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已經收官。
除了奧斯卡影后楊紫瓊蒞臨現場、鄭秀文結束22年陪跑圓夢影后外。
金像獎留下一個永恆的爭議時刻——
把最佳影片頒給了《給十九歲的我》（擊敗《正義迴廊》 《神探大戰》《窄路微塵》等）
要知道，《給十九歲的我》這部電影爭議很多。
上映僅4天被罵下架，被全港唾棄。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為啥金像獎不顧反對，封它為最佳影片。
是固執封閉的袒護，還是特立獨行的宣言？
今天，我們就一起回顧這段醜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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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十九歲的我》
To My Nineteen Year Old Self
2023.2.2
爭議起始
一切要從《給十九歲的我》的創作初衷談起。
張婉婷，香港電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香港電影導演會會長（第18屆-至今）。
她與男友羅啟銳雙劍合璧，一同編劇、執導過多部經典港片，被譽為「香港電影的雌雄大導」。
代表作：「移民三部曲」。
《非法移民》（斬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秋天的童話》（斬獲香港金像獎最佳電影）、《八兩金》（金像獎五項提名）。
此外，張婉婷還有另外一個身份：
英華女校校友。
2011年，因為英華女校搬遷、重建，時任校長李石玉想用一部紀錄片記錄下這段珍貴的過程。
於是，受校長所託，張婉婷決定為母校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
張婉婷從學校里挑選了6名富有個性的女同學：阿雀、阿佘、Madam、馬燕茹、阿聆和香港小姐。
在學校重建、香港社會變遷的背景下，她跟拍紀錄她們從中學一年級到大學的人生軌跡。
拍攝中，如何讓學生忘掉攝像機的存在是關鍵。
張婉婷解釋道
「我沒有高高在上。我以卑微的聆聽者去接觸受訪同學，做她們的樹洞，與她們交朋友。
讓學生們漸漸忘記導演和攝影師的存在，做真實的自己。」
從2011年到2021年，張婉婷花費10年時間，搜集了30幾萬尺的龐大素材。
3年剪出6個不同版本，最終才敲定136分鐘的最終版。
她將這部紀錄片命名為《給十九歲的我》。
首映期間，好評不斷。
阿雀、馬燕茹、阿佘、Madam等女同學出席活動，很配合片方的宣傳安排。
但，之後一篇名為《好看，但有點不舒服》（粵語：《好睇，但就系有啲唔舒服》）的影評，引發討論。
文中，作者質疑《給十九歲的我》沒有真正尊重學生，旁白等細節違背紀錄片倫理。
這一塊小石子，激起一片漣漪。
參與拍攝的女同學，一一現身，與《給十九歲的我》割席，指責張婉婷和校方利用特權欺騙、隱瞞、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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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聆，第一時間站出來發聲。
她撰寫萬字長文聲討，字字泣血。
談到拍攝原因，她本以為這只是一部在校內播放的紀念短片，或者DVD製作便於校內籌款。
但，學校臨時變卦，允許它登陸院線、到處參加電影節。
至始至終，她一直反對公映。
只因為自己弱小，校方和張婉婷團隊施壓，堅持要公開放映。
談及拍攝內容，阿聆表示，在學校首映時，包括她在內的大部分同學沒有看過完整版。
看到自己的片段，她感到不舒服。
本想請張婉婷刪掉這些片段，對方以「已通過電檢」一口回絕。
阿聆還爆料，校方擬定一份全新的同意函，想讓參與拍攝的同學重新授權。
儘管自己一直拒絕，但校方施壓說，如果一味拒簽，會承擔法律責任。
張婉婷團體以「學生父母在2012年簽署過同意拍攝」為由，認為這等同於贊同公映。
圖源自明周文化
隨後，阿佘、香港小姐等女生相繼挺身而出，指責《給十九歲的我》拍攝過程不道德。
攝像師變身狗仔隊，跟蹤偷拍同學。
一旦不願配合拍攝，不但被蓋上「青春期反叛」的標籤，還被情感勒索。
為了獲得公映同意書，張婉婷團隊編造出「其他人都簽完了，只差你一個人」的理由，哄騙演員。
單車運動員李慧詩以「氣在心頭」為題，斥責張婉婷團隊不厚道。
她表示自己沒有同意拍攝，卻被拍進了紀錄片。
據了解，這個片段拍攝於2016年的亞洲場地單車錦標賽。
當時，張婉婷團隊在沒有批准的前提下，欺騙場館人員，私自入場採訪。
為此，中國香港單車總會、香港體育記者協會聲援李慧詩，指責這種拍攝行為影響本地媒體形象。
戲剛開始
面對潮水般的聲討，《給十九歲的我》鎮不住了。
張婉婷公開道歉，承認自己做得不足，人該比電影重要。
英華女校和片方相繼發布聲明，停止公開放映，並退出金像獎。
「本片拍攝過程期間，拍攝團隊本著被拍者同意和知情下的原則進行拍攝。對於個別被拍攝者其後反映被拍攝情況及對剪裁後內容有所顧慮及擔憂，校方極度重視，故果斷地停止公映，並持續與各持份者溝通和跟進有關情況。
《給》片在金像獎遴選總共獲得三項提名。金像獎早前向本校表示，要求我們提供《給》片，讓主辦單位在第二輪遴選向評審放映。
本校經過審慎考慮，亦先後與六位參與拍攝的校友、製作團隊和金像獎進行了深入的溝通，探討有關放映事宜，惟最後未有達成共識，故未能向金像獎提供影片放映。本校已將有關決定通知六位校友、製作團隊和金像獎。」
本以為抓馬結束了。
沒想到，荒誕的事情才開始。
《給十九歲的我》主動退出金像獎後，金像獎反而不撒手。
由於金像獎參選機制並非採取片方報名制度，並沒有退選機制，電影將直接進入第二輪評選。
金像獎協會主席爾冬升出面力挺，「一部電影需要好多人完成，不要抹殺其他人的努力。」
換言之。
退出是你的事，評獎是我的事。
這強買強賣的生意，我是不答應你退的。
於是，霸道上身的金像獎，做出了驚天地的動作。
它不顧爭議，毅然決然地把最佳影片頒給了《給十九歲的我》。
《正義迴廊》 《神探大戰》《窄路微塵》，直接哭昏在廁所。
看到金像獎這般護犢子，《給十九歲的我》主創拿出張婉婷的親筆信，有感情朗誦。
「藝術千秋，人生朝露。多謝這段時間仍然給我支持的人，多謝業界對這部電影肯定，令我黑暗當中漸漸見到曙光。」
英華女校隨後貼文，對評委的肯定予以充分的肯定。
它繼續以高姿態，堅稱被拍攝者對拍攝行為知情。
「本校得悉，由本校製作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剛獲今屆香港電影金像獎評選為「最佳電影」，我們對評委的肯定表示感謝。
本校重申，在本片拍攝過程中，團隊是本著被拍者同意和知情下的原則進行拍攝，絕無意進行強迫拍攝或偷拍，我們亦容許同學在拍攝期間退出。」
這場爭議終於收場了。
至今，耳邊仿佛還縈繞著爾冬升的客觀公正。
「協會沒任何立場，如果拿到票數就入圍，第二輪選它，再拿到票就贏。」
說真的，這個結局誰都沒想到。
《給十九歲的我》圓滿了，金像獎演足了，觀眾卻氣瘋了。
創作倫理
但凡電影創作，都需要遵守道德倫理的底線。
譬如，真人真事改編，很容易得罪原型。
《親愛的》，角色原型高永俠對下跪、陪睡等情節不滿，認為電影侵犯了她的名譽權。
《舞女大盜》，人物原型薩曼莎起訴片方，認為片方未經允許，詆毀她。
與真人改編的電影相比，紀錄片更容易觸碰倫理困境。
要知道，紀錄片無法達到絕對的真實。
當創作者舉起攝影機的那一刻，它就是主觀的，有私人傾向的，有立場的。
這時，它會陷入一種真實與絕對真實的詭辯之中。
追求客觀，不過分介入，會被視為「消費被拍攝者」。
為了立場，帶著權威和權力介入，則被認為「粗暴干涉真實，把紀錄片拍成劇情片。」
《給十九歲的我》被討伐，主要因為張婉婷和校方，仰仗絕對話語權威，不尊重、不保護被拍攝者。
她們要明白一個道理：
拍紀錄片前，去做一個善良、真誠的人。
拍紀錄片講求一個權力的平衡，追求主客觀的尊重。
不要自視清高，高高在上。
沒有這群女學生，這部電影是不會產生的。
參考文章：
1.《給十九歲的我》女生自白 明周文化
2.原罪與贖罪——紀錄片拍攝中的倫理道德 南方電視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