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傑出的建築師林徽因曾經說過：建築是隨著整個社會發展而發展的。
它和社會的經濟結構、政治制度、思想意識與習俗風尚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經濟的繁榮或衰落，對外戰爭或文化交流，和敵人入侵等都會給當時建築留下痕跡，因此我們不能脫離這一切，孤立地去研究建築本身的發展演化。
所以，當我們踏足姑蘇城，也應該帶著歷史的眼光，來欣賞那些姑蘇建築背後真正的美學。
在20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我國的建築大多採用低強度鋼筋，這種鋼筋的預應力較低，在後來逐漸被淘汰。而在七十年代，有一位建築師，他巧用混凝土，挖掘其受力特徵和視覺表現力，將混凝土的應用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他就是蘇州貝氏走出來的華人巨星建築師——貝聿銘。
貝聿銘（1917年4月26日-2019年5月16日）
貝氏是蘇州的名門望族，這個家族打破了古話「富不過三代」的桎梏靠數代人的共同努力，從明朝開始富裕至今。
1917年，顏料巨商貝潤生以80萬銀元從民政總長李鍾鈺的手中購得了獅子林，花了7年時間整修，自此獅子林名冠姑蘇。貝潤生是貝聿銘的叔祖父，所以，兒時的貝聿銘時常和他的夥伴們在獅子林里嬉戲玩耍。
貝氏全家福（前排左一為貝聿銘）
少年貝聿銘在獅子林
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貽是中國銀行的創始人，不同於其他豪門子弟，貝祖貽在他的金融生涯中從未有過私心，他兩袖清風，從未貪污一分一毫，貝氏家族繁榮昌盛的原由從貝祖貽的作風中也可見一斑。
貝聿銘在蘇州度過了童年，在上海度過了中學時光，畢業後赴美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學習建築，之後貝聿銘正式進入建築行業。1999年蘇州市委市政府邀請貝聿銘設計蘇州博物館新館。
2002年，85歲的貝聿銘親自出馬擔任蘇州博物館新館的設計師，他利用玻璃與混凝土這兩種建築材料，融合中西方的建築特色，通過一種全新的方式詮釋了蘇州的建築。
光是建築的色彩，貝聿銘的建築設計理念是「讓光來做設計」，所以他利用大量幾何形狀的玻璃來建造博物館。大片的玻璃天窗為室內引入大片的日光，突破了中國傳統建築的屋頂採光的局限,使得蘇州博物館更加明亮疏朗，也使博物館中存放的文物更加熠熠生輝。
蘇州博物館的點睛之筆在於其屋面。貝聿銘採用「中國黑」的深灰色花崗石鋪在屋面。這種花崗石的堅固性、平整度都遠遠超出傳統青瓦。
日照下，屋面的花崗石呈現大氣典雅的黑色，若是接觸雨水，花崗石便會變化成深灰色，屋面顏色變淺，整個博物館也多了一份江南水鄉的溫柔雅致。
「中而新，蘇而新」是貝聿銘設計蘇州博物館新館的理念，他做到了，他不僅在蘇博的外形上實現了中西合璧的創新，也在建築材料的運用上實現了創新。2006年蘇州博物館新館正式建成對外開放，成為了蘇州的新地標。
古城內的建築有獨特的風韻，古城外也有別致的風景。
2010年古韻今風的蘇州評彈學校在獨墅湖科教創新區建成並開放，同年，吳江區的開弦弓村也搖身一變成為費孝通江村紀念館。費孝通紀念館的建築設計師是蘇州九城建築設計師、同濟大學建築學院副教授李立。
起初的建築選址在村落邊緣的一塊廢棄之地，李立以敏銳的眼光發掘出了這塊地的價值。
經過李立認真仔細對地形和周邊環境的研究讓費孝通紀念館成為了一座江南古韻與現代氣息相結合的建築，就像蘇州這座城一樣，一半繁華璀璨，一半古色古香。霞光掠過天邊，北風掠過容顏，在歲末的秋天很適合去費孝通紀念館遊覽，領略建築美，感悟費老彌足珍貴的學術成果。
2016年，蘇州的文化新地標——蘇州高新區文體中心開始投運；同年的10月24日，金雞湖畔的「空中園林」——東方之門全面亮燈；2017年，蘇州平江路上的潘祖蔭故居再次修繕，貴潘風華重現姑蘇。
走近平江路，必不可少的是去潘祖蔭故居看一看。被譽為「天下無第二家」的蘇州潘氏是蘇州四大家族之一，其中出過的狀元，探花，翰林，舉人不勝枚舉。
潘祖蔭自幼天賦極高，勤奮刻苦，閱讀習作涉獵百家，後來他身居高位，卻依然勤政為民，體恤百姓，生活中的他廣交良友，熱愛金石圖書。
遠近聞名的探花府也是因潘祖蔭曾經中過探花而得名，經過歷史的沉澱，修繕過的潘宅儼然一副官家富戶的氣派，置身其中，興旺蓬勃的潘氏畫卷在眼前展開，仿佛穿越了時空。
除了具有文化底蘊的建築之外，蘇州逐漸開始興起古典與都市相結合的住宅，融創桃花源，晉合水巷，仁恆棠北……越來越多的園林式、古典式住宅嶄露頭角，這些住宅也先後在國內國外中斬獲了多個大獎，將我國在國際上的建築地位再次提高。
《紅樓夢》中寫道「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
在這座水路並行，河街相鄰的姑蘇城，古典雅致的建築一脈相傳，但是從近代以來，建築行業踴躍出一批又一批開拓創新的卓越的建築師。
如今的蘇州不僅有古時的富貴風流之氣，也有現代的大氣時尚之風，更有兩種風格相融的建築。江南遊何處？當然是姑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