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競爭力——
與綜合競爭力的關聯度不斷增強
強大的綜合實力是拉動城市外貿發展的根本保證。圖 / 視覺中國
結
構
競
爭
力
衡量城市的外貿發展水平，除了出口規模，出口結構是否合理也至關重要。結構分項競爭力從高度化（出口產品技術含量高低）和多元化（出口產品和市場的分布均衡性）兩個方面進行評價。
2019年中國城市外貿結構競爭力30強
註：不含港、澳、台單獨關稅區
左右滑動
2019年，國家多次聚焦穩外貿穩外資工作，進一步完善出口退稅、貿易融資、信用保險等政策，貿易便利化水平持續提升，營商環境繼續改善，區域發展更趨協調。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不斷發展，新興市場出口占比不斷提升，而中美經貿摩擦導致對美貿易大幅下滑，二者疊加推動我國貿易夥伴更加多元化，出口市場更趨均衡。外貿大城市憑藉更為敏銳的嗅覺，在出口市場結構調整中取得領先優勢。2019年，38座「身價」千億元以上的大城市中，有34座出口市場等價數目得到提升，出口結構進一步優化，共有16座城市躋身結構競爭力30強榜單，其中15座城市完成蟬聯，上海取代山東濰坊上榜。隨著外貿大城市不斷湧入榜單，2019年有15座城市同時入圍結構競爭力和綜合競爭力兩項榜單30強，較2018年增加2座，再創歷史新高。反觀中小城市上榜數量依舊稀少，出口值低於百億元的城市仍然只有2座上榜，與2018年齊平。多元化成為城市提升結構競爭力排位的「關鍵一招」，6座落榜城市中有5座產品多元化指標排位下滑，新上榜的6座城市中有5座市場、產品多元化指標排位均提升。
既「高」且「全」
全產品出口高度化指數：由當地產業特徵決定，代表著某城市所有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其變化意味著該城市輸出產品在國際分工中的比較優勢變化。
平均分值再創新高，出口低附加值產品為主的城市數量減少。2019年，297座參評城市「全產品出口高度化」指標平均分值再創新高，達63.7，較2018年提升0.9。其中，高附加值產品為出口主流的城市數量34座，較2018年減少1座；低附加值產品為出口主流的城市31座，比2018年減少8座；出口產品附加值處於中間檔次的城市232座，占所有參評城市總數的78.1%。各區域該指標的平均分值較2018年均有所提升，中部、環渤海、西南、西北地區均創最好成績。2019年「全產品出口高度化」指標上榜門檻較2018年增加0.4至76.6， 30強僅有4座城市發生更替。作為我國兩大主要經濟區，長三角、珠三角平均高度化分值遙遙領先。2019年，長三角25座城市中有22座分值較上年有所提升，其中浙江舟山船舶出口增長14.1%，高度化分值提升5.2；隨著2018年9月歐盟取消對我國太陽能電池板的雙反措施，2019年，江蘇鹽城太陽能電池出口占比大幅提升5個百分點，分值增加2.3。珠三角排位靠前城市分值漲跌互現，但是排位靠後的城市分值提升明顯，與領頭羊差距收窄。廣東茂名玩具及模型出口倍增，而水海產品出口占比下滑，高度化分值提升4.6；湛江鋼材出口增長40.9%，分值提升2.6。
大城市產業特徵鮮明，出口結構穩定，指標分值波動小。2019年，38座出口值超過千億元的大城市，僅廣西崇左分值變動幅度超過2分；上海、廣東深圳、江蘇蘇州等以電子製造業為主的城市常年占據榜單前排；福建廈門、廣東廣州、浙江寧波等機電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並重的城市，排位在50位上下波動；而以石材、陶瓷、服裝鞋帽出口為主的福建泉州、農產品出口占比大的山東青島，排序均在百位開外。
小城市主要出口商品容易發生大幅變動，從而帶動指標排位暴漲暴跌。2019年，四川宜賓手機出口增長1.5倍，超越白酒成為最大出口商品，指標分值增長10，排位提升140個位次；廣西河池白銀出口從無到有，占比達17.9%，與此同時，上年最大出口商品蠶絲下降55.7%，二者合力推動河池指標分值增長17.1，排位提升44個位次。反觀寧夏吳忠，2018年出口紡織紗線4億元，2019年降至不足百萬元，冷凍蔬菜和蘋果汁取代紡織紗線成為主要出口商品，吳忠高度化分值下降10.5，排位下滑36個位次；四川廣元碳電極出口下降43.9%，占比減少25.4個百分點，導致分值下降10.8，排位下滑157個位次。
隨著我國科技水平的不斷提高，以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為主流的城市正在逐步壟斷榜單。東南沿海的上海和江蘇蘇州、無錫以及廣東深圳、東莞、惠州正在逐步向出口擁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高新技術產品轉型，中西部省會城市則通過引進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實現轉型升級，河南鄭州和山西太原的手機、重慶和四川成都的筆記本電腦、陝西西安的半導體、湖北武漢的晶片均能有效地吸引產業鏈上下游的大量配套企業入駐，從而牢牢占據榜單。中小城市則因地制宜，通過發展體積小、物流運輸方便，生產線相對獨立，對配套產業鏈要求較低的商品上榜，如甘肅天水的集成電路、廣西北海和貴州遵義的手機零件、山西晉城的攝像機、陝西商洛的太陽能電池、湖南衡陽的音箱等。
傳統工業城市由於原有產業對當地經濟影響深遠，轉型困難，指標分值停滯不前，不斷被新興城市超越。四川綿陽2014—2017年連續4年進入指標30強，2019年綿陽高度化分值75.9，雖然比2014年高出1.4，但排位第33連續兩年無緣榜單。此外，以出口鑽探設備為主的新疆克拉瑪依、軌道交通設備為主的河南洛陽和湖南株洲、汽車零配件為主的河南鶴壁也都紛紛跌落榜單。
註：「高附加值產品」——指標值大於75，表明該城市整體出口產品中電子產品、機械設備以上加工程度商品出口比重較大；「中間檔次產品」——指標值低於75高於50，表明該城市整體出口產品加工程度最多達到傳統勞動密集型商品的水平；「低附加值產品」——指標值低於50，表明該城市主要出口經濟作物和礦產資源等僅經過簡單加工的初級產品。
多元化指標（包括市場和產品）：由「等價數目」和「離散度」兩個4級指標構成，其中，「等價數目」指某城市出口同等規模的市場和產品數量，「離散度」指出口市場和產品分布形態，只有兼具「多而散」的特徵，才能達到均衡合理的狀態。
市場等價數目：
出口市場更加廣泛，小城市主導榜單。2019年，297座參評城市「出口市場等價數目」（簡稱「市場數目」）在山東東營的22.39個到廣西百色的1.13個之間，平均值為7.62個，較上年增加0.18個，止住了連續6年下滑的趨勢，30強上榜門檻由2018年的11.43個升至2019年的11.81個。出口值超千億元的大城市僅浙江金華、紹興上榜，14座城市出口值低於百億元，規模最小的山西陽泉出口不足10億元。
產品等價數目：
大城市引領，長三角居首。2019年，所有參評城市的「出口產品等價數目」（簡稱「產品數目」）平均值為34.9個，比2018年增加2.6個，從甘肅嘉峪關的1.1個到浙江寧波的231.1個不等，上榜門檻由2018年的77.5個升至2019年的83.1個。與市場數目指標相反，產品數目榜單大城市雲集，14座出口值超千億元的城市入圍並包攬榜單前6位，出口值低於百億元的城市僅有3座上榜。
離散度：
離散度與等價數目指標排位高度正相關，逾8成參評城市的兩者排位差距均保持在10個位次之內。部分小城市雖然出口市場、產品較少，等價數目低，但是出口分布相對均勻，離散度指標排位遠高於等價數目。
結構競爭力30強地區分布
單位：座
左右滑動
中美經貿摩擦導致部分城市對美出口受阻，加大新市場開拓力度，對美出口占比下滑使得所在城市出口市場分布更加均衡，市場數目明顯增加，多元化水平提升。2019年，遼寧朝陽、湖北鄂州對美出口分別下降61%、39.6%，比重下滑12.2個、9.8個百分點，上述二者市場數目分別增加5.9個、5個，雙雙進入指標30強。此外，貴州銅仁、廣西河池、四川樂山對美出口降幅均超過40%，帶動市場數目增加3個以上，排位提升均超過80個位次。受制於地理條件，內陸邊境城市出口市場基本瞄準接壤鄰國，如：廣西百色對越南出口占92.9%，西藏拉薩對尼泊爾出口占80.5%，雲南臨滄對緬甸出口占71.9%，新疆博爾塔拉、伊犁對哈薩克出口占70.5%、57.7%，黑龍江牡丹江、內蒙古呼倫貝爾對俄羅斯出口占69.5%、56.5%，上述城市市場數目均不超過3個。
龍頭企業類型決定產品數目多寡。以貿易型企業為主導的城市，出口品種繁多，產品數目高。湖南張家界2019年出口前3大企業均為貿易型企業，合計占出口比重達76.7%，3家企業共出口1168種商品，最大商品占出口比重僅為2.5%，該市產品數目達到122.3個，排在第9位；廣西賀州2019年出口前5大企業也均為貿易型企業，合計占出口比重62.8%，5家企業共出口1579種商品，最大商品占出口比重僅為2.1%，賀州產品等價數目達到80.9個，排第33位。此外，浙江杭州、金華和廣東廣州均有大量以出口小商品為主的貿易公司，3座城市常年占據產品數目指標30強。以製造型企業為主導的城市，通常專注於出口一種或幾種拳頭產品，產品數目難以有效提升。2019年，富士康集團旗下的鴻富錦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手機出口值占鄭州的79.7%，河南鄭州產品數目僅為1.5個；商洛比亞迪實業有限公司太陽能電池出口值占商洛的73.1%，陝西商洛產品數目1.8個；攀枝花東方鈦業有限公司的鈦白粉和鞍鋼國貿攀枝花有限公司的鋼軌分別占攀枝花出口值的37.6%、30.4%，四川攀枝花產品數目2.7個；上述3座城市排位均倒數前10位。
來源於《中國海關》雜誌7月刊
編輯：常相婧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fBrHnnMBLq-Ct6CZtBh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