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清時《館陶縣誌》的記載中卻有一處「陶山」和「陶丘」同時出現：

山川：

陶山，在縣西南五十里，《禹貢》：「導沇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即此。

清朝乾隆年間《館陶縣誌》中記載的陶山

《禹貢》是我國的古代名著，是《尚書》中的一篇，其著作時代一般被認為是在春秋戰國時期，不過作者為了讓作品更具有權威性，就託名為上古聖人「禹」的創作，因此定名為《禹貢》。正是有了大禹的這道光環，在時刻把聖人的言論奉為圭臬的古代，《禹貢》中的記載無疑是對事情真實性最權威、最正確的註腳了。此外，《館陶縣誌》中的這個記載還在明朝天順年間編修的《大明一統志》所引用。

雖然「陶丘」在《禹貢》中有記載，但是人家並不是說館陶的「陶丘」！有很大的可能是在編修《館陶縣誌》時被編撰人員引用錯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在《禹貢·導河》中人家的原文是這樣的：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于海。

看到了沒，在「東出於陶丘北」後面還有內容，而不像縣誌里記載的那樣，就倆字「即此」，而是「又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于海。」

西周時期地圖上的濟水及曹國示意圖，曹即陶丘

沇水是濟水的上游，滎是滎澤，均在河南省；菏是指的是菏澤，汶是汶水，在山東省，和館陶並不能產生聯繫。

估計當時編修縣誌的人員，在《禹貢》中找到了唐朝《元和郡縣誌》中所記載「陶丘」的「權威」依據，如獲至寶，不假思索，迫不急待地拿來就用，以至於無視「濟」「滎」等和館陶毫無交集的兩個名詞，不過在看到經過「陶丘」北之後，「東至於菏」，又「會於汶」，才猛然發現更無法和館陶聯繫起來，只能到「陶丘北」就「即此」了。

陶丘在春秋戰國時期，是個很響亮的名字，不是小山丘，而是一座城市！

這座城市就是今天的山東省菏澤市定陶區。春秋末期，吳王夫差開挖了連通濟水和泗水的菏水，進而把江、淮、河、濟有著「四瀆」之稱的四大水系聯繫起來，處於濟水與菏水水運交通中心的定陶迅速發展成為著名的經濟都會，有著「陶為天下中」的美譽。

春秋時期「陶為天下中」的陶丘，與濟水、泗水、河水位置示意圖

當時的定陶名字為「陶丘」。據傳堯定都陶丘，舜在陶丘制陶，還與大禹在陶丘相識；武王伐紂之後，封其六弟振鐸為曹伯建曹國，都陶丘。春秋戰國時期，陶丘則以經濟繁榮聞名於諸國，以至於吸引了有著「民間財神」之稱的陶朱公范蠡來此定居，後來也因此改名為「定陶縣」。據清《定陶縣誌》記載：

范蠡以陶為天下之中，遂定居焉，故曰定陶，秦滅齊置縣，其名至今之。

此外在清《定陶縣誌》的有關「陶丘」「濟水」的記載中，可以清晰的找到本文前面所說的《禹貢》中的記載：「導沇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于海。」也只有在這裡，濟水所經的各處才能夠一一對應到位，可見此「陶丘」也是《禹貢》中的「陶丘」。

定陶雖然古稱「陶丘」，但從歷史記載上看，陶丘是一般作為地名來使用，而非山名。據《竹書紀年》、《說文》記載：「堯八十九年作游宮於陶，十年帝游居於陶」。「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史記·五帝本紀》記載舜帝也在「陶」耕種漁獵：「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

或許在最初，定陶也是有著一座陶丘的，否則在地名多為單字的先秦時期，僅以「陶」為名就可以了，何必再加個「丘」字？

嘉慶《東昌府志》記載館陶陶山「與此無涉」

關於《館陶縣誌》引用《禹貢》的內容錯誤一事，在清嘉慶年間修撰《東昌府志》時就被發現了，因此在那個版本對館陶陶山的記載後面又加了一行字：

按：《禹貢》陶丘即今曹縣左山，與此無涉。

即《禹貢》記載的「陶丘」，和館陶的「陶山」沒有關係。

就這樣，河北館陶和山東定陶雖然距離在200公里左右，但是因為都和「陶丘」有關係，以至於《禹貢》的記載同時出現在了兩地的志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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