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明陶器是人類一個偉大的進化，是人類在學會用火之後，對身邊最易獲得的泥土這種物質，按照自己需要進行有意識的加工，使其發生性質改變，成為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可以說這個改變是人類改造自然界的開端，相當於人類文明的肇始，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因此與燒制陶器有關的「陶丘」或者「陶山」，被古人所崇拜和景仰，以其為名，是一種榮耀。

陶山與館陶

燒制陶器有火有土就行，但如果要成為制陶業的中心，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需要滿足三個重要條件：

一是泥土細膩。泥土細膩才能保證陶器的品質，燒制完成後不開裂；

二是林木茂盛。茂盛而眾多的林木是燒制陶器所必需的燃料；

三是運輸便利。陶器屬於有重量並且易碎的物品，如果需要將陶器販賣到遠方，需要選擇運量大、行進平穩的運輸方式。

館陶縣恰巧能夠滿足這三個條件：黃河所攜帶的泥沙沉澱成為適合燒制陶器的厚重且土質細膩的淤泥層。這些淤泥不僅使館陶在先秦時期就成為制陶業的中心，並且到了明朝，還被確定成為燒制了建設北京所需城磚之地，有「七十二皇窯」，並且在近代還發展出來了「館陶黑陶」，都是基於這個泥土資源；肥沃的土壤生長出來茂盛叢林，提供出燒制大批量陶器所需的燃料；黃河及其連接的眾多支流、岔流，是聯繫四面八方的交通網絡，使用船隻來平穩運輸，無疑是運輸大量陶器的最佳方式。

在古人的視野和認知里，在當時中國大地上有四條最大的河流，被稱為「四瀆」，它們分別是江（長江）、河（黃河）、淮（淮河）濟（濟水），館陶位於黃河邊上。而在濟水邊上，也有一個制陶中心，就是今天的山東省菏澤市定陶。

位於黃河之濱的館陶，與位於濟水之畔的定陶

和館陶一樣，定陶擁有著同樣成為制陶中心的三個條件，因此定陶最初的名字也是「陶丘」。並且因為堯舜兩人都在這裡制過陶，所以這裡的名氣要大於館陶。

春秋末期，幫助越王滅掉吳國的范蠡攜帶西施歸隱到這裡，藉助定陶的物產資源和交通資源做生意成為「陶朱公」，被後人尊為商祖，人們為了紀念他定居並安葬在此，就改名為「定陶」。

而館陶縣在那時還是晉國的冠氏邑，直到范蠡去世之後的6、70年，趙王在陶山下置館驛、取地名，就以「館驛」、「陶丘」兩個詞語的首字，成為這裡的新名字「館陶」，一直用到今天。

也是從那時候起，分屬於濟水流域、黃河流域的兩個制陶中心，定陶和館陶，不約而同的都用「陶丘」這個最榮耀、最明顯的標誌物做了本地的名字，一南一北，在中國北方的大地上熠熠生輝。

陶山的消失

由於陶山對館陶人民的深刻影響，自古以來尋找「陶山」的人們以孜孜不倦、鍥而不捨的精神探索著，卻一直沒有發現陶山的蹤跡。清朝康熙二十年和雍正三年的兩任館陶縣令郎國禎、趙知希，還分別寫下了《陶山記》《書陶山記後》兩篇文章，也都表達了沒有找到陶山的悵然之情。「陶山」去哪了？

既然館陶以「陶山」而得名，那麼陶山在歷史上必然是客觀存在，而非人們臆造。這樣一來的話，陶山的消失必然是有原因的。

清朝雍正年間的館陶縣令趙知希在他的《書陶山記後》里提到一個想法：

漢武帝元光中河決館陶、成帝時複決，是山原不過沙磧凝結而成，河水順決，自不如龍門之勞鑿也，……

是說這座陶山原來就是沙土凝結而成，沒有龍門山那個牢固與堅硬，很可能在漢武帝、漢成帝兩次河決館陶時給沖沒了。

西漢時期，黃河在館陶北決，衝出了屯氏河

其實這樣想，當然也是一個思路，不過陶山的形成就源於黃河主河道的沖刷與淤積，僅僅兩次河決就把陶山給沖毀，想來也不是那麼容易，陶山的消失可能是多種因素共同的作用。

一是燒制陶器。陶器的發明和應用歷史久遠，直到被外形美觀、質地堅硬、不易損壞的瓷器，以及青銅器等取代，中間的時間跨度是很長的，雖然到了趙王設置館驛的時候，「置館於其側」，顯然陶山仍然存在，但是其高度和大小想來已遠不及遠古時期，僅僅是它作為制陶中心的名氣比較大而已了。

二是黃河泛濫淤積。館陶縣在金代以前屬於黃河下游，飽受黃河在漢朝、北宋等朝代的泛濫、改道影響，由於黃河泥沙的多次淤積，本來就被制陶而縮小山體的陶山，後來慢慢的就與黃河泥沙融為一體，不再像山丘那麼明顯。

三是改變了形象。雖然陶山經歷制陶、黃河泥沙淤積等作用，但是到後來也應該比周邊平地還有較高的地勢，只不過比起早期顯得微不足道罷了。這樣高於周圍平地的地勢，可以防止陵墓被水浸泡，是我國古代人們建造陵墓的首選，因此在原來的陶山之上就多了幾個漢墓，並且還被附會上一個公主與駙馬的故事，留下了一個名字「駙馬墳」。

駙馬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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