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見｜|韓子滿：輕視研究對象——當前國內翻譯研究的一大癥結

本文來源：《當代外語研究》2017年第5期

轉自：翻譯學研究

摘要：研究對象的重要性被國內翻譯學界嚴重忽視，許多翻譯現象無人研究或是研究不夠深入，反思翻譯研究時也很少注意研究對象的貧乏。相比之下，西方同行對研究對象要重視得多，研究熱點分布廣泛，學術期刊的專刊關注眾多非傳統話題，重要學者也紛紛關注非文學翻譯。對理論創新的迷戀、對研究方法的過度關注和對文學翻譯的過度崇拜，是輕視研究對象的深層原因。輕視研究對象會阻礙新翻譯理論的形成，限制翻譯研究及翻譯學科的影響力，使我們喪失對一些翻譯現象的解釋權。為了克服這些問題，我們需要糾正錯誤認識，摒棄惟文學翻譯獨尊的思想，學習西方同行，不斷擴展研究對象。

作者簡介：韓子滿，鄭州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現代翻譯理論、翻譯與武裝衝突等。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

1. 引言

近年來國內翻譯研究有兩個現象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各種「轉向」不斷，翻譯研究的理論參照和研究視野似乎發生了較大的改變。僅從2008年到2014年底，國內學術期刊上發表的翻譯研究類學術論文，就有近300篇以「轉向」為題，提出了至少13種「轉向」；二是「重新定義」風起，翻譯及翻譯行業的新形態終於引起學者們的重視。一些重量級學者紛紛著文，對翻譯的新變化給予了較為系統的闡釋，在翻譯界產生了比較大的反響。有學者就注意到，與以往相比，如今的「翻譯」在翻譯方向、翻譯的內容和主要對象、翻譯的方式、翻譯的手段和翻譯隊伍等方面都發生了的顯著變化。

乍看上去，翻譯研究似乎一派繁榮。「轉向」表明理論研究很活躍，似乎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重新定義」則說明研究對象的新變化已經為研究者所關注。二者的合力理應催生有影響的新理論，帶動中國翻譯研究的整體躍升。但平心而論，現實與此還有明顯距離。所謂的「轉向」並不反映翻譯研究的現狀，自身存在許多問題（韓子滿 2015），翻譯的新變化多數也沒有進入這些「轉向」的視野。在各種轉向中，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的轉換居多，代表新翻譯現象的太少。況且，翻譯的新變化早已開始，至少進入新世紀以後就已蔚為大觀，主流翻譯學者近兩年才開始關注，恰恰說明我們的研究嚴重滯後於翻譯現實。由此看來，這兩股熱流恰恰反映了我國翻譯研究當前的一大癥結，那就是輕視研究對象，研究對象不夠豐富。一些學者們還沒有認識到研究對象的重要意義，特別是當前拓展研究對象的必要性。這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翻譯研究向前發展的一大障礙。

2. 國內對研究對象的輕視

客觀地說，我國學者對於翻譯研究的對象一度還是比較重視的。20世紀90年代多位學者提出的翻譯學構想，涵蓋面非常寬，都把與翻譯相關的幾乎所有因素考慮了進來，其包容性絲毫不輸於霍姆斯提出的翻譯學研究體系。而且，霍姆斯提出的翻譯學研究體系也為我國學者廣泛接受。也就是說，對於翻譯研究的對象應該有哪些，國內翻譯界的認識並沒有偏差。

但具體到實際的研究中，學者們的設想卻很少真正落實，許多研究課題至今還是空白，或者只有極為初步的研究，影響有限。總體來看，國內翻譯研究雖然成果不斷湧現，但研究對象過於集中，對翻譯行業關注不夠，對翻譯新變化缺乏及時的關照，盲目跟風現象嚴重，一有什麼課題就一擁而上，不是人云亦云，就是炒冷飯。因此，儘管有學者樂觀地認為，「縱觀當今中國的翻譯研究，幾乎已經看不到死角」，我們認為國內翻譯研究的盲點或弱項還是非常明顯的，最明顯的表現就是輕視研究對象。

首先，許多翻譯現象無人研究，翻譯研究出現了一些空白點。朱志瑜在評介一本英文翻譯論文集時發現，「文集中涉及很多在中國不多見的選題（有些題目在中國根本沒有）和研究方法」。英文原書出版於1998年，朱先生的評介發表於2007年。時間過了將近十年，朱先生仍然有這種感嘆，說明我們在對象選擇上確實滯後了。即便是十年後的今天，文集中的個別題目國內至今仍然無人研究，比如「翻譯、自傳、雙語」和「科幻小說的『真實』與『虛構』翻譯」這樣的選題。即便不與西方對比，對照我們周圍的翻譯現實也不難發現，許多難以忽視而且極具研究價值的現象都未能進入學者們的視野。仲偉合提到的五大變化，有些就還沒有人研究，或是近兩三年才開始有人研究。比如翻譯方式的一大變化就是「過去往往是譯者個人依靠工具書，單打獨鬥進行。而現在大多數情況下，翻譯則需要團隊進行」。但有關翻譯團隊的研究，目前主要聚焦於翻譯項目管理，特別是翻譯項目經理如何管理翻譯，對於團隊其他成員間的配合，團隊合作的責任與倫理等問題，則尚未有人研究。有些發生在我國的翻譯現象，卻由國外的學者首先研究，且國內至今仍沒有深入的研究，比如影視作品中的日軍翻譯官形象，翻譯界一直就沒有人研究，筆者所見第一篇與此相關的論文是日本學者對電影《鬼子來了》中翻譯官形象的研究。

其次，對很多翻譯現象的研究不深入。朱志瑜先生當年注意到，他所評介的那本論文集有五個主題，這「五個主題的研究在中國都不甚發達」。十年過去了，情況有所改觀，比如國內現在「機器輔助翻譯」的研究就非常活躍，在某些方面已經走到了世界前列。但在有的方面，我們與西方同行比仍有差距。比如對於有些口譯形式，如社區口譯的研究，我們就還剛起步。再比如有關翻譯方向的探討。儘管隨著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漢譯外研究已經普遍受到關注，一些文章和著作已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但對於譯出母語的正當性這一問題，我們卻缺乏深入的研究。在有關中國文學外譯應該由誰來承擔這一問題上，有不少學者認為以漢語為母語的譯者完全可以勝任，但論述都比較簡略，尚未出現專門的著作。給出的理由也比較簡單，無非漢語為母語的譯者理解更準確，懂漢語的海外漢學家人數太少等，未能對譯出漢語的根本理據加以深入的探索。相比之下，西方兩位學者的相關著作研究就要深入得多。

再者，有關翻譯研究現狀的討論很少提及研究對象。相比其他學科，我國翻譯研究的一大優點是自我反省意識強，經常自我反思，有時還形成規模可觀的學術爭論。從20世紀90年代起，大的學術爭論至少就有翻譯學建設之爭、理論與實踐關係之爭、中國特色翻譯學之爭等。其中翻譯學建設之爭雖然提到了翻譯研究的對象，也就是翻譯學的範圍，但重點卻是翻譯學有無可能的問題，並沒有人深入思考過研究對象的重要作用；理論與實踐關係之爭也提到了研究對象，但主要集中於理論性的思考，有關研究對象的思考也不深入；對研究對象比較重視的是中國特色翻譯學之爭。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的翻譯研究關注中國的翻譯實踐，特別是漢語與外語之間的互譯實踐，與西方學者所研究的翻譯實踐有所不同，因而應該有中國特色。但中國學者研究的本來就是中國的翻譯實踐，很少有人研究他國的翻譯實踐，因此這種觀點只是對事實的簡單陳述，並沒有分析研究對象的意義，特別是擴展研究對象的意義。除了這幾次爭論之外，有關翻譯研究的反思多數集中於理論深度和研究方法上，研究視野和研究對象的問題很少有人關注。

此外，科研項目的立項也反映出翻譯學者們對研究對象的輕視。張威統計了2000年到2013年國家社科基金翻譯研究類項目的立項情況，發現「文學」依然是出現頻率最高的「熱點詞」（張威 2015）。在非文學翻譯蓬勃發展，應用翻譯教學普遍推開的今天，以高校教師為主的項目申請者竟依然執著於純理論問題和文學翻譯問題，一方面說明他們的鑽研精神強，但也反映出他們尚未認識到拓展研究對象的重大意義。

3. 西方對研究對象的重視

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對研究對象要重視得多，總體而言更關注翻譯現實，研究對象更加多元，對翻譯及翻譯行業的變化關注更及時。當然，簡單地把國內和西方的翻譯研究進行比較對比並不公平，也不完全科學。畢竟西方是一個非常籠統的概念，涵蓋的並不是某一個國家。但如果僅僅作為一種參照，本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態度，拋棄盲目崇拜的心理，來考察西方翻譯研究長處與不足，以此來客觀地評價國內的翻譯研究，這種對比又有其可取和可行之處，況且我國從事翻譯研究的人數可能並不少於整個西方。

大致來說，西方翻譯學者對研究對象的重視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看出來。

一是研究熱點的分布。國內有學者利用CiteSpace軟體，結合西方主流翻譯學期刊，對西方翻譯研究的情況進行了總結分析。馮佳和王克非結合12種期刊，梳理近20年來西方翻譯研究的情況。發現了一些研究熱點，其中許多都是我國學者較少研究的，特別是視聽翻譯和聲音描述等。李紅滿結合六種期刊，對2008年至2012年間西方翻譯研究的作了分析，發現研究熱點主要是倫理、身份認同、質量、全球化和法庭口譯等，這些話題在國內雖然都有人在研究，但似乎都還沒有形成熱點。此外，馮佳和王克非（2014）還發現，在引證頻次最高的著作中，《翻譯與衝突》（Baker 2006）位列其中，李紅滿（2014）也發現，一篇有關戰爭衝突與翻譯倫理的文章,在翻譯倫理研究的論文中，也是一篇高引論文。可見戰爭與翻譯在西方也已成為研究熱點。相比之下，這一話題國內學者關注得還比較少。我國近代以來經歷的多次戰爭中，都牽涉到翻譯，但這一問題卻遲遲沒有進入翻譯學者的視野。比如，有關抗戰時期的翻譯問題，最早的博士論文雖然由中國人完成，卻是在英國的大學裡完成的（Guo 2009），體現的應該是西方同行的研究視野。

二是學術期刊和專著討論的話題。相對而言，英語翻譯學期刊的學術色彩要濃一些，一些有影響的翻譯學雜誌，如The Translator、Target和Perspectives，除了書評外，刊載的都是研究論文，介紹性的、技巧總結性的論文比較少。這些期刊上的研究性論文，覆蓋的話題非常寬，經常會包括一些國內很少有人關注的話題。期刊的專刊最能反映這一點。The Translator每年都至少出版一期專刊，集中討論某一個具體話題。2000年之前，其專刊主要探討一些理論性或是文學性的話題，如「翻譯與少數民族」（1998年）、「回歸倫理」（2000年）等在當時比較新穎的話題。2000年後，該刊的專刊明顯更關注非文學翻譯，如「螢幕翻譯」（2003）、「翻譯與武裝衝突」（2010年）、「食品與翻譯、翻譯與食品」（2015年）等，都是國內翻譯界很少研究的課題。Perspectives近年來也推出了「梨子的故事和聲音描述」（2013年）、「機構中的翻譯」（2014年）等專刊。Target近些年推出的專刊則有「音視頻翻譯」（2016年）、「科技英語二十年」（2015年）等。專著中最能體現重視研究對象的，主要是論文集和一些工具書。論文集是西方翻譯研究的一大亮點，許多新理論和新話題都是由論文集引發的。比如翻譯界公認的「文化轉向」，就是勒費維爾和巴斯內特在合編的一本論文集中提出的（Bassnett & Lefevere 1990:4）。雖然文化轉向在此前已經發生，但由於這本論文集專門提出這一觀點，並通過系列論文加以示範，才引發了一股直到現在都沒有退去熱潮。翻譯研究工具書西方出版得比較多，影響比較大的就有《翻譯研究辭典》、《勞特里奇翻譯百科全書》、《牛津翻譯研究手冊》等十幾本之多。這些工具書中的詞條對翻譯研究的不同話題進行了解釋，其實也就是西方翻譯學者的研究對象。不同工具書中的詞條雖然有所重疊，但總數相當可觀，可見西方翻譯學者研究對象之多。僅以John Benjamins公司2013年出版的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第四卷為例，其中許多詞條直到現在國內翻譯界都沒有重視，如「assumed translation」和「translation zone」等。

三是一些重要學者的研究興趣。許多西方翻譯學者研究興趣都比較廣泛，其研究領域多年來也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化軌跡，總體來說越來越關注翻譯現實，純理論研究和文學翻譯研究有逐漸淡化的趨勢。僅以國內翻譯界比較熟悉幾位學者為例。Mona Baker（1999）早期的研究語言學色彩非常濃厚，In Other Words一書完全按照語言學的思路探討等值問題，之後隨著她開創語料庫翻譯學，對信息技術越來越重視，1999年就撰寫過相關論文，再後來她對翻譯與衝突的研究，特別是2006年發表了《翻譯與衝突》（Baker 2006），更是引領一個新的翻譯研究領域；Susan Bassnett以比較文學研究者的身份進入翻譯研究，早期著作如Translation Studies比較文學的色彩比較濃，對文學翻譯尤為關照，但近年來視野不斷拓展，開始關注非文學翻譯，與人合著的新聞翻譯方面的著作，成了新聞翻譯研究的必讀書目(Bielsa & Bassnett 2011)。還有些學者一直沒有將文學翻譯作為研究重點，但照樣做出了突出的成績，在翻譯研究界享有很高的地位。Anthony Pym以其翻譯歷史研究專著Methods in Translation History最先為國內學者所熟知，主編的The Translator期刊專刊「The Return Ethics」在國內學者中也有相當大的影響。但國內學者可能不了解的是，在主流翻譯學者中，他很早就關注本地化這一國內翻譯界整體上仍然不大重視的課題，所編輯的The Moving Text也已成為本地化研究的經典之作（Pym 2004）。他對翻譯技術也很關注，發表了多篇論文（Pym 2012）。

4. 國內輕視的原因

在中西翻譯學術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國內學者對研究對象的認識，竟然與西方同行有這麼大的差距，令人不得不深思。仔細梳理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翻譯研究發展的歷程不難發現，輕視研究對象有其深層次的原因。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我們對「理論」過於迷戀，過於在意理論的建構和梳理，對於具體應該研究什麼問題，反而不太在意。這種迷戀至少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理論」一直是翻譯界歷次爭論的焦點。翻譯界歷次大討論，論題都離不開「理論」這個中心詞，如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如何看待西方理論、如何看待傳統理論等。有的重大爭論，中心詞雖然不是「理論」，如有關翻譯學以及中國特色翻譯學的爭論，中心詞是「學」，但還是以理論為導向，關注的仍然是理論的體系性等問題，對理論的關注始終要高於研究對象；二是翻譯界整體上存在理論創新的焦慮。在分析國內各種「轉向」說的成因時，筆者曾將「理論創新的焦慮」作為第二個主因（韓子滿 2015）。許多轉向甚至直接以某種理論命名，如「社會學轉向」，其思路就是要借鑑社會學的理論來研究翻譯，研究對象並沒有變化，只不過理論視角變了，而且最終的目的也是理論創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翻譯界理論熱消退，鮮有新理論提出的今天，國內翻譯界卻不斷提出名目不同的「翻譯……學」或「翻譯……學」，如「翻譯思維學」、「翻譯經濟學」、「生態翻譯學」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論和概念，構建了較為宏大的理論體系，有些「學」也提出應關注一些之前不太關注的現象，但其核心無疑還是理論，研究對象的拓展並非其目的。

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有些學者過於在意研究方法，對具體的研究課題反倒有所冷落。近年來翻譯研究界出現兩種傾向。一是特別重視研究的理論深度，對於理論參照、理論框架尤為關注，甚至將其作為衡量翻譯研究質量的首要標準。無論研究什麼問題，都要先找一套理論作為參照或框架，很多時候還是其他學科的理論。這在碩士、博士學位論文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一些院校的論文模板中就明確規定必須有「理論框架」一章。一般的學術論文也未能倖免。黃忠廉早在2003年就批評了三種翻譯研究模式，即「A下的B研究」、「A與B的研究」、「從A看B」，其中A是國外某種翻譯理論，B為翻譯事實（黃忠廉 2003）。到了今天，不光國外的翻譯理論，國內的翻譯理論乃至幾乎任何理論都有可能成為A。其實，有些翻譯研究，特別是應用性研究，把問題分析清楚即可，能夠找出問題的成因，提出解決的辦法，即便沒有理論參照，不提出什麼理論，照樣有其價值。勉強借鑑什麼理論，反倒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並不能使分析更加深入。另一種傾向是特別重視翻譯研究方法論，穆雷（2011）主編的《翻譯研究方法概論》開篇第一章就是「方法論概述」，這本書也受到了學界的普遍好評，但書中對於如何選取研究課題卻著墨不多。這兩種傾向都看到了我國翻譯研究的致命弱點，對於提升我國翻譯研究的學術性確實很有幫助，但冷落研究課題，未能適當強調研究對象的重要性，不能不說是缺憾。

此外，部分學者對文學翻譯過度崇拜，也導致翻譯研究自設樊籬，限制了研究對象的選擇。儘管文學翻譯在翻譯實踐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小，按照字數計算甚至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但在翻譯研究中仍然占據不可撼動的地位，依然是許多學者研究的主要對象。王寧（2016）就注意到，儘管「文學藝術的翻譯僅僅在翻譯的領域內占據極小的一部分比重。……當今主要的翻譯理論都與關於文學藝術翻譯的討論和研究有關」。出現這種現象本來也可以理解，畢竟許多翻譯學者原本就是文學專家出身，都有文學翻譯的經驗。但一些學者過於拔高文學翻譯，卻容易使自己難以看到文學之外的翻譯風景，研究對象必然有很大局限。有一些學者認為，文學翻譯難度大，牽涉問題多，因而最值得研究。孫藝風（2004：138）認為，「……翻譯問題最多、最具挑戰性還是文學翻譯。翻譯理論的主要研究對象應是文學翻譯」。許鈞沒有明確提出應主要關注文學翻譯，但他說，「無論從現實還是發展的角度來看，翻譯研究所關注的重點，顯然不是也不可能是所謂的實用文獻翻譯」（許鈞 2015）。事實是否如此？學界的觀點不可能一致。但可以確定的是，學者們既然這麼說，對於非文學翻譯就不大可能投入太多的精力，就很難像Bassnett等人那樣，關注其他領域的翻譯現象，其研究對象就不會太豐富。

5. 輕視研究對象的危害

儘管有其深層原因，但輕視研究對象的弊端不言自明，對於翻譯研究必然會造成嚴重的危害。

最明顯的危害是這樣會妨礙新理論形成與發展。霍姆斯（2000）在討論翻譯研究的發展時，曾引用過社會學家馬爾凱（Michael Mulkay）的一句話，「科學傾向於通過發現新的無知領域而向前發展」，並簡要描述了從發現新問題到建立新學科的過程。這一過程其實也就是新的理論產生的過程，現代翻譯理論的發展驗證了這一點。西方二戰後產生的有影響的翻譯理論，多數都是研究者改變研究對象，關注新現象的結果。以操縱學派為代表的「翻譯研究」理論之所以會形成，是因為當時的一些研究者來自比較文學，他們不關注文學翻譯中詞句的轉換，而是對原文與譯文間的差異及產生差異的原因感興趣，研究對象是目標語文化，而不是翻譯過程；德國功能派理論，特別是目的論的形成，則要歸功於學者們對翻譯作為商業活動的關注，把翻譯看作是一種行為，放到商業行為整個過程中去考察，所以才有了「翻譯要求」（translation brief)等概念，研究對象擴大到了非文學翻譯，也擴大到了語言轉換之外的交際環節；女權主義翻譯理論的興起，是因為一些學者開始關注女性譯者的地位，關注女權主義文學作品的翻譯情況，關注信奉女權主義思想的譯者如何「婦占」（woman handling）文學文本。國內也是一樣，近些年來我們取得的真正有影響的理論成果，還是在中國文學文化外譯方面，原因就在於我們的研究對象發生了變化，開始大規模關注從母語譯入外語的情況。反過來說，如果不重視研究對象的擴展，仍然局限於文學翻譯這片小天地，仍然死盯著文學翻譯中那些老生常談的話題，就很難形成真正有影響有說服力的新理論。

另外一個危害是限制了翻譯研究乃至翻譯學科的影響力，不利於整個學科社會地位的提高。如果我們的翻譯研究只盯著有限的一些話題，只關注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創新，對身邊如萬花筒般層出不窮的新翻譯現象視而不見，最終一定會與翻譯實踐和翻譯行業脫節，在整個社會中被不斷邊緣化，失去應有的地位。迷戀文學翻譯研究，堅守文學的象牙塔，研究的學術性和深度固然有了保障，但其受眾卻極為有限。從事實用翻譯的人不大可能會關注這樣的翻譯研究，因為離他們的實踐太遠；對翻譯需求旺盛的行業，如新聞行業和法律行業，相關人士也不會關注，因為這樣的翻譯研究無法為他們提供啟發和借鑑。事實上，隨著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不斷下降，文學翻譯的地位也下降了，以文學翻譯為對象的研究自然也很難引起社會的關注。林毅夫在探討經濟學理論時曾提出，「理論的重要性並非由邏輯本身決定，而是取決於它所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姜澎 2015）。既然文學和文學翻譯在許多人眼中已經不再重要，解釋文學和文學翻譯的研究自然也就不再重要。到頭來，甚至連文學界的專家，包括對翻譯感興趣的專家，也不了解翻譯研究，翻譯研究於是成了僅限於翻譯學者之間的話語遊戲。

還有一個危害是，我們將失去對一些翻譯現象的解釋權，危及翻譯研究的學科地位，損害我們在國際譯壇上的話語權。出現了新的翻譯現象，翻譯研究的學者們不關注，其他學科的學者們就有可能關注，從他們的角度對加以研究。他們的研究對於我們認識翻譯可能會有很大幫助，但其研究的落腳點不可能是翻譯。有學者在介紹翻譯跨學科圓桌會議時說道，「由於是翻譯學與邊緣學科的初次深入對話，與會的哲學家和邏輯學家們對上述問題及其所牽涉到的一系列譯學概念提出了很多帶有自身學科理論預設的問題」(田雨 2004）。既然帶有自身學科理論預設，這些問題對翻譯的關注就不可能集中，對翻譯現象的發掘也不會太深入。但由於他們研究在先，最早在受眾中產生影響，容易導致這些受眾對翻譯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甚至對後來翻譯學者的研究不再感興趣。比如，中國文化走出去，翻譯顯然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但相關的一些翻譯現象，翻譯學者沒有及時關注，反而由新聞傳播等領域的學者最早關注。這些學者的研究雖然提到了翻譯，但有關翻譯的論述所占比例卻很小，很容易讓人低估翻譯在中國文化走出去中的作用。比如，早在2007年就有學者研究了我國對外傳播中國家形象構建的問題（段鵬 2007），儘管國家形象的建構肯定離不開翻譯。翻譯界類似的研究直到近兩年才開始出現（鄧斯佳 2015）。同理，對於發生在我國的翻譯現象，如果我們不研究，國外的同行就有可能去研究，率先發聲。前述有關影視作品中日軍翻譯官的研究，就是例子。長此以往，我們在國際上就會失去對這些翻譯現象的解釋權。

6. 如何擴展研究對象

要避免這些危害，確保翻譯研究健康發展，我們別無他途，只能擴展研究對象，儘量關注所有與翻譯相關的現象，這樣才有希望做到沒有死角。

為此，我們首先需要糾正錯誤認識，警惕輕視研究對象的危害，明確研究對象的重要價值。以上列舉的只是最明顯的三種危害，輕視研究對象的弊端絕不止這三點。反過來說，重視研究對象，特別是不斷開拓新的研究話題，則可以為翻譯研究帶來諸多好處。新的研究對象更容易催生新的理論，上面的分析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即便是產生不了新的理論，也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新翻譯現象，或是引發對原有理論的新思考。比如圍繞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翻譯研究，就可促使我們對一直以來奉為圭臬的「譯入母語」認識進行反思，因為大量的譯者都在從事母語到外語的翻譯，而且很成功。關注新的翻譯現象，還可以拉近翻譯研究與翻譯行業的距離，加強翻譯者及其他翻譯行業人士對翻譯研究的親近感，甚至帶動他們加入到翻譯研究的隊伍中來。如果我們對非文學翻譯給予足夠的關注，翻譯研究就有可能引起相關領域專家的關注，在幫助他們提高翻譯認識的同時，擴大翻譯研究的影響力。比如西方翻譯學界近年來對翻譯與衝突的研究就引起了史學界的密切關注。英國一項主要由歷史學家負責的叢書，就廣泛參考了貝克爾等人的著作。

其次要堅決摒棄惟文學翻譯獨尊的心態，積極關注翻譯行業及各種與翻譯相關的社會現實。文學翻譯不是翻譯的全部，翻譯總體來看並不局限於象牙塔之內，翻譯研究自然也必須走出象牙塔。非文學翻譯有沒有研究價值？非文學翻譯研究能否推出有價值的理論？沒有真正投身其中就不應該過早下結論。至少就西方的情況來看，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前文所列舉的西方翻譯學期刊的專刊情況已經說明了這一點。西方學者在法律翻譯、新聞翻譯、翻譯與戰爭方面的研究充分表明，這些專業領域內的翻譯同樣牽涉許多因素，其學術研究價值絲毫不輸於文學翻譯。國內學者在翻譯政策、中醫翻譯方面的研究，也說明了這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原先主要關注文學翻譯的國內學者，把目光投向其他領域後，也取得了不錯的成就，比如近年來一些國內學者在翻譯技術方面的研究。文學翻譯之外的研究話題，來源無非有兩個。一個是翻譯行業，即承擔實際翻譯任務的翻譯公司和政府部門，其中又以翻譯公司為主。通過他們可以了解翻譯在社會中的作用、社會對翻譯的要求、翻譯實踐的方式、翻譯用戶的情況等，其中許多都是前人未關注過的問題，研究起來比文學翻譯研究更容易出成績。另一個來源是社會現實，特別是重大政治經濟事件。這些事件可能本身就牽涉翻譯活動，或是對翻譯有影響。通過研究這些事件，我們對翻譯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Gentzler在回顧20世紀90年代的翻譯研究時發現，舊的理論無法解釋當時的一些現象，包括冷戰的結束、中國的開放等。有人認為，他這麼說實際上是把翻譯研究這一學科的快速發展歸因於「政治和社會變革」。這一時期西方出現的一些翻譯理論，如後殖民翻譯理論、研究翻譯與戰爭的翻譯敘述學等，也確實印證了這一點。

再次是向西方同行學習，借鑑他們的做法。儘管中西翻譯研究是否存在差距，學界仍然存在爭論，但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西方同行的確走到了我們前面。要擴展我們的研究對象，最簡單的做法就是向他們學習，了解他們在研究什麼，然後放眼國內，看一看我國有沒有這些現象。如果有，參照他們的思路加以研究即可。也可以順著他們的思路，把目光投向其他相關的翻譯現象，從而開拓新的研究對象。比如，我們不妨對照前面提到的朱志瑜評介的那本論文集，看一下有哪些話題我國還無人研究，將其作為我們的研究選題。再比如，貝克爾等人在西方掀起了翻譯與戰爭的研究熱潮，我們不妨借鑑其思路，對我國經歷過的一些戰爭的中的翻譯活動加以研究。可喜的是，國內一些年輕學者已經以抗戰和抗美援朝中的翻譯為研究主題，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當然，研究對象的確定也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的做法。西方的一些翻譯現象國內未必存在，或是西方頻頻出現的翻譯現象國內卻比較罕見，反之亦然。換句話說，同一種翻譯現象在國內和西方的社會關聯度不同，其研究價值也有所不同。比如，西方女權主義翻譯學者經常提到的「婦占」式翻譯，即根據女權主義的主張，翻譯文學作品時加以改動的做法，在國內非常罕見。研究者如果機械地想在國內尋找這樣的翻譯現象，會非常困難，研究很難開展下去。我們所說的學習其實是補課，彌補以前我們在翻譯研究對象上的欠帳，只是擴展對象的一種臨時性的手段。當我們對研究對象足夠重視，與翻譯行業聯繫足夠密切，對社會重大現實足夠關注時，就會發現不學習西方我們也可以找到許多有價值的研究對象。

對象的擴展也就是話題的創新，而話題的創新本來就是研究創新的重要方面。西方翻譯界對此一直有比較明確的認識，有學者在編選論文集時，就提出入選論文的三項標準，其中就包括「話題的原創性」。國內翻譯界過度重視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論，反而忽略了這一點。這實際上是學術研究不成熟的表現，是特殊時期急躁心理的體現。對於這種不成熟，我們不能麻木不仁，任其發展，也無須過於緊張，草木皆兵。只要端正認識，虛心學習，走出象牙塔，我們就可以在「轉向」和重新定義中發現翻譯研究更廣闊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