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雅的封面，外框雙線環飾，內框圍起斜向交叉網格，網格交點綴以似圓實方的結點，這就是很多人記憶深刻的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在愛好者中還有一個暱稱：「網格本」。
「網格本」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出版，直到本世紀初，仍有新書推出，整套叢書的規模達到145本之多。
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根據「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譯本、一流的譯者」的原則進行翻譯和出版工作。196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成立，是中國外國文學的最高研究機構。1978年，「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更名為「外國文學名著叢書」，至2000年完成。這是新中國第一套系統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大型叢書，是外國文學名著翻譯的奠基性工程，其作品之多、質量之精、跨度之大，至今仍是中國外國文學出版史上之最，體現了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界、翻譯界和出版界的最高水平。
今年三月份，我們邀請我社老編輯、曾深度參與過「網格本」編輯工作的張福生先生，分享了「網格本」的很多幕後故事，今日分享給諸君。文末附有高清視頻回放。
主題：我所了解的「網格本」——張福生編審談「外國文學名著叢書」
時間：2020年3月22日14：30
主講：張福生（人民文學出版社資深俄語編輯、編審）
歐陽幍（主持人、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室主任）：親愛的讀者朋友們，大家下午好，歡迎大家來到朝內 166文學公益講座。朝內166文學公益講座已經辦了幾年，今天可以說是兩個「第一次」：
首先，朝內166文學公益講座第一次在線上進行直播。以前都是在我們的會議室或者是書店，今天完全是線上直播。
第二，朝內166文學公益講座第一次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個編輯部的辦公室里，現在我們在朝內大街166號405號房間，外國文學編輯部張福生老師的辦公桌前，給大家進行線上直播。
張老師已經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43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編輯。這些年來他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參與了很多重要的圖書編輯工作，比如說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外國文藝理論叢書等。還有一些重要的文集，比如《高爾基文集》《肖洛霍夫文集》《契訶夫文集》《屠格涅夫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選集》《安徒生文集》《斯特林堡文集》《易卜生文集》等。
張老師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室的一位資深編審，他編了很多好書，歡迎張老師給我們做講座。今天他主要給我們講人民文學出版社一套重要的叢書，也就是「網格本」（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的一些故事。另外，張老師也會給我們講一些他和翻譯家以及與人文社的一些前輩編輯家們共同工作的故事。下面把時間交給張老師，請張老師給我們講一講「網格本」的故事。
張福生：先說幾句題外話。一進這間辦公室，我就有一種特殊的感覺。我在這個辦公室坐了三十多年，今天在這裡做節目，非常高興。這個辦公室很有歷史。1958年這座樓蓋起來之後，人民文學出版從對面東四頭條文化部院裡搬過來，蘇聯東歐組就在（我們現在）這個辦公室，還有對面的一間，許多著名的翻譯家都來過這間辦公室。現在的一些柜子、椅子，還都是當時的老物件，有的後面還釘著鐵牌兒，是文化部的。文學出版社成立的時候，從文化部並過來許多辦公用具，還有一些圖書。
旁邊這個柜子是許磊然先生用過的，還下過幹校，這把椅子是拉美文學編輯王壽彭先生的。我當時就睡在辦公室，用這幾把椅子拼張床，躺在上面，是很舒服的。這是題外話。
1995年，張福生向蕭乾送《易卜生全集》並與文潔若合影
歐陽主任告訴我，三套叢書中的一種，也叫「網格本」，現在很受讀者歡迎，這是人文社外文部幾代編輯的勞動成果，這麼多年過去了，還能印，我們參與過這項工作的編輯自然感到很光榮。
這套「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現在大家俗稱「網格本」，這種稱呼還是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徐樂先生告訴我的，他說現在許多讀者在收藏這套書，有的已收藏一百多種了，我很吃驚。我只知道葉水夫和許磊然家裡收集得比較齊全，因為水夫先生是「網格本」「文革」後編委會的召集人，許磊然先生是文學出版社的老前輩，更是編輯「網格本」的主將。再有他們和上海譯文社的包文棣、孫家晉是老朋友，譯文社出版的每一本「網格本」都寄給他們。前年整理蔣路先生的藏書時，發現他的「網格本」也就五六十種。蔣路先生是文學社「網格本」的總負責人。現在竟有讀者快收藏全了，真是不得了。收藏書是很上癮的一件樂事。
1989年，人文社翻譯家孫繩武（右二）、許磊然（右五）、蔣路（右六）、盧永福（右三）、陳斯庸（右一）應邀訪問蘇聯。左一為包文棣，曾任上海譯文出版社總編輯。
下面言歸正傳，說說「網格本」。「網格本」受到廣大讀者喜歡，我想無非有兩個原因，一是它的 譯文質量有保證，二是它的 選題精良。
先說選題。北京青年報的編輯記者尚曉嵐曾問過我，這套叢書的選題是怎麼制定出來的，也就是為什麼選這些作品。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這涉及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的基本宗旨和傳統。
入選新「網格本」的作家：塞萬提斯、雪萊、雨果、普希金、歌德、泰戈爾等
我們有時候說，北大、清華之所以是名校，是因為他們具有一批著名的教授。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立之初，社長 馮雪峰從全國各地招攬來了一大批有相當成就的翻譯家、編輯家。其實馮雪峰社長本人就是一位大翻譯家，第二任社長 王任叔（巴人）更是翻譯和出版外國文學的大家。再看看他們挑選的手下幹將，副總編輯 蔣天佐、 樓適夷，再下面 鄭效洵、 孫繩武、 趙少侯、 蔣路、 綠原等等，能數出幾十位這樣的一流的專家學者型的翻譯家、編輯出版家。我們常說，人民文學出版社是真正的專家學者治社，也正是擁有了這樣一批全國頂級的人才，決定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出版工作的高度和遠見，其表現之一就是文學社從五十年代創建之初就花費了大力氣制定出了全面、系統和科學的長遠規劃。
張福生先生展示《世界文學名著介紹選題計劃》
我這裡有個材料《世界文學名著介紹選題計劃》，是1954年8月第一次修訂稿，我辦公室的老同志趙蔚青先生參與過這個計劃的制定，他曾詳細地告訴過我。老趙的名字可能大家不熟悉，但他編的一些東歐文學名著相信大家讀過，比如匈牙利作家約卡伊·莫爾的《金人》，包括莫爾的選集，都是他編輯出版的，他是1951年來社裡的，1983年退休，臨退休時，他給了我一大箱子的編餘材料，現在都成了「寶貝」。
其中有一份材料比較珍貴，是五十年代初制定外國文學出版計劃時向全國各位專家徵求意見的綜合記錄，可惜只是北歐、東歐部分。老趙當時對我解釋說：文學社的這些編輯專家先擬定了選題計劃初稿，然後分寄給全國各地的外國文學翻譯出版大家，向他們徵求意見，這幾頁表格記錄了他們回饋的意見，我這裡念幾位名字，有些是讀者比較熟悉的： 孫大雨、 馮至、 許寶騤、 施蟄存、 潘家洵、 李霽野、 朱光潛、 穆木天、 范存忠、 傅雷、 巴金、 葉君健、 孫用、 楊憲益、 金燦然等。據一位朋友說，周啟明，就是 周作人，他的日記里也記述了收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寄來的1954年外國文學出版計劃，讓他提意見。這是可能的，因為當時周啟明是文學社的編外譯者。文學社的編外譯者除了周作人，還有 錢稻孫、 任起莘、 徐公肅和 張友松。
總之，文學社建設之初就制定了一個全面、長遠的外國文學出版計劃。到了1958年，在這個基礎上，文學社又制定了一個更龐大的計劃《五年出版規劃草案》（1958-1962）。據說，這個大厚本網上有賣的，居然成了拍賣品。
我也有一本，上面還有外文部的第一任老秘書 王奎榮的簽名。這個計劃太過龐大，至今相當一部分都未動工，蘇東組的老同志王家驤告訴過我，這個計劃是在第二任社長王任叔親自主持下完成的，當時全國都在大躍進，編輯自然也不例外。各個語種的編輯各負其責，分頭翻閱各國文學史，查資料，經常奮戰到深夜，有時大家就睡在辦公室，社領導也不是每天回家，有問題大家隨時可以一起討論解決。
1958年9月編制完成《五年出版規劃草案（1958-1962）》，為後來的「網格本」打下了基礎
1958年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指示中科院文學所（後來的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編選「三套叢書」，其中一套「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就是我們現在的「網格本」。1964年，中國社科院外文所成立，接管了這套叢書的工作。起初由外文所牽頭，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編輯出版，我社的副總編輯樓適夷、鄭效洵和孫繩武都是編委會成員，參與了創建之初的全部過程。後來上海方面也參與進來，就是現在的上海譯文出版社。
張福生與樓適夷（右）合影
1961年7月，經過兩年的工作，編委會才確定了「網格本」編選計劃，共120種，還列了8種備選作品，我手裡現在拿的就是當時外文所印製的計劃，上面還有「內部材料，請勿外傳」的字樣。
張福生展示社科院外文所制定的120種的編選計劃
編委會名單 （以姓氏筆畫為序）
1958—1966
卞之琳 戈寶權 葉水夫 包文棣 馮至 田德望 朱光潛 孫家晉 孫繩武 陳占元 楊季康 楊周翰 楊憲益 李健吾 羅大岡 金克木 鄭效洵 季羨林 聞家駟 錢學熙 錢鍾書 樓適夷 蒯斯曛 蔡儀
1978—2001
卞之琳 巴金 戈寶權 葉水夫 包文棣 盧永福 馮至 田德望 葉麟鎏 朱光潛 朱虹 孫家晉 孫繩武 陳占元 張羽 陳冰夷 楊季康 楊周翰 楊憲益 李健吾 陳燊 羅大岡 金克木 鄭效洵 季羨林 姚見 駱兆添 聞家駟 趙家璧 秦順新 錢鍾書 綠原 蔣路 董衡巽 樓適夷 蒯斯曛 蔡儀
2019—
王煥生 劉文飛 任吉生 劉建 許金龍 李永平 陳眾議 肖麗媛 吳岳添 陸建德 趙白生 高興 秦順新 聶震寧 臧永清
「文革」後於1978年，「網格本」在三套叢書編委會重新開始工作後，編選工作又重新上馬。從1978年、1979年、1980年的簡報等資料看，編委會除了保留了「文革」前的人馬，還增加了我社的一些老編輯：蔣路、綠原、盧永福、秦順新，而且還增設了一個工作組，由外文所所長葉水夫先生負責。經過幾年的工作，最終確定了「網格本」的200種選題。
張福生展示200種選題的定稿
張福生展示「文革」後編委會第一次開會時的合影
從現在的選目看，無論是「文革」前的120種，還是「文革」後的200種，都在我社1958年制定的「五年計劃」中，沒有一本超出它的範圍。聽老同志講，許多選題几上幾下，反反覆復，有時爭得很厲害，許多時間花在選擇某一位作家的哪部作品上。再有，在選定作品的同時，也要將譯者定下來，自然是全國篩選，當時有個規定， 譯者需要二位編委推薦，大家認可，最後才能確定下來。這很關鍵，甚至可以說決定著作品翻譯的成敗。依照的原則主要是從作品出發，也就是根據作品的風格和藝術特點，挑選與其譯風相近，對此作家有所研究，並具中外文駕馭能力的譯者。 如此嚴格的挑選，無疑為後來的編輯工作和保證譯文質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翻譯家照片牆
當然，這種在全國範圍內，像導演挑選演員似的篩選譯者的方法現在是很難做到的了，許多出版社都是「就近」、「就親」，誰有時間就請誰譯。
蔣路先生曾對我講過，中宣部對「三套叢書」一直非常關心，周揚同志曾傳過話，如果選中的譯者政治上有問題，中宣部可以出面解決。當時選擇譯者還有個首要的政治條件，周揚同志的這句話等於是為「三套叢書」的工作開了「綠燈」。
那時中宣部與「三套叢書」編委會的工作關係是相當密切的，有了問題及時彙報，也能得到及時解決，重要的會議周揚、林默涵經常參加。編委們在一起工作也非常愉快，儘管大家都是來自不同的單位，但他們都是老相識，老朋友，有的解放前就熟悉。我查了一下，編委中，除了個別的一二位，大都是我社的譯者。外文所的戈寶權，葉水夫、陳冰夷，還有上海的包文棣，與我社的孫繩武、蔣路、許磊然都是解放前上海時代出版社的同事，蒯斯曛、孫家晉曾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的社長、副總編輯。再就是外文所、北京大學的這些專家都與文學社的編輯有著千條萬緒的關係。當時外文所所長馮至先生曾是我社外編室負責人。所以大家開起會來無拘無束，可以暢所欲言，爭論起問題來也無所顧忌。這對優化確定選題無疑是大有好處的，當時容易引起不同意見的，基本集中在所選作家的哪一部作品上，比如俄蘇部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選他的哪部作品，由於當時的政治氣氛，一直存有不同的看法。
主持人：剛才張福生老師條分縷析地給大家介紹了網絡本這套叢書的淵源，尤其是「網格本」的選題，確實經過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包括全國外國文學專家共同的努力，精挑細選出來的這麼一套非常過硬的書目。下面請張老師給我們介紹一下，這套書的選題非常重要，但是它的編輯也同樣重要，請張老師給我們講講前輩編輯家的一些故事。
張福生：相對制定選題計劃，編輯出版比較辛苦，首先是制定編輯體例。每套叢書，每套文集選集，都有各自一套編輯體例。這項工作是非常複雜且十分重要。我這裡保存了當時「三套叢書」的就有七頁，包括書籍、封面、目次、譯本序、正文等內容的字體格式等。這個討論稿改動很多，顯然經過了反覆討論，最終確定下來後，再發給每位「網格本」編輯照章執行，包括上海譯文社。
「網格本」的譯者大都是所譯作家的研究專家，更是翻譯大家。編輯審讀這種書稿自然會學到許多東西，但同樣要嚴格按照「三審制」執行。責編要根據原文審讀，寫出審稿意見，在經複審，終審。問題較多，或比較複雜的還要送社科院編委員會，經有關專家傳閱，最後拿出一致意見，退譯者修改。
我這裡有一份綠原先生編輯朱光潛先生譯《拉奧孔》的材料。雖然它是「外國文藝理論叢書」一種，不屬於「網格本」，但這兩套叢書當時的發稿程序和處理過程是一樣的，反映了人民文學出版社與社科院外文所「三套叢書」編委會的工作關係。
張福生展示綠原先生編輯朱光潛先生譯《拉奧孔》的材料
第一份材料是作為編委會召集人戈寶權先生寫給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也是編委會成員的鄭效洵先生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朱光潛先生的譯文《拉奧孔》經錢鍾書、蔡儀、馮至等先生審閱，他自己也根據俄譯本審核過部分段落，錢鍾書先生還寫了書面意見。現送交人文社編輯發稿，落款時間是1964年6月25日。
第二份材料是作為責任編輯的綠原先生在審讀完譯稿後寫的四份材料，即審讀意見：關於《拉奧孔》譯文情況及處理意見（3頁），《拉奧孔》譯文商榷意見（16頁），《拉奧孔》譯文補充意見（11頁），《拉奧孔》附錄《萊辛繪尼柯來的信》意見（3頁）。時間是1965年9月11日。
就在這間辦公室，綠原先生看到這幾份他四十年前寫的審稿意見，很是激動。他告訴我，他當時寫完這些材料，交上去之後，就再也沒有見過，並不知道朱光潛先生在上面的批語，更不知道還有戈寶權先生的這封信。1962年他出獄後分配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作為編輯編輯的第一部書稿，就是這部《拉奧孔》。說來也巧，我1977年分配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在校對科工作時，校對的第一部書稿校樣，也是這部《拉奧孔》。
張福生展示一份沒有署名的審稿意見，疑為錢鍾書先生用鋼筆所寫
還有一份審稿意見，沒有時間，也沒有撰寫人的落款簽名，我請綠原先生看這些材料，主要是想讓他根據字跡鑑別這份審稿意見的執筆人。我從寫的內容和筆跡上看，認為是錢鍾書先生所寫。綠原先生對我這個問題並沒在意，眼睛一直盯在他自己寫的那些材料上，但對朱光潛先生批改的字跡，我們倆都是一致認同，顯然這些材料朱先生都是認真看過，朱先生有些地方批了「照改」，有些地方批了「不改」，在第一頁上寫了一句話：「絕大部分照改，有幾條沒改，註明了理由。」
最後一份是作為當時我社歐美組組長水建馥寫的意見，應算作複審意見。時間落款是1966年2月26日。待《拉奧孔》出版與讀者見面，已是「文革」後的1979年8月了。
作為一名後來的編輯，為了學習如何寫審讀報告，我反覆研讀過綠原先生寫的這些審稿意見，深知他為此付出了怎樣的心血。
同時，我也計算了一下， 這樣一部不足二十萬字的書稿，除了譯者朱光潛，責編綠原，前後為此付出勞動的還有馮至、戈寶權、蔡儀、錢鍾書、鄭效洵、孫繩武、水建馥等數位外國文學研究大家，足見「三套叢書」，包括「網格本」的書稿編輯是多麼的認真、嚴肅和辛苦。
「網格本」：外國文學名著叢書
我入編輯這一行時，我的師傅，蔣路先生就告訴過我，看稿子，不認名頭認譯文。蔣路先生是我近三十年的師傅，他做了半生的編輯工作，不僅是「網格本」《怎麼辦？》的譯者，也是文學社「三套叢書」的總工程師，每本都經過他的手，都注有他的心血。
蔣路（蔣路之子蔣艾攝）
記得八十年代初的時候，蔣先生交給我一部譯稿，我見上面有封信，是譯者寫給社長韋君宜的，稱韋老太「小韋」，來頭不小。蔣先生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說按規定對照原文看一萬字，如實寫審稿意見。那部稿子問題很多，退掉了。
還有一件事，編《易卜生文集》的時候，好像是1994年，有一天，挪威使館打電話請我過去一趟。他們告訴我說，有人反映潘家洵先生的譯文有問題，我回來之後，找出潘先生譯的《玩偶之家》，請綠原先生用德文校，請黃愛先生用英文校，我用俄文校，我們三人校完後，一致認為潘先生的譯文是準確的。一般來說，譯文是禁不住多種語言版本勘校的，我給挪威使館寫了報告，證明潘的譯文屬上乘譯作。後來我到挪威訪問時，在奧斯陸大學見到了這位提意見的人。此人叫白沙，台灣人，在奧斯陸大學當教授。後來我還請挪威使館將8卷《易卜生文集》的後4卷譯文稿送到挪威去，請有關專家審定，挪威有些漢文家，稿子退回來時，挪方對譯文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還要給潘家洵先生等譯者樹碑立傳。
「網格本」的封面設計也是一些讀者感興趣的問題。這次來前，我特意請教了美編室已退休的老前輩李吉慶先生。他告訴我，最初是請著名裝幀設計家 曹辛之先生設計，但他的設計樣稿在美編室沒有通過，便請了當時的美編 邵守顏同志設計，於是就有了現在的「網格本」。沒想到，這種樸素無華的簡潔設計，竟得到了讀者如此的喜愛，以致忘記了它原本的名字：外國文學名著叢書。
主持人：謝謝張老師，張老師剛才又給我們講了一下老輩的編輯家們怎樣認認真真、一絲不苟地對待書稿，從這也讓我們學到很多東西，接下來也想問一下張老師，因為張老師也親身參與了「網格本」這套叢書幾種圖書的編輯工作，其中包括《卡勒瓦拉》《契訶夫小說選》《安徒生童話故事選》，我們請張老師講講他在具體編輯這幾本「網格本」圖書的時候和翻譯家們的一些合作交往的故事。
張福生：我參加「網格本」的工作是從八十年代開始的，「文革」以前的這些事全是老同志告訴我的。
圖片來源：孔夫子網
我編的第一本是芬蘭史詩《卡勒瓦拉》，譯者孫用。孫用先生是魯迅研究專家，也是翻譯家，他翻譯過許多東歐的作品，還得過匈牙利政府授予的勳章。孫用先生特別認真，他翻譯的《卡勒瓦拉》原稿用的是600字的大稿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通篇幾乎沒有塗改的地方，兩大厚摞，分裝了幾大本，每本都用厚紙做了封底封面，用線訂成，像我們現在見到的線裝本。
這部稿子是副總編輯孫繩武先生交我的。孫用先生是我社的老編輯，孫繩武先生要我看這部稿子就是讓我向老前輩學習，我審讀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問題，有些地名，人名、神名與地圖、百科或新華社印發的北歐各語種的譯音表不很一致，就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孫繩武先生同意我的意見，要我將需要改正的地方夾上小字條，並另抄在紙上，寫封信給孫用先生。那時沒有電腦，改這些人名地名很容易遺漏，孫用先生接到我的信後，將稿子要了回去，他要親自改，其實這個工作我是可以做的，可見他認真的程度。我和孫用先生在食堂見過一面，他個子很高，散發著一種儒雅的氣質，對我這樣的晚輩也十分客氣。記得有感於孫用先生這部書稿抄得十分認真，字也很漂亮工整，而且沒有多少塗改的地方，我建議複審孫繩武先生「保留此稿」，孫老簽了字。當時有孫繩武副總編輯這樣的簽字，總編輯室會存入檔案，但後來我再想看看這部稿子時，卻不見了。
圖片來源：孔夫子網
我編的第二本是汝龍先生譯的《契訶夫小說選》，也是上下兩冊。汝龍先生翻譯契訶夫最早用的是加尼特的英譯本，這次收入「網格本」全部根據俄文本校訂一遍。領導交給我時，並沒有給我規定時間。我們那時一年的工作量是60萬字。
我對契訶夫也很喜歡，由於他的文字淺顯易懂，句子多為短句，也很少用生僻的字詞，我在學校的時候，也譯過幾篇，這次是個很好的學習機會，每一篇都逐字逐句地對照原文看了，收穫很大。我將看後的意見匯總後，寄給了汝龍先生。當然這些意見是經過組長馮南江和蔣路先生閱後確定下來的。幾天後，汝龍先生回了電話，老人家很謙虛，但十分認真，問了幾處我修改意見的出處，問得很詳細，甚至問到出自哪本辭典。記得為此我又寫了幾頁寄給他，好像還從幾本辭典上複印了幾頁。後來我去他家，發現他沒有我用的那幾本辭典。汝龍先生給我的印象是，對待你每一處改動，都會刨根問底，十分「較真兒」。這並不是他不願接受你的意見，而是要弄明白你為什麼要這麼改，根據什麼。發稿後，他還送了我一本簽名的《復活》，表示認可我的工作。聽他的兒子說，汝龍先生不輕易送別人簽名的書。
有一件事令我十分遺憾，汝龍先生用了大半輩子譯契訶夫，我特別希望他自己為這本《契訶夫小說選》寫序。他也非常高興，痛快地答應了，但遲遲交不來，我幾次打電話、寫信催問，最後也沒有寫來，只能請了上海的朱逸森先生寫。汝龍先生去世後，有一次我向汝龍先生的夫人文穎老師抱怨，說為等汝龍先生這篇序，我推遲了半年發稿。文穎老師告訴我，汝龍先生一直在寫這篇序，她幾次在汝龍的紙簍里發現撕碎的序言草稿。我想，汝龍先生翻譯了契訶夫幾乎所有的作品，對契訶夫的研究，在國內是沒有幾個人可比的，此外，聽文穎老師講他早年還和麗尼、巴金一起從事過散文寫作，寫這樣一篇序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但為什麼最終也沒有寫出來，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對契訶夫的認識太過深刻，對自己寫的東西總是不滿意。 就我對他的了解，他不滿意的東西，是不會拿出來的，汝龍先生的「認真」不是我們常人理解的那種一般意義上的認真。
翻譯家汝龍（1916—1991）
前幾年，在重新編輯汝龍先生根據加尼特的英譯本翻譯，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版的二十七本小冊子《契訶夫小說選》時，發現了汝龍先生幾篇論述契訶夫的文章，覺得十分珍貴，便精選出數篇放入第一冊和第二十七冊中，也算是對上述遺憾的一種彌補。
再一個遺憾是無法彌補的，就是汝龍先生逝世時，我沒能參加他的追悼儀式。我當時在蘇聯文學出版社做實習編輯，回來後，我記得很清楚，孫繩武先生叫我到他家，交給我一個信封，裡面有汝龍先生的生平、幾篇文章和一張他晚年的照片，這張照片我至今珍藏著。
圖片來源：孔夫子網
第三本是葉君健先生翻譯的《安徒生童話選》。這本書我社從1955年起，印過4版，這次收入「網格本」，根據領導的要求，認真地審讀一遍。安徒生童話我們這一代人自小就非常熟悉，為了避免無趣，我找來了俄譯本一篇篇對照學習，我發現了一些問題，匯到一張紙上，帶著改稿到他家商榷討教。一開始，葉老很是不屑，認為出版了幾十年的東西不會有問題，於是我便逐條逐句地對他講，見到幾處邏輯性的問題後，老人家開始有了疑惑，口氣也緩和多了，他找來了英譯本，好像發現了問題，又翻出丹麥文本，仔細對照。這套丹麥文版的《安徒生文集》是丹麥女王送給葉老的禮物，很是精美。由於滿屋子鋪滿了書，原本收拾得很乾凈的客廳有點「烏煙瘴氣」，使得一直陪在一旁的葉先生夫人苑茵老師很不高興，埋怨我不該這麼折騰葉老。而葉老卻越來越認真，一會兒看英譯本，一會看丹麥文本，最後他要我留下改稿和記錄問題的字條，等他電話告知再去他家取稿。好像等了很長時間，我再去葉老家取稿時，發現除了我提出來的那些問題葉老注意到了，還有許多地方葉老也做了訂正和修改。
我與葉老，如果從翻譯出版方面講，應該屬於隔代人，中間有五六十年代入行的一代，但只要你提出的問題對提高譯文質量有幫助，他同樣也會欣然接受，並不像傳說的那樣。
葉君健先生
其實，我與葉老八十年代末在東湖賓館開丹麥文學討論會時就相識了。後來我社又編一套北歐文學叢書，他是北歐文學專家，常有些問題請教他，自從這次編稿後，我們的關係又拉近了些。他也常打電話來，問一些出版方面的問題，比如版權、稿費等。進入九十年代，我國加入了伯爾尼公約，有許多問題需要大家共同學習，還有，那幾年新成立了許多出版社，葉老也不熟悉。
葉老對我個人的幫助是很大的，灕江出版社約我翻譯諾貝爾叢書中冰島作家拉克斯奈斯的《薩爾卡·瓦爾卡》，他得知後很高興，約我到他家談這位作家的特點，介紹這位我十分陌生的作家，還特意寫了一篇文章給我，對我翻譯這本書有很大的幫助。前幾萬字我請他從翻譯風格上「把脈」，他提了很好的建議。
這位冰島作家來中國訪問時，是葉老一直陪同他，葉老告訴我，這位作家去了一趟雍和宮，要求再去一次。他對藏文化很著迷，做了許多筆記，都是他極想弄明白的。
葉老和他的老伴苑茵老師去世後，我依然同葉家保持著聯繫。有一天，葉老的二兒子葉念倫打電話叫我去看他新發現的「寶貝」。我去了一看，是一隻大箱子，裡面裝滿了手稿和一些書信，還有當年翻譯毛主席詩詞的原始記錄，記得有朱光潛、錢鍾書、喬冠華等英語大家的試譯原跡，當年作為《中國文學》的主編，葉老主持了毛主席詩詞的英譯翻譯工作，葉老保存了詳盡的原始記錄，是極其珍貴的史料。念倫告訴我，這是他新近裝修房子時發現的，以前從未見過。更為「寶貝」的是箱底一塊用外印廠大張校樣糊成的大牌子，上面寫著：「老國民黨、老洋奴、反動權威葉君健」，名字上還有個大紅叉。顯然，這是葉老挨斗時掛在脖子上的原物。我不禁拿過來掛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讓同來的保民同志給我照張像。念倫見了說：「我爸當年挨斗時，絕不是你這種表情」。
主持人：謝謝張老師又給我們講了非常精彩的他和幾位翻譯家，孫用先生，汝龍先生，葉君健先生，在圖書編輯工作中非常感人的故事，確實是編輯和翻譯家在工作中能成為亦師亦友的非常友好的夥伴關係，讀者朋友如果有什麼問題歡迎大家在後台留言，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非常感謝張福生老師，也感謝各位讀者朋友的耐心傾聽，謝謝大家，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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