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馬克思政治哲學與西方政治哲學的關係問題研究，尤其要直面如下問題：如何基於《資本論》重釋馬克思與近代政治哲學的差異性？如何基於政治經濟學批判建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為此，本文嘗試從三個維度對馬克思政治哲學與西方政治哲學關係研究進行反思。
重思研究方向
當前，關於馬克思與西方政治哲學家傳承關係的研究日益深入，但對二者間發展關係的研究卻明顯不足。對此，研究者必須直面如下問題：馬克思在何種意義上是近代政治哲學傳統的繼承者？何種意義上又是其超越者？基於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當代研究應該更關注二者之相似性和連續性，還是二者之差異性和變革性？關注二者之同帶給我們什麼，關注二者之異又能給我們開啟什麼？
從思想史詮釋來看，比傳承性或連續性更為重要的是傳承中的發展點或差異性。階段特定性是歷史唯物主義內在歷史性維度的關鍵。正是對歷史的特定性、歷史性的定在的反覆探究，真正彰顯了馬克思思想的歷史深度與複雜性。如果將《資本論》定義為政治哲學思想史的一個階段，那麼更重要的不是近代政治哲學、政治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連續性，而是政治經濟學批判之所以為政治經濟學批判而對於近代政治哲學的差異性。
從《資本論》的闡釋性研究本身來看，闡釋不能停留於從前人或他者角度言說馬克思自身，也不能停留於將前人、他者與馬克思簡單比附，而應該從馬克思自身言說中去發現他者的位置。也就是說，不應僅僅關注《資本論》與近代政治哲學的異中之同，而應更多關注二者的同中之異。研究應該經歷下述三個階段的發展，才能深化。首先，「從自身直接言說他者」即簡單地立足於所謂「基本原理」去單純否定近代政治哲學。其次，「從他者反思地言說自身」即立足於思想史連續統從近代政治哲學去觀察和比附馬克思。最後，「從自身再生產出他者」即立足於《資本論》自身語境，將近代政治哲學從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內在地再生產出來。由此，才能更為具體地把握馬克思與西方政治哲學間的歷史性關聯。
從這種意義上說，研究馬克思與近代政治哲學的關係也應遵循「從後思索法」。也就是說，不是按照自然時間順序先後繼起地、外部並置地理解二者關係，而是從作為當下語境的《資本論》出發，回溯近代政治哲學，發現近代政治哲學的內在矛盾、內在批判趨勢，進而向未來預見展望政治哲學在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的重新奠基與理論升華。由此，《資本論》與近代政治哲學的關係，就打破了「過去—現在—未來」的線性時間詮釋關係，而走向一種立足《資本論》的共時性邏輯關係。只有突破了思想史詮釋的線性模式，才能從詮釋走向理論建構。要言之，關注二者的異中之同，導向的是思想史詮釋；關注二者的同中之異，則導向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科自覺以至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建構。
再探研究內容
研究方向的轉換最終要落實到研究內容的深化上。從上述思想史研究的階段性視角來看，馬克思與西方政治哲學關係研究的關鍵基礎在於如何理解馬克思與近代自然法權傳統的差異性問題。對此，不能如一些現有研究一樣，籠統地用「超越論」來回答，而要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自身的理論自覺與理論無意識等多個層面來具體剖解傳承性與超越性的複雜糾葛。
首先，從理論自覺層面看，馬克思是如何批判近代政治哲學的，他所理解的近代自然法權在何種意義上是自身矛盾的、因而是過渡性的？顯然，這依賴於政治經濟學批判對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矛盾結構的再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深層內在聯繫與淺層外部表現之間、直接生產中的剝削關係與流通分配中的自由平等形式之間存在著客觀的矛盾結構。這種矛盾結構的再生產就產生出內在聯繫與外部表現之間的矛盾形式即剝削性生產關係與簡單流通、「三位一體」表象及其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生產當事人日常意識之間的對立同一性。要言之，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外部表現的意識形態表達，近代自然法權及正義體系與生產方式內在聯繫是相互矛盾的，因而其自身就蘊含著社會內容與觀念形式的矛盾。由此可見，從理論自覺的層面說，作為自然權利的自由平等顯然不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所積極追求的確定性政治價值，而是予以揚棄的中介性、過渡性概念。
其次，從理論自覺層面看，馬克思所積極追求的「自由個性」「自由人聯合體」，是在何種意義上構成對近代自然法權及正義體系的超越？《哥達綱領批判》對「按勞分配」的價值規律屬性和資產階級（市民）局限性的分析，關於平等權利的不平等後果的悖論呈現，其實質在於對近代法權及正義體系的形式性、空洞性與自反性的歷史性批判。在馬克思看來，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平等權利雖然脫離了它的簡單流通基礎，然而仍然保留價值規律的形式特徵。純形式的權利一旦推向極致，就會因為缺乏內在實質目的的引導而走向反面。無論權利如何貫徹落實，總是依賴於並包含著自身的反面。對於共產主義的發展來說，資產階級法權是必經的中介環節，也就是所謂新社會的舊痕跡。初級階段的共產主義仍然帶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形式性規定。由此，作為歷史發展的實質性趨向的自由個性與自由人聯合體，必然以按需分配為基礎。按需分配中的需要，是歷史形成的合理需要、差異性需要，是合乎人的本性的個體性需要，蘊含著自由全面發展之潛能以及這種潛能的再生產。按需分配取代按勞分配，其歷史意義在於，從仍然依賴於他者的、形式化的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向著從自身出發的、實質化的共產主義發達階段躍升。在這一歷史進程中，近代法權及正義體系的歷史性揚棄是重要的節點。
之所以說自然法權是形式性的，是因為法權是對自由的形式規定，而不是對自由的實質規定。也就是說，法權是從什麼束縛中擺脫出來的自由，是否定性的自由，而不能提供自由的肯定性目的即應當去做什麼。而能夠提供「應當」的這種肯定性自由，只能是道德實踐的自律性。然而，道德自律卻束縛於內在性、主觀性而與外部實存抽象對峙，產生出「應當」與「是」的對峙，因而必然被揚棄而納入倫理性總體。倫理性總體的客觀自由揚棄了「應當」與「是」的對立，使已經存在的規範性生活繼續存在，或者說，維持著規範性社會關係的不斷再生產。然而，倫理精神最終證明自身是理念主體的自我認識，從而在永恆自我復歸中走向自我同一性的封閉圓環。因此，只有將倫理自由重構為多重社會關係的自身超越趨勢及其中孕育的差異性能力、複數性需要及個性化自由，才能把握歷史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遞升的開放性。上述從近代自然權利論到康德、黑格爾再到馬克思的邏輯進展表明，規範日益歷史化、規範日趨內化於歷史進程而達成實質化的一種發展趨勢。由此可見，相較於自然法權，自由個性是對人類自由更具實質內容的規定。
最後，從理論不自覺或無意識層面看，馬克思是否預設了某些「超歷史的」價值規範、自然法權或正義原則？當然，如上所述，馬克思有意識地克服經驗事實與價值規範、應有之物與現有之物的對立，探求事物之中的理性。將事實與價值的對峙歷史地理解為現代資本主義境遇的階段性產物，並要求從理論方法上克服之，從歷史上揚棄之。然而，作為歷史內在目的之自由王國、自由個性、最合乎人類本性的活動等，是否蘊含著一種不自覺的超歷史的價值規範？
問題的關鍵在於，在何種意義上理解「超歷史」？這裡的「超歷史」不能看作獨立於歷史進程、歷史特定性的「超驗」，同時，也不能看作構成歷史之邏輯前提的「先驗」。這裡的「超歷史」應當被看作內生於但又不局限於歷史特定階段，在不同歷史階段之間構成演進的內部聯繫與貫穿邏輯，並能夠在思維總體中得到合理抽象和具體再現。換言之，超越特定歷史階段而能夠被合理抽象、具體再現出來的真實的歷史連續性和共同性。自由個性可以理解為這種意義上的「超歷史」目的。從後思索地看，自由個性超越了歷史階段性的局限，實際上是貫通歷史各階段之間的內在聯繫與客觀趨勢，即自由個性首先是趨勢，是規律，而後才是價值，是規範。歷史首先規定著規範，而不是相反。
重建研究目的
關於研究方向與研究內容的反思，最終都導向了研究目的重建。研究馬克思與西方政治哲學關係問題，歸根結底不是為了在馬克思政治哲學與西方政治哲學之間進行比附與嫁接，而是要基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特別是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建構一種面向現實政治實踐的政治哲學。
當代政治哲學建構存在著相互對峙的雙重路向。一是趨於先驗建構的規範主義，無法觸及現實的「事實」層面，與之保持抽象對峙。二是崇尚經驗確證的實證主義，無法觸及現實的「價值」層面，與之保持抽象對峙。這種對峙，經常被理解為各種「張力」。然而，無論是規範主義還是實證主義，都是站在現代性這個凝固不變的「永恆現在」來思考規範與事實的關係，因而只是不斷地自我證明或自我再生產出這個規範與事實的二元對峙。進一步地，也就沒能提出下列關鍵問題：為何現代的社會現實似乎總是包含著事實與價值兩個對峙的層面？為何只有現代哲人才能提出這一問題？
如果從後思索規範與價值的關係問題，就能看到其歷史的短暫性、過渡性。首先，立足於現代性的內在矛盾即規範與事實的分裂，向過去回溯傳統倫理性總體的混沌不分。進而，從過去回望現代社會中規範與事實的二元分離及主體與客體、國家與市民社會、道德與政治等一系列伴生的對峙。而後，從現在向未來預見規範與事實的歷史性揚棄，揭示出歷史本身的內在目的。由此，才能真正把握住現代社會現實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共時性匯聚，真正在古今之間或之上進行思考。
從後思索引導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能夠把握作為歷史的「現實」，而規範主義與實證主義只能拘泥於「價值」或「事實」的非此即彼狀態。因而深入研究和持續推進《資本論》哲學思想，開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政治哲學意蘊，是建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重中之重。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外學界《資本論》研究的最新進展」（18ZDA016）資助成果）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6月27日第1722期 作者：郗戈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