在政治上，指望過於遙遠的將來是毫無用處的。並且，如果人們想對將來有所指望的話，應該很容易就會想到要盡最大可能地利用那種時漲時落的力量，這樣才可以大大地改觀法國和拉丁帝國的能源狀況。如果拉丁帝國在政治上運轉良好的話，那麼，將來他所能夠掌握的經濟方面的可能性想來就會非常地充分。但是，這些[8]可能性只有在實現以後才會有實際的價值。而這種實現要靠拉丁帝國的爭取和努力，並且首先是要靠註定會成為拉丁帝國軍火庫的法國的爭取和努力，因為拉丁世界的重工業都集中在法國國內（這點將會確保法國對整個拉丁帝國的政治控制）。

但是在法國，一段時期以來人們都可以看到一種經濟意志的匱乏——這種匱乏跟非常明顯的特殊政治意志的匱乏一樣，都是不容置疑的：這種匱乏表現在，人們缺乏一種經濟自主性的意志，這種自主性如果是在另外的場合可以促使生產者產生一種大範圍的「縱向」壟斷；缺乏一種經濟擴張的意志，這種擴張意志如果是在其他的國家，可以鼓舞金融家們構建龐大的「橫向」集結，從而推動商業征服世界市場；最後，缺乏一種經濟權力的意志，這種權力意志有時可以導致一些從單純物質利益的觀點來看很難說得過去的生產和投資。但是，人們沒有理由說，這些眾所周知的「私營成分」的缺陷會是永久性的，是不可救藥的。

在這裡我們要再說一遍，能夠並且也應當進行干預的，乃是這個國家活躍的精英分子。這個開啟了未來那種不會引發任何「民族性」理念的遠景的新穎政治理念，可以在「年輕的管理者」當中，首先是在正在通往「成功」之路的管理者和技術人員當中，激發出一種全新的、對於經濟自主性、經濟擴張和經濟權力的意志，而這種意志將會讓法國做出必要的投入，以便造就一種足夠龐大也足夠堅實的帝國經濟。無論如何，如果這樣一種更新不能夠產生出來，那麼，一個「民族性的」法國的復興將是不可能的，而拉丁帝國的產生同樣也會淪為烏托邦。

有時人們也會提議說，法國「私營成分」的缺陷應該用大範圍的「民族主義化」的措施加以療救。但是，這個主張看起來並不可取。因為，如果一個具有實際效力的、雄心勃勃的經濟意志沒有辦法在目前的統治階級當中產生出來，那麼，說它會在為法國的政府管理提供了管理人員的中小資產階級裡面出現，應該也不太可能。除非人們能讓一個全新的社會等級獲取權力，也就是說，除非再發動一場真正的革命（只要法國的地理狀況不改變，這場革命就沒有可能爆發），否則，人們必須要求助的，就只能是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當中的精英，人們只有從這個階級裡面，才能夠期望看到那種對於法蘭西民族的經濟復興和帝國擴張來說所必需的努力。

無論如何，一種國家主義的經濟只有在它幅員足夠廣闊的條件下，才有機會取得成功。因此，人們所籌劃的那種民族主義化的措施，只有當它們能夠被適用於一種帝國型經濟之全體的時候，才不會是一種烏托邦，才不會支離破碎從而百無一用，更加不會是一種純粹的虛構。因此，如果不在期望民族主義化的同時期望帝國的出現，根本就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人們在構建和發展帝國經濟的時候，如果能夠至少在一開始就得到上述三個拉丁國家裡面目前正在指導著「民族」經濟的那些階級的充分同意，那麼效果會更好。這樣的話，各國政府和帝國就不是在「指導」經濟，而是在「刺激」經濟。從實踐角度來說，人們只要對工業就主要原料、能源和勞動徵收某些賦稅，同時再賦予它所有的自由，使它可以按照任何一種最好的方式來使用這些賦稅，就可以了。類似地，禁止到海外投資可能也足夠確保帝國內部資本投資的合理性。總體而言，只有在經濟意志表現出某些脆弱徵象的地方，帝國的政治意志才可以取代嚴格意義上的經濟意志；並且，只要經濟意志表現出某些脆弱的徵象，帝國的政治意志就必須要加以取代。

毋庸置疑，帝國一定要控制它與外國的商業貿易，以便杜絕它的生產付出被某些超出其現實經濟手段之外的消費所抵消。但是在這裡，只要劃定大致的輪廓就可以了，執行的問題可以交由那些私人的專家來做。並且，這樣一種充分「自由的」干預要想能夠存在，看來唯一的手段就是由帝國對財政的利用進行控制。從實踐角度來說，帝國的政治活動必須要由一個拉丁式的「法郎集團（franc- bloc）」通過財政運作來加以支持，以此來與美元集團、英鎊集團和盧布集團相抗衡。

4

由法國所支持的、出於造就一個拉丁帝國的目的所進行的政治和經濟投入，不能夠並且也不應該沒有天主教會的支持，因為天主教會所代表的那種力量，儘管非常難以估計並且也更加難以利用，但畢竟是極其龐大的。

毫無疑問，正是天主教塑造並且表述出了一些最重要的原動力，這些原動力至今仍然是整個法蘭西生活——也包括一般意義上的拉丁生活——的深層的精神資源。因此，非常自然也非常正常的是，政府會試圖使帝國的、與世俗性的和世俗化的天主教（secularand secularized catholicism）有關的行為，與這同一個天主教在教會當中或者通過梵蒂岡所發現的那些表述相互協調。

但是，要想成功地開創一個帝國，必須要有兩個前提，一個是必須要對拉丁世界的政府進行激進的改革，另外一個是必須要對天主教會進行深刻的改造，尤其是必須要對義大利和西班牙境內的分支教會進行改造。首先是必須要將梵蒂岡「去義大利化（de- Italianize）」，但同時又不能把它暴露在就總體而言排他性過強的美國教會的影響面前。這就意味著，法國，還有後來的拉丁帝國，必須要給天主教會的中央和國際組織提供物質上的支持。但這同時也意味著，梵蒂岡必須要克制自己對於法國教會的那種牽涉到教義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猜忌，同時也要認識到，它期盼已久的拉丁聯盟只有通過那種由法國發起並且由法國加以規劃的行動，才能夠產生出來。而人們也可以期望，為了獲得那些對於將天主教從分裂和限制當中解放出來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力量，天主教會既可以利用自身的天主教義，也可以利用拉丁世界的理念，因為這些分裂和限制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外在於基督教的「民族主義的」因素，另外一個則是伴隨這種因素而來的那些經濟與社會形式。

實際上，正是因為教會的「天主教信仰」，所以，它才總是能夠超越強加在民族頭上並且也是通過民族來強加的各種不同的框架模式，不管是哪一種模式。但是，它也經歷過「反民族」鬥爭所帶來的激烈反應。因此，正是因為這個，所以（天主教）教會的古老辯證法和民族 - 國家的古老辯證法，最後才產生出了對自由時代（theliberal epoch）進行「劃分」的原則和作法。但是，隨著自由時期——更加不要說民族性時期和民族主義時期了——在現在達到了極致，整個的問題又再次變成應該如何從帝國的觀點來看待事物了。因此，現在在某種程度上又回到了格里高利七世的時代，[9]不過差異在於，從政治的層面上來說，教會從此以後要應對的不再是一個前民族性的存在，而是一個後民族性的存在。並且，這一點在使整個情形發生徹底改變的同時，會開始重新要求一種全新的、「總體性的」立場和決斷。

如果在現實當中已經被整合起來——也就是說，在政治、社會和經濟方面被統一起來——的人性仍然在保護一種教會性的結構，那麼，這種結構就只能通過一個普世性的教會，也就是說，通過一個具有嚴格的同時也是最充分的天主教意義的教會來加以提供。但事實卻是，現實的人性分裂導致普世化的基督教分裂成了三個龐大的、彼此獨立而相互敵視的教會。這些教會的基督教基礎，或者說，普世主義的基礎，使得它們總是可以超越那些強加在它們頭上的、嚴格的民族界限（當然在這三個教會裡面，最能夠抵擋所有「教會自主論（Gallican）」[10]的誘惑的，無疑還是保留了最廣泛普世性的天主教會）。但是，就連這三個基督教會的分裂本身都說明，它們在目前階段上的普世主義的擴張傾向乃是一個烏托邦：就它們目前的狀況來說，它們當中沒有哪一個能夠在放棄自己（對於另外兩個教會的）排他性的情況下而——在萬一的情況下[11]——實現普世主義。因此，這三個彼此分立的教會看來需要有一種介於人性和民族國家之間的、中間性的結構作為自己在政治上的對應物，而這種結構也就是帝國。而就事實來說，新教從一開始就是依附於英美世界的，而這個世界目前正在將德意志世界也納入進來。正教教會雖然看起來已經脫離了俄羅斯帝國，但它實際上又找到了正處於創建過程之中的斯拉夫 - 蘇維埃帝國。至於天主教教會，可能過不了多久也就沒有辦法抵制拉丁帝國了。

如果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一下時局，那麼，看來只有在這個拉丁帝國裡面，現在的天主教會才能夠找到那種離開了它教會就沒有辦法存在下去的現實基礎。天主教會儘管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基督教會，但就當前來說它只是三個現存的基督教會當中的一個，因此，看來它應該沒有辦法漠視這種支持——這種支持當然是「現實主義的（realist）」，但對於教會的理想來說，或許也是「具有實現作用的（realizing）」——，這種支持可以給它提供一個帝國性的、超越了呆板而狹隘的民族框架的構造，而不必使它迷失在那個仍然渺不可及的、由統一的人性所構成的將來，同時，基於非常明白的歷史原因，這種支持只能是一個拉丁性的構造。某種天主教意義上的政策或許也會因此而破天荒地成為將來人的生活秩序。並且，一個貫注了基督教精神的拉丁世界的政治行動，對於那種經由一種帶有拉丁風格的天主教來自我實現的基督教的意志來說，可能會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另外，看來梵蒂岡也正在注意到（只要看一下波蘭問題就可以了[12]），在教會和單獨的國家之間簽訂單純「協定」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目前的情勢則要求這兩種力量進行合作，而只要有了這種合作，就可以永久性地避免在它們之間發生衝突。反過來就世俗這方面來說，在拉丁各國，尤其是在法國，一種道德或者意識形態方面的危機到處都可以看到，這就促使那些地方的某些公共輿論開始尋找一些具體的、由教會提出或者贊成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理念。並且，儘管人們沒有辦法說，法國的所有「有良心的人」都會毫無保留地接受與教會進行合作的理念，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這些方面，教會已經在自己的庇護之下，成功地集結了一些高質量的政治人才。

需要弄清楚的是，這裡絕對不存在將天主教會降格到正教甚至新教水平的問題——也就是說，不存在一個「帝國」教會的問題，更加不要說拉丁帝國教會的問題了。它的內在動力是為了保護從潛在的意義上來說是普世性的教會，並且，它必須要繼續在自己的普世性當中看到自己的所有行為所具有的那個最高目標。但是這同一個理想的實現，可能需要與一個帝國性的、拉丁性的政治實體進行長期的合作。如果說教會反對太過早熟的（德意志的）神聖帝國[13]無疑是一個正確舉動的話，那麼，它自外於目前已成定局的帝國運動之外，以此來繼續將自己與從歷史觀點來看已經被超越的民族國家的世界捆綁在一起的作法，就是錯誤的了。另外，通過成為這些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通過接受拉丁帝國的精神庇護，天主教會也可以在帝國裡面充當一個正確而特殊的政治角色。它必須不時地提醒這個帝國，拉丁帝國只不過是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而已，有朝一日它是註定要被超越的。換句話說，教會必須要保持警惕，這樣拉丁帝國就不會象民族國家凝固於民族的疆界之內從而把炸毀它們的工作留給戰爭那樣，也凝固於帝國的疆界之內。一言以蔽之，正是拉丁理念意義上的天主教，才能夠使拉丁帝國可以在不必變成「帝國主義」——但卻有著所有帝國所應當具有的特點——的條件下而維持一種帝國局面。

從拉丁帝國這一方面來說，它或許可以對天主教最高目標的實現，即，將教會改造成為一個普世的、單一的教會，有所助益。因此，比如說，拉丁帝國與蘇聯之間的政治合作，或許可以讓天主教會與希臘 - 斯拉夫意義上的正教教會之間的理解大大加深，而這種理解有朝一日或許會使後者在教義上的獨立存在顯得毫無必要。

無論如何，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教會的真正統一要以一種現實的人類統一為前提，並且，如果不經歷一個可以通向那裡的、以帝國型時期和「懺悔性的」沉思為特點的歷史階段，這樣一種統一也沒有辦法產生出來。只有在經歷了這樣一個階段並且超越了它之後，人性才可以到達最終的、讓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對立都永遠消失的統一狀態。並且也只有通過這樣一個途徑，人們才能夠回答這樣一個問題：那個不確定的未來到底是屬於有些人所預見並且禮讚的、人道主義的無宗教（thehumanist irreligion）狀態呢，還是屬於這種以基督為信仰的天主教？這種天主教是最後的結局，並且也是——跟其他許多東西一起造就了拉丁精神世界的——天主教意義上的基督教（Catholic Christianity）的唯一存在理由。

本文為科耶夫著，弗里斯（Erik de Vries）根據作者1945年備忘錄首次譯成英文，收錄於邱立波主編：《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國》，華夏出版社2008年版，限於篇幅刪去注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