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國性抗戰爆發，為了培養一批具有高度政治覺悟的婦女幹部，吸引更多敵占區的愛國知識女青年參加抗日，1939年，中央書記處決定在延安創辦女子大學。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所專門培養女幹部的學校。1939年7月20日，在女子大學開學典禮上，毛澤東發表了「全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時。」的著名論斷，並為女大確立了 「以培養具有革命理論武裝、革命方法、婦女運動專長的職業技能等抗戰建國的知識分子幹部為目的」的教學方針。
中國女子大學全校教職員工有１０００多人。學員們來自四面八方，有參加過早期工人運動的青年女工，有經過萬里長征的女紅軍，也有從大後方來的大家閨秀，女大的第一任校長王明，是中共歷史上有名的人物，曾經是中共駐蘇聯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37年11月由蘇聯回國。在延安，他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等職，隨後擔任了中國女子大學校長。
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點燃了女大學員的學習激情。但隨後的歲月，她們也真切地體會到了先賢所說的「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的哲理。
山下就是延河，學員們一溜小跑地趕到河邊儘快地洗臉刷牙，因為接下去的學習生活都是嚴格按作息時間進行的。
女大的課程設置，是為適應戰時培養人才的需要，從普通大學課程中精選出幾種重要的、在短期內可以學完的科目，使學員們打下理論基礎，並加強實踐環節，使學員們儘快掌握各種技能和本領。學院的學習期限也不固定，因工作需要，隨時可調出，完成任務後還可繼續回校學習。
給女大學員講課的老師都頗有名氣，如哲學家艾思奇，經濟學家于光遠，教育家徐特立等等，有時候中央領導人也來講課。這些課程給她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對她們的成長進步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女子大學，很多人對校長王明背書的能力頗感驚奇。
除了學習政治理論，女大學員還要學習戰地救護，為傷病員包紮傷口等實用技術。同時還可以選修新聞報道和寫作等課程。
那時的陝北貧窮落後物質匱乏。學員們的學習生活條件都非常難苦。
生活是清苦的，肚子裡缺乏油水的女學員們，也和如今的女孩子一樣，總想著千方百計打牙祭吃零食。當年的延安邊區政府實行的是供給制，每個學員一個月發一元錢邊區發行的紙幣，女生多一角錢。
來自重慶的康岱沙是資本家女兒， 1938年，18歲的康岱沙不顧家人的反對，離家出走，改名換姓來到延安。當時，她只有一個想法，就是在日寇入侵、民族存亡的時候，拿起槍桿子打鬼子。可是康岱沙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的出走，在重慶上層社會引起了轟動。
抗戰時期的重慶是國民黨的陪都，那裡雲集了國民黨的大批黨、政、軍要員。當時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周恩來同志因做統戰工作和康貸沙的父親康心之有過接觸，於是，康心之就委託周恩來同志幫忙尋找女兒，周恩來把這個任務交給了鄧穎超。
鄧穎超的問寒問暖，一下拉近了兩人之間的距離，可是當康岱沙聽說要把她送回重慶時，卻堅決不同意。
康岱沙按鄧穎超的囑咐，特地選擇了一張鮮亮的花衣服。給父親寄去了她離家出走後的第一張照片。但是，她沒有遵照父母的意願立即回家。一直到後來，周恩來根據統戰工作的需要，才把她帶回重慶。
１９４０至１９４３年，是邊區遭到嚴重物資困難的年月，女大提出要「半農半學」的號召，要求學員自己動手。除上課外，還在山上開荒種菜、砍柴、挑水。織衣製鞋。一天三頓的小米飯，窩窩頭，讓姑娘們對每一次改善伙食都充滿了期待。
老人們對在女大期間的吃飯，吃零食有許多描述。因為對她們印象太深了。女孩子愛吃零食的天性，即使在物質極度匱乏的日子裡，也依然頑強地表現出來。
雖然生活艱辛，但滿懷革命理想，立志抗日救國的女大學員們，依然充滿了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每天晚上，姑娘們常常躺在窯洞的土炕上暢想未來，而缺吃少穿的切身感受，讓她們美好的夢想里總飄逸著飯菜的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