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創新是人類社會用之不竭的動力源泉，關注原始創新就是拾取人類文明得以進步的獨特優勢。理性作為探索自然與現實秩序的指導法則，對其進行辯護與批判，構成了人類社會轉型的基本動力，而以科學形態出現的認知與實踐模式，提升了這種效率，擴大了技術的想像空間。
早期的思辨活動以自發的人類本能所驅動，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求知本性，好奇心無疑是拷問原始創新內生動力的終極答案。深刻的認知好奇心對知識本身的持久需求與得不到滿足的心理快慰，是現代性的必要條件。
基於好奇心，科學文化的自主性得以規範化，進而制度化，作為揭示推動社會進步與文明的客觀事實的一種特權方式而存在。對於基礎研究的重視，一直是科學傳統的內在核心。這一傳統肇端於近代早期培根的《新大西島》，延續到笛卡爾和孔多塞，近期的例子則是萬尼瓦·布希（Vannevar Bush）完成了基於自由的默頓科學論的制度化，對當代科學發展在「無盡的前沿」上仍予以期望。
從培根開始的科學社會契約，形成了「好奇心發現或發明試驗與應用」這樣一條範式分立的、線性發展模式。不過，這種自主性在20世紀遭遇了經濟危機與倫理挑戰。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社會需求已經等不起好奇心驅動可能產生的漫長研發周期。科學自身也需要參與社會資源的爭奪，為縮短科學向社會生產力與市場的轉化周期，熊彼特意義上的技術驅動經濟的創新機制，將重心轉向了培根契約的後半段「發現或發明試驗與應用」。不過，熊彼特的經濟創新邏輯並沒有終結科學文化中的自主性，在技術應用與經濟轉型之間仍然是範式分立的，甚至到產業化科學階段，這種自主性本身不過是被納入了創新變量中，這才開始有了創新文化問題。
不過，好奇心動力的衰減，通常是針對基礎研究（特別是原始創新）作出的「休克治療」。科學與創新意識誕生於西方世界的文化土壤，西方近代文明對推動人類社會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到了19世紀後期，基礎研究的原始創新逐漸衰弱，對當下造成的最顯著危機是：人類社會的基礎理論儲備面臨枯竭。我們曾為之讚嘆的科技成就，其原創性概念多不是發端於當代。20世紀以來的科學發展受制於外部秩序的干預，在貝爾納主義與市場經濟間來回遊走，很少去探尋基於純粹認知本性的原始創新該如何復興。從熊彼特強調的末端創新回到原始創新，是未來全球化可持續發展的新動力。歐美國家已經意識到了自身傳統優勢的重要性，重新進入到原始創新的積累階段。例如，歐盟在2018年出台的「地平線歐洲」計劃，旨在激發自下而上的原創性意識。
從我國科技部在2019年4月發布的《我國R&D經費投入特徵分析》來看，2017年全國的基礎研究經費為975.8億元，只占到R&D經費比重的5.5%；理應作為社會創新主體的企業，全年投入的基礎研究經費僅占0.2%，而用於試驗發展（與生產活動直接相關，不參與知識創造過程）的經費比重則高達96.6%。為節省研發周期與資源，採取直接引入技術及生產線的「短平快」做法，雖然能夠很快獲得一些效益，但沒有去重塑適應本土的創新文化，也就忽略了培育原始創新的意識。建設創新型國家與踐行創新驅動戰略，不能捨棄原始創新所依賴的好奇心認知。對此，從源頭上，我們提出如下建議。
首先，可以推行好奇心的美德教育。需要強調的是，求知慾驅動的好奇心不僅是一種內在的、基因驅動的生物特徵，更是一種文化特性。人人都有求知的本能，揭示真理是一項公民義務，而拋開私心雜念的思辨是一種德行。我國的科普工作與基礎教育在宣揚科學的重要性時，較少涉及如何激發青少年求知的熱情。教科書應更多去啟發學生的懷疑精神，從「為什麼」的因果解釋轉向「是什麼」的本體論思維，是現代人類完善主體性的基本法則。
其次，可以將民生問題作為培植好奇心的突破口。可以看出，經濟問題是創新鏈條上的末端而非根源。利潤增長點具有時效性，只能竭澤而漁，而民生問題則真正契合民眾的認知出發點。因此，新時代的創新觀念應該以教育、就業、健康、安全、脫貧等民生問題為導向，從用於社會治理的新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尋找癥結，再回溯到發現和好奇心，即「顛倒」西方創新的認知邏輯，將好奇心作為現實問題的末端，嵌入公眾的切身利益中。
最後，科研製度安排應圍繞自主性展開。科學文化是創新文化的內核，但我國的科學文化建設往往缺乏基於好奇心認知的自由意識，這也是我國創新文化建設始終不完善的重要原因。科學探索的不確定性、不可逆性、不可預測性等常規特徵愈發表明，「未知的無知」是探索的起點。因此，科學技術創新必然包含著失敗的風險與不可控的試驗周期。這要求建構「包容審慎」的科技政策與社會監督環境，著眼於未來而不是當下，給予科研工作者較為寬鬆的思考時間，以及一定的自主選題和調配經費的自由。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專項課題「新時代中國特色創新文化研究」（18VSJ089）階段性成果）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俞鼎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