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中外文藝理論與文化研究」，摘選自《後現代性與公正遊戲——利奧塔訪談、書信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死掉的文科」一章

轉自：復交北清

文 科 已 死

利奧塔著;談瀛洲譯

一、什麼是文化？

即便教室、助手、學術會議領袖、教授的數量得到增加，即便這一職業得到更好的報酬，我認為在巴黎大學的生活、在大學裡的工作會對我們——學生和教師——提出這樣的問題：什麼是文化？它是如何存在於這裡的？

全身心地占據了學生和教師的巨大秘密需要的不是增加教室數目、縮小學生—教師比率、給教育更好的經濟鼓勵、對學術尊嚴的官方認可。在擁擠不堪、默默無聞、貧困潦倒、無人承認的條件下我們還是會工作。在地下運動中學會閱讀和寫作的戰士們什麼都沒有，甚至沒有「合格的」教師；他們擁有要求理解他們的生命和世界的慾望，不辜負這一慾望的慾望。

文化是傾聽力爭被說出來的東西，文化是給那些沒有發言權但在尋求它的人以發言權。這種發言權不僅僅是話語的；它可以是，並且已經是舞蹈和繪畫、建築和雕塑。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文化是身處根本處境的一種特殊方式：它們是出生、死亡、愛情、工作、生孩子、被實體化、衰老、言談。人們必須出生、死亡，等等，於是一個民族對這些任務、這些召喚，以它對它們的理解，作出了響應。這種理解、這種傾聽，還有賦予它的回聲，是一個民族的存在方式、它對自身的理解、它的凝聚力。文化不是歸屬於根本處境的以習俗、計劃或契約為基礎的意義系統；它是民族的存在。

由於同樣的原因，它不是一種脫離其他活動的活動，只是脫離了它們的「共同見解」的活動。在被西方以「性」和「勞動」的題目分離和忽視的東西裡面，和在一支奏鳴曲或一根圖騰柱裡面，有也應該有同樣多的文化。人們要求增加休息時間，要求免於挨餓，社會對這些要求的回應的特點，或者說對這些籲求置若罔聞的態度——所有這些都是文化。即便在對所有活動共有的意義的確定發展成了分化的反思的時候，控制它的還是老年人（正如我們在某些原始文化里可以看到的那樣），這不是因為他們已不適於做任何其他事情了，不是因為他們被置於社會之外，而是因為作為社會的結果他們身處社會之內，他們已對幾乎所有的文化處境都作出過反應，現在正忙著為最後一種處境作準備。 文化存在於一個民族與世界和與它自身的所有關係之中，存在於它的所有知性和它的所有工作之中，文化就是作為有意義的東西被接受的存在。在文化中不存在工作（它作為一種活動，其生產或消費的目的是在於其自身之外的），也不存在宗教虔誠（它作為一種交託，把賦予生命和死亡以秩序的任務給了他者），甚至不存在被人們作為表現而從事的藝術。類似地，不存在有教養和沒教養的活動。沒有必要通過專門的特殊儀式或莊重禮儀來證明存在著文化，證明它的性質。生活的全部就是這種證明。

二、文化與生活的隔離

我們基本上是與之隔絕的。在我們的社會裡，符號與表意、活動與文化、生活與知性是分離的。對根本處境的反應位於這條分界線的一邊；人們卻在另一邊尋求這些處境的意義和答案。但是這些答案不能成為答案，不能對召喚作出響應，因為這一召喚在別處被尋求，因為意義成了一個問題的對象，而這一問題又成了一種特殊活動（「文化」）的對象。

一方面，沒有意義的活動被根據機器的模式組織起來，這一模式的目的在其自身之外，它並不對這一目的提出疑問。一種機械論的經濟學，其原則是尋求花費和產出之間的最佳關係，被作為標準強加在所有活動之上：生殖現在成了分娩的技術，其目的是以儘可能少的花費，隨意地生育在所有可取的方面都有希望成功的孩子。工作成了工序的執行，服從於時間和標準的命令，這些標準甚至和工作內容無關，並最終是由這樣一條公理決定的（這條公理首先管理著「經理」們），即「經濟」社會是一台機器，並對各種結果和投資來說，都應服從於最佳成本／利潤比率的原則。愛情給一種技術的確立提供了機會，通過這種技術，可以根據同樣的原則來投入情感與性：誘惑與色情，在聽其自便時，尋求在一方對另一方的感情和享受上的最佳回報。在體育實踐中，人們被實體化、被作為一種特殊的情形分離開來，並根據同樣的普遍經濟學用特殊的練習來訓練。娛樂和休息、飲食和居住同樣被機械化了。

所有這些成為機器的活動都擁有指派給它們的機構，這些機構由有資格保證其最佳運作的專家組成。這一機構本身必須服從最佳平衡的原則。於是一個新的機構被建立起來以保證前面一個的運作。這些機器互相疊加起來形成一個等級系統。它們的理由總是到處都有。死亡本身已經成為不過是他人的死亡。

作為對處境的共同注意和對自身的理解的民族被毀滅了。它的特殊存在方式在整齊劃一的機械性組織里被磨得粉碎。社會性和個性也同時屈服了。

另一方面，文化已不再是傾聽日常生活中的根本處境的呼喚和對之作出反應的實踐。文化被從日常生活里移除了，放在特殊活動的一邊，它還能夠聽到什麼，它還能夠對什麼作出響應？在巴黎大學人們不生殖，人們不戀愛，人們沒有肉體，人們既不吃飯也不會死掉，人們不工作（在車間的意義上）。似乎只有頭腦才能贏得進入的權利；但頭腦只是被留在門口的意義、被留在外面的東西的意義。

當頭腦和生活被分離的時候，知識分子是培育頭腦的人，他們在生活本身之外培育生活的意義。但是，正如沒有理解的回答是盲目的，並使它淪落為只在自身尋找理由的技術學，同樣，獻身於一般知性，把它作為職業，卻不能在特殊情形里作出回答的人們也是徒勞的。頭腦只不過是在組成生活的處境和答案里接收到和顯示出的意義。知識分子不能夠執行強加給他們的任務：為頭腦作證。他們所培育的頭腦已經脫離了生活，他們的生活。

但還是讓我們進入文化被培育的地方吧。各種活動一旦被剝奪了它們的共同意義，文化就只能在一種補充的話語之中表面地把它們統一起來。這種話語已經不再是在手勢中，在沉默中，在愛情、勞動的言詞中發言的東西本身了。相反，它是一種已經確立的關於愛情、勞動等等的話語。戀愛中的人沒有一個參加哲學家們的宴會；阿爾西比亞丹斯必須離開。馬克思主義和存在主義的蛻化版本把它們的名字提供給了首要的主題：人類是創造世界和創造他自身的生物。

文化與意義的問題鬥爭著。一種文化活動會收集和保留各種活動遺棄了的意義。但如果在大學之外沒有意義的話，在大學之內也不可能有。現代生活不期望從教授們那裡得到它的理由，不管他們可能有多麼願意提供這種理由。這一文化不反映人們的籲求，例如來自在工廠和辦公室里竭盡了精力的勞動者，來自在宿舍般的郊區房屋的窗戶背後，擁有各種現代設備的婦女在下午兩點左右的孤獨，來自穿黑色皮革衣服靠在塑料貼面的櫃檯上的青年人的破滅幻想，來自老年人，或來自被大人嫌棄的兒童的籲求。沒有理由可以使人類接受像這個樣子的自身，更沒有理由使它喜歡自身。

三、文科的失敗與意義的呼喚

教授們的職務不是對文化的真正問題、對生命的意義作出反應：生活並沒有懇請教授們做通向真理之路的潛在嚮導：在我們的校園之中得到培育的東西，教授們為之耕耘的文化，是由文科和人類科學組成的，這是人性的兩種版本，一種是由「人文學科」提出的，另一種是由「人類學」提供的，這是與當代世界的理解和表達完全不同的東西。

人文學科在文藝復興時期塑造了一個人類的模式。人文學者首先是在形上學、在倫理學、在政治、在美學、在體操之中尋求與一個睿智的世界和諧相處的哲人，與存在之中的理性對話的理性。正是這種智慧賦予了大學裡的講演很平衡的句法。這種智慧還是大學對現代抑鬱作出判斷的嚮導，是抵抗不和諧與暴力侵入大學內部的盾牌。正是在這種智慧的名義之下，真理上的折中主義和觀點上的多元主義被認為是基本的價值觀，還是同一種智慧賦予了教授權威的傳統關係以權威，在這種關係裡面知識從權威的位置上被傳授。

但是因為在這裡培育的教養不是時代的精神，學生要獲得這樣的知識，必須學會忽視實際的情形；對真正的活動，存在著無所不在的限制，他們對自由主義的歡迎的前提，是對這種限制的無知；他們對有秩序的頭腦的呼喚，是對無序現實的認知的取消；他們根據標準的音調說話，是對為言詞的沉寂和聲音的喧囂而準備的耳朵作出無謂的挑戰。從這種學習過程中產生的哲人只能被稱作「學究」，他們只能聽到他們的同類，也只能被他們的同類聽到。如果他們走到大街上，那是為了宣傳他們所教授的價值觀。但自稱是這種自由的捍衛者的大學，如何能夠在工廠、辦公室、兵營、監獄、醫院和建築工地那裡找到回聲呢？這些地方都是被限制騷動的沉默所主宰的。

這麼多的學生沒能得到他們的學位，把這歸罪於他們缺乏財力，或者歸罪於他們能力的退步是沒有意義的。關於他們退學的原因只有如此解釋才說得通：即在人們針對現實問題所發的疑問，與人文學科對這些疑問所提供的答案之間的不符合製造了令人難以忍受的狀況。

但是在文學院失敗之後，現在我們有了一個人類科學學院。通過變成人類學，人文主義難道沒有趕上時代嗎？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已經被賦予權威。如果說新的一代學生在培養古典的教養上面有困難的話，對人性的科學似乎懷有現實主義的喜愛。

文化從反省的變成「向前看」的。大學用語容納了如野蠻人的寶石一般奇異的語彙，新的知識用這種語彙來包圍以前未加表現的現象：心理表演療法、心力內投、測試組、文化適應、轉移。工業勞動、宿舍里的宗教虔誠、青春期危機、神經症和精神病、史前技術和新型技術、發展的各極和親屬結構、電影研究等等，都進入了大學的大門。保守的知識界名流對研究和干預讓步了；巴黎大學似乎再次在這座城市裡站穩了腳跟。通過廣泛採用討論會和研究小組的形式一種新的教學法誕生了。在這種教學法裡面不同輩分學者之間的交流、研究者之間的對話、集體的表達確定了在那裡揭示自身的知識的位置。

文科研究過去所要培養的人是一目了然的，但現在人類學所要培育的人卻是含混不清的。人類科學還有待於人們的系統闡述。但這只能是一種反形上學：歷史科學擺脫了歷史哲學，社會科學把所有主義送進了儲藏室，心理學擺脫了傳統的人本主義的預先假定，文化人類學把希臘—基督教智慧置於恰當的位置，甚至心理分析也懷疑起弗洛伊德的形上學的普遍化推論了。

但是，被社會的專門化機構控制著和拖得筋疲力盡、被剝奪了引起迴響的力量的活動，是否在這種新「文化」里找到了發言權？它們的確在被談論，但這種話語不能使這些活動相對於那些從事它們的人來說變得更有意義，這些活動「對他們再也不多說什麼了」，即便它們的代表者會親自發言（因為訪談也是這些新方法之一）。人類學不能夠成為一種生活的文化，其成分都只服從於技術話語的標準。

人類學對生活的干預沒有賦予後者意義的統一性。把文科研究和現實隔離開來的過時人性模式，當然沒有把它變得盲目。但是，當它在世界上聽到諸如「我們為什麼活著」的問題時，還是感到敵意和無能為力，而這正是文化的問題。人類學分散在生活的各個分區之中，它把這些分區看作研究和干預的特殊領域，並在它作為科學的尊嚴之中為自己的麻木和短視尋找藉口。但在現代實踐中的科學並不認為它應對其對象作出反應：它把自己的對象看作只不過是一樣東西，並根據一種機械的策略對它展開研究，這種策略與在實際社會中對活動的運作是同樣的。因此這種人類的科學，不管它的提倡者的動機有多麼純粹，在為社會機構提供進一步機械化的手段的時候，它註定要加強這些社會機構的權力。工業社會學家或者心理技術學家無須被收買，也能讓心理社會「文化」被吸收進公司領導在工人身上所使用的策略中，就像１９世紀的科學技術發明，對以技術壓迫勞動力的組織來說如此有利，卻沒有必要受到這種壓迫的刺激一樣。只要研究的結果，不管是技術的還是人類學的，是由主宰社會的同一原則促成的就夠了：所有活動的目的是在成本和利潤之間達到最佳平衡。人類學不過是給這一原則的應用帶來了一些新的改進，這條原則就是我們的非文化的原則。

離開了文學的庇護，到人類科學中去尋找避難所，這無疑給學院帶來了一些革新，但代價是再次逃避了文化的任務。除了它自己的專家（教授）以外，巴黎大學會訓練勞動營的思想家，勞動營適合現代機構據以組織生活和思想的模式。技術世界中的那個未經思考的問題，由滅絕集中營首次公開提出的問題——存在的意義是什麼——這是個在所有人耳朵里迴蕩的問題，不管是星期一早晨還是星期六晚上，它揭示了「文明」在所有花里胡哨的工業之中的空虛。我們不應期望研究人類的學究和專家會把這個問題作為並非形上學的焦慮來回答它甚至聽到它，儘管它實際上是唯一嚴重的、至關重要的、日常的問題。

大學話語在對意義、對體現在活動里的價值觀、對社會的重新組構的尋求上面的失敗，不是一個近期的現象——例如，巴黎大學是否聽到或表達了一個世紀之前在巴黎公社期間這種慾望的爆發？

但今天正在發生的是這種慾望——它無處不在，在工人對工作節奏的加快和士兵對命令的抵制之中、在阿維隆礦工「非理性」的固執中、在去年的比利時罷工中、在對全世界的機構試圖用來壓制行動和活動的迴響的機械性組織的普遍化顛覆之中——這種慾望對文化來說是唯一存在的慾望，它不能夠找到詞彙來表達自己。不僅僅是文學作為一種獨立的職業比以往更不能夠用它自己的詞彙來表達這種慾望；政治就其本身來說是如此地小心謹慎，以至於沒有一個那樣的政治組織在現代世界裡的任何一處存在，它的發言和姿態能使這一慾望得到回應。

發言活動本身服從於機械模式。發言已不再是說出要求被述說的東西（詩）的活動了。它是對現在被稱作「聽眾」的人實施的一次操作，以便讓他們做和說符合控制他們活動的機構的計劃（策略）的任何事情。發言不過是操作的工具，不管這些操作是工作（指令）、消費（廣告），還是投票（宣傳）。這樣，意義和發言的同一性被克服了。語言的意義也位於別處，在約束之中，在烏有之鄉。

文化的慾望是結束外在於活動的意義的流放的慾望。同時它又是結束與其意義疏遠了的活動的流放的慾望。它的工具不可能是大學，大學正存在於這種流放之中，並且是它的產物。發言也不可能獨自成為它的工具。我們必須尋找這種慾望早已沉默地存在於其中的行動；在這些行動中我們必須聽到意義的呼喚，這種呼喚和操作的世界無關，但它還是全然當代的；我們必須付出越過（破壞）扼殺這種呼喚的機構的代價，使它響徹雲霄；我們必須找到使它響徹雲霄的方式、機會和手段。這就是認真對待文化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