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世紀以來，我們相信歷史是一條大路，引領我們去一個前所未知的將來。我們以為我們是例外。當我們走過昔日宮殿的畫廊，看見所有那些彩繪的大屠殺、臨終儀式、淺盤上的首級，鑲在畫框里掛在牆上，這時候我們告訴自己，我們走過了漫漫長路——當然，沒有長到我們無法同情他們的地步，但是已經長到讓我們知道自己超越了那一切。」
閱讀《到婚禮去》，多少需要一點勇氣——這是一個讓人傷心欲絕的故事，卻以詩歌般優美的語言加持：女主角妮農經歷了漫長的成長，她的父親尚·菲列羅是鐵道工，被鎖定在工業社會不斷重複的細節中，靠騎重型摩托來凸顯自我；她的母親澤德娜是捷克難民，在妮農6歲時，為響應政治召喚，掙脫了家庭。於是，妮農眼中的世界成了一個謎，只有自編的《妮農的名字多可愛》能安慰她。成年後，妮農才知道，留在捷克的母親還有另一個女兒，名字竟然是社會正義。終於，23歲的妮農遇到了吉諾，一個她想嫁的男人，卻發現自己患了愛滋病。
為了給即將結束的生命賦予意義，尚·菲列羅和澤德娜開始穿越半個歐洲，奔向女兒的婚禮現場，而妮農的計劃是，在婚禮那天，她將脫下鞋，與吉諾一直跳舞，仿佛永遠不會疲憊，仿佛幸福會永恆。
《到婚禮去》的故事並不奇特，奇特的是它的寫法：作者約翰·伯格似乎刻意不讓人讀懂它，全書沒有清晰的故事線，只有一堆碎片式的細節、回憶、對話，雜以金句，就算是一本小說了。
在這些碎片中，妮農的成長部分動人心魄。童年時，父親送給妮農一隻小狗，妮農用命名的方式為它創生，可7年後，它死在貨車輪下，留下永遠的謎；一個廚師竟然會哼《妮農的名字多可愛》，妮農與他產生了愛情，但他的趣味在於能用不同國家的口味做熟海紅；在博物館，妮農被木乃伊忠實記錄下的人體弧線打動；第一次寫自己名字時，意識到那是一個被異化的過程……
每個個體在成長中，都會經歷許多類似的個人事件，只是不斷有人提醒，這些都是毫無意義的瑣碎小事，決定人生價值的是大事件。可作為個體，我們真有大事件的經驗嗎？當母親澤德娜在為自己的真理而奮鬥時，她是不是正被虛假經驗套牢？
從某種意義上說，《到婚禮去》其實正是「個體經驗」對「虛假經驗」的一次抗爭。在約翰·伯格寫這本小說時，愛滋病每年會奪去200萬人的生命，人們為這個數字而焦慮，卻不太在乎其中是否有一個人叫妮農。在我們看來，所有成長都是一樣的，所有生命也都是一樣的，個體苦難值得被記錄，僅在於它是集體苦難的一部分。
為什麼我們要虛擬一個宏觀視角？為什麼指點江山能讓我們快樂？為什麼我們喜歡線索清晰的故事？
1972年，約翰·伯格把這些追問拍成4集電視片，解說詞就是《觀看之道》，這本散文體的藝術評論譯成中文後，引起巨大反響，約翰·伯格成了「藝術評論家」，雖然他本人認為，該頭銜的惡劣度僅次於畫商。其實，約翰·伯格是著名畫家和小說家，之所以拍《觀看之道》，僅僅是因為當時寫書不賺錢。就在同一年，約翰·伯格拿到了布克文學獎。
《觀看之道》直斥藝術欣賞中的「視覺暴力」。約翰·伯格指出：古典繪畫之所以強調透視，其實是在模仿帝王視角，以滿足君臨一切、唯我獨尊的心理需要，所謂美感，只是權力崇拜的外包裝。這一惡習延伸到當代藝術中，就是當攝影、繪畫、視頻提起人體時，總意味著女性被觀看。
男權審美創造出美容業、健身中心、瑜伽、整容、減肥操等，各種時尚雜誌每天都在提醒女性，你的身材是不完美的，以至於現代女性也在用三圍、身材等評價同性。明明是男權的受害者，卻主動接受了男權的價值殖民，那麼，藝術真的只是藝術？所謂的秩序、原理、規則，真的是天然如此、理應如此？
約翰·伯格一生都在反對觀看背後的、悄悄掌控我們的力量，因為它提供的是偽審美經驗和低俗審美品位：一個人彈一支曲子，被認為是不夠大氣；一萬人彈同一支曲子，卻被認為是磅礴、雄壯和豪邁。約翰·伯格更願追問：當你熱淚盈眶，似乎被「藝術」打動時，你的感覺系統是不是已經中了木馬病毒？是不是正在喪失自我？
理解了約翰·伯格的主張，也就不難理解《到婚禮去》。作者試圖顛覆線性閱讀秩序，不給宏大敘事者們販賣文字催淚彈以機會，《到婚禮去》是一個關於自我的故事，妮農在用自己的眼睛與大腦在學習愛，這份愛並不永恆，對旁觀者也無太多意義，但對於沉浸其中的人，它是真實的。它不是一個典範，不是一碗雞湯，但想到世間那麼多人得到的只是贗品，是與生活討價還價後的妥協物，這份愛便十足珍貴。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唐山 編輯：羅皓菱。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