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辨別」自然是屠殺的準備步驟，而「辨別」工作則往往逃不開受害者的一部分鄰居的合作。或者出於狹隘民族主義的敵意，或者嫉妒，或者純然是人性惡的一面，有許多人確確實實在他們的鄰居背後推了一把：
對猶太人尤其不幸的是，那些1939-1941年為蘇聯工作的人裡面有一部分占據著引人注目的位置……儘管猶太人在新行政機構中只是少數，相對……卻構成較大部分……民眾開始討論「猶太人接管政權」。
這是出於狹隘民族主義的敵意與偏見，「立陶宛少數民族事務局」頭子Genrikas Zaminas說，蘇聯軍隊對反猶主義產生了致命一擊——言下之意就是，蘇軍是猶太人的靠山，進而，猶太人即是蘇聯「占領」的象徵，猶太人的「特權地位」是反立陶宛的。
一些人得到了槍並加入為祖國而戰的行列中，其他人則破門進入商店、私人住宅和房屋，趁機把一切東西偷走拿走……——《重新恢復立陶宛國家的願景》
當然必須指出，不是所有人都參與了趁火打劫，但事實是，物主已經被搶劫犯指認出賣了（誰會希望搶劫受害者回來呢？）有一個叫阿爾吉爾達·克利馬蒂斯的，拉起來600人的杆子，據德國幫凶施塔勒克吹噓，他們三天裡在維列亞姆博列附近殺了5000人。
除了處於「義憤」和趁火打劫的指認、出賣、迫害以外，更可怕的還有直接的惡意。波羅的海猶太人瑪斯恰·羅爾尼凱特回憶說，占領初期她去學校取回物品都受到了他人（是一個認識她的男孩）的呵斥。
強迫的辨別標誌也是一種措施。
這些措施在占領初期頻繁變動，在猶太人中引起了恐慌，因為他們需要找合適的顏料。
然後就是偽裝的「保護」——隔離區了。諷刺的是，先前的殺戮反而使隔離區成為了暫時的庇護地。猶太家庭反而在這裡暫時「團圓」。不過隨後就是眾所周知的，從隔離區中挑選受害者的過程。猶太人委員會在這其中發揮的作用，也是悲劇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