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 年 4 月 28 日下午，在北京西交民巷的京師看守所里，李大釗第一個昂然地走上絞刑台。和李大釗同時遇難的 19 位烈士中，有一個身軀瘦弱而神態非常鎮定的女子，同樣面不改色地走上絞刑台，被敵人殘暴地絞殺了。她就是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婦女部長張挹蘭。
1927年初的北京報子街49號，《婦女之友》雜誌主編張挹蘭正在翻閱《新文化》雜誌創刊號。 這本雜誌裡面，有一篇題為《母愛之調節與其要點》的文章，正是她的大作。但是就是這篇文章，把她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這篇文章是張挹蘭應《新文化》的約稿而寫的，在這篇文章里，張挹蘭提出「實行生育節制才是解放婦女地迫切之舉」，這可是在當時屬於石破天驚的觀點！宣傳婦女避孕，讓張挹蘭遭到了一些文人連篇累牘的咒罵，《新文化》雜誌也被罵為「只會宣傳淫行的淫書」。
讀到那些咒罵，張挹蘭猛地一拳砸在了桌子上。她想不明白，難道女人除了伺候男人、為男人生孩子，再沒旁的用處了？！
張挹蘭想不明白。這個看似瘦弱，卻有著火般熱情的女子，想起了李大釗先生。自從擔任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婦女部部長後，她有機會接觸到共產黨的北方領導人，也是她革命的導師李大釗先生。
李大釗見到張挹蘭後，第一句話便是：「你在《新文化》上的文章我看了，我很贊同你的觀點，尤其是你說的『我希望今日之母親，對於兒女開導性慾的責任，應與飲食住供給一樣平視』！」
張挹蘭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輕聲說道：「先生，你也認同我的想法？我始終覺得中國女子所受的壓迫是雙重的，一個是帝國主義的壓迫，另一個就是重男輕女思想！」
李大釗點了點頭，說道：你還記得你組織公演的話劇《復活》嗎？你看它的反響那麼好，所以今後你應該多利用話劇等新式武器來開展活動，讓更多的婦女群眾明白我們的信仰！」
張挹蘭1893年生於湖南醴陵一個農村家庭。她的名字里，便寄託了父母「攔住再生女孩」的意思。
張挹蘭的祖父是前清的一位秀才，在家鄉辦了一所私塾。在重男輕女的封建禮教束縛下，祖父起初是不想讓張挹蘭上學讀書的。在小張挹蘭的死纏爛打之下，祖父勉強答應教她認字，但卻還是不讓她進入學堂，只是在那些男學生們放學後，再教她讀書認字。
但張挹蘭的祖母卻是一個非常頑固守舊的人，她堅決反對祖父教孫女識字，每天都會和祖父爭吵。於是祖父無法繼續教她，張挹蘭就偷祖父的書，躲在房間裡自學。幾年下來，她認識了不少字，還學會了藉助字典閱讀文章。
張挹蘭十七歲時，由家庭包辦，嫁給了當地一位忠厚善良的農民，並生下了一個兒子。沒想到兒子一歲多時，因為一場瘟疫去世，這給張挹蘭的精神上帶來了極大的打擊。丈夫見她整鬱鬱寡歡，怕她憋出病來，只得同意她去縣城女子小學讀書、排解心中悲痛的想法。
在縣城女子小學這所「洋學堂」里，張挹蘭勤奮學習，很快成為了遠近聞名的「女秀才」。一年後，她便被當地的一家大戶請去當家庭教師。由於張挹蘭教學認真，帶出來的孩子成績突出，許多家長紛紛托關係把孩子送到她的手下讀書，她也成了全縣的名人。
張挹蘭教課的這家，與她丈夫算是同一宗族的族人。在擔任了一年多家庭教師後，張挹蘭提出自己的學問還是不夠，提出到北京求學，回來可以更好地教孩子們讀書。她的這個想法，得到了宗族族長的支持，族長答應以宗族的名義，每年為她提供 150 元學費，讓她離開湖南到北京求學。
張挹蘭到京後，進了一個私立補習學校學習。由於經濟原因，她過著極為艱苦的生活，一年四季都穿著一身灰布褂子和黑裙子，但她卻滿不在乎。
1922 年，張挹蘭被北京大學預科錄取。在北大預科學習期間，她用白話文給湖南那位族長寫了封信彙報自己在北京的情況，卻惹怒了守舊的族長。從此，宗族中斷了張挹蘭的學費，張挹蘭只得半工半讀維持學業。她當過家庭教師，也做過報社的抄寫員，但這些工作都不足以維持她的學業。幸好張挹蘭在校成績優異，獲得了北大每月15 元的獎學金，這才渡過了難關。
1924 年，張挹蘭從北大預科畢業，升入北大教育系學習。在這裡，她結識了李大釗和中共第一位女黨員繆伯英。當時正是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改組國民黨，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之際，李大釗也正在積極幫助國民黨發展黨員，培養骨幹之中。
受他們影響，張挹蘭熱情地投身革命運動，加入了國民黨，並當選為北京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並主辦了《婦女之友》雜誌，作為婦女運動的陣地。
《婦女之友》從 1926 年9 月創刊，到1927 年 4 月被查封，先後共發行 12 期。這本女性刊物，喚醒了無數在黑暗中掙扎的婦女，使她們逐漸覺醒起來，向著光明的前途邁進。
作為主編的張挹蘭，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對中國婦女運動的使命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她對廣大女性說：中國婦女受到了是二重壓迫，除了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之外，還受重男輕女的封建度的壓迫。所以中國婦女運動的使命是一方面努力求國家的解放，一方面努力求自身的解放。所有女性都應該團結起來，剷除國內的惡勢力，建設一種健全的政府，為女子爭得一個真正的人的地位。
1927年春，北方革命形勢逆轉，奉系軍閥張作霖大肆抓捕國共兩黨北方領導人，張挹蘭也在被緝捕的名單上。當時北京到處張貼著「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死刑」的文告，北京地區的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被張作霖視為心腹之患，企圖一網打盡北京城裡的革命者。當時有人把這一消息通知了張挹蘭，建議她暫時離開北京，但卻被她拒絕。
1927年4月6日清晨，張挹蘭被捕，被押到警察廳拘押。她在這裡遭受了多次審訊，但沒有向敵人吐露半點機密。
4月28日，張作霖的"特別法庭"僅用了半天時間，便判決李大釗、張挹蘭等20人的死刑。李大釗、張挹蘭隨後被押到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被秘密處以絞刑。
敵人把李大釗視為「罪魁禍首」，第一個把他送上了絞刑架。為了延長他的痛苦，劊子手們對李大釗實行了異常殘酷的「三絞處決法」。敵人把李大釗絞昏後又放下來，勸他「悔過」。李大釗說：「你們把我絞死，我的靈魂不死，革命不死！」
敵人又第二次把他絞了上去，然後又把他放下，又勸他「悔過」。李大釗慢慢地睜開眼睛，冷笑一聲說：「力求速辦！」
敵人的妄想完全破滅了，第三次把李大釗絞了上去。李大釗就這樣為革命獻出了三十九歲的寶貴生命。
張挹蘭是20 位殉難者中唯一的女性，也是最後受刑的一個。在敵人長達 3 個多小時的絞刑過程中，張挹蘭一直在絞刑架下觀刑，但她卻毫無懼色，視死如歸。當敵人最後一個喊到張挹蘭的名字時，她踏著夕陽，義無反顧地微笑著走上絞刑台，衝著敵人怒喊道：「行刑吧！」
敵人在執行絞刑之前，拍攝了一些照片。從照片上，我們可以看到張挹蘭穿得特別整潔、乾淨，頭髮梳得也很齊整，她的姿態安詳，眼神堅定剛毅，充滿了對敵人的仇恨和蔑視。在目送自己的戰友們一個個倒在敵人的刑具下之後，劊子手最後叫響了她的名字。她面不改色，挺胸昂首地走向絞刑架，從容就義。
在敵人的行刑報告上，我們看到了二十位英烈就義時的情景：「行刑既畢，屍身20具並列於絞台之側，男屍19具，女屍1具即張挹蘭也，面皆俯向下，皮膚慘白，頸或有紅痕者，頭髮無不蓬亂，衣多布衣，履多布履，一望固知其為寒士也」。
烈士們犧牲後，張挹蘭的戰友褚松雪寫了 一篇《哭張挹蘭》的文章，刊登在報紙上。文章說：「 革命是準備著犧牲的。許多同志悲憤李守常先生之被慘殺，因而更增加其革命的勇氣。挹蘭的死，至少也可以引起婦女界的憤慨而緊張其革命工作的。對象越深刻，刺激力也越大。歷史告訴我們：革命黨人是殺不完的，而且只有越殺越多的！挹蘭真正用生命實踐了曾經的豪言：「為女子爭得一個真正的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