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構重振市場信用，不僅是個技術問題，也是個信念問題。
央行發布的5月金融數據有幾大看點：一是5月新增社融20692億元，同比多增5132億元，略超市場預期，這主要得益於政府債券融資進度提速，當月新增12253億元，同比多增6682億元，對沖了5月新增貸款偏弱局面，即5月新增貸款9500億元，同比少增4100億元。其中，居民貸款新增757億元，同比少增2915億元，居民中長期貸款從4月的負增長轉為新增514億元，同比少增1170億元，這警示「5·17」樓市新政尚未取得明顯效果，還需假以時日。
二是M2、M1同比再次下探。M2同比增長7.0%，較上月下行0.2個百分點，一個重要原因是企業存款負增長8000億元，同比多減6607億元。企業活期存款下降，導致M1同比下降4.2%，M1持續走弱和M2-M1剪刀差走闊，警示企業正常經營壓力存在增大風險，企業自身信用緊縮依然突出，急需打破這種緊縮螺旋。
必須指出，金融總量等同比指標，確實對金融資源支持成效的衡量不夠準確和嚴謹，對其淡化處理有一定必要。這是因為總量等宏觀感知與個體的微觀感受，並不具有替代性。不過，M1負增長和M2-M1剪刀差走闊等宏觀上的統計，具體到個體感受，則更需要重視。
如5月票據融資收窄4809億元至3572億元，5月末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餘額同比下降13%，警示實體經濟作為整體的新增經營活動現金流呈邊際遞減態勢，這某種程度上意味著，當前實體經濟能保持穩中有進，金融系統提供的籌資活動現金流效用顯著，若沒有金融系統支持，很多企業可能面臨生存考驗。
當前給經濟以定海神針的是政府財政對市場信用的重構和重整，這體現了政府的責任和擔當。需要正視的問題是，目前中國經濟體量已達百萬億級別，很難單純基於建設型財政政策的單一信用輸出進行支撐，而是需要加快推進有限財政資源的優化布局和結構調整，以提高財政資金的市場信用槓桿撬動比率。
事實上，面對創新主導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建設型積極財政政策的適用空間相比過去可能有所收斂。這是因為政府和國企，基於前景理論的分析框架，最適用於在確定性場景下進行類債券類投資安排，而目前的經濟生態是屬於可能性場景，是完全市場主體的「獵鹿範圍」。
為此，當務之急是要重構合理化的信用體系，組織協同配合戰，而非以財政政策為主的突圍戰。這就要求明晰政府、不同所有制企業，在經濟體系中的角色定位，各司其職、各美其美。
當前，要增強廣義積極財政政策在重構重振市場信用的積極作用，需協調好市場主體的安全感和空間感的關係。就安全感而言，政府和國企最需布局的是補短板和精兵簡政：一方面，要將重點放在構築和健全防護型保障體系上，強化公共民生投入，為市場主體提供完善的公共社保福利體系，以增強整個社會的試錯容錯能力，及經濟社會的風險可承載能力。這方面之所以將國企與各級政府歸為一類，是因為在公共社保福利補短板方面，國企需擔負起更大責任。
另一方面，當前要落實政府過緊日子，核心之一就是各級政府應推進精兵簡政改革，這既可節約不必要的行政開支，又可為給市場主體更多空間提供現實保障，因為精兵簡政，是對市場主體放權和放活的行動突破口。
就空間感而言，就是要加快推進基於市場化的各項改革，為市場主體鬆綁，讓權利在市場中獲得更多自主配置資源的自由，真正有效落實法無禁止即可為。因為市場主體在市場進行資源配置的自由度，直接影響甚至決定著整個經濟社會投資邊際收益率，而邊際投資收益率是市場信用施展的指向燈，決定著市場消化吸收風險的深度、廣度和烈度。因此，市場的空間感決定市場信用槓桿化程度。
暫勞永逸，無為而治。當前中國信用的重構重振，既需構築防護型保障體系，增厚經濟社會風險可承載能力和試錯容錯能力，也要在為市場主體提供市場空間感方面，用放權和放活構築起分工清晰、協同配合的多層次市場信用生態體系，提高經濟社會體系的風險消化吸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