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陶詩的傳播與接受 | 社會科學報

明代

詩學語境中的尊陶與抑陶

明初，遺民在面臨君臣大義與夷夏之辨的衝突時，將忠義作為自己的價值選擇，他們仿效陶淵明「入宋之作，但書甲子」的撰述方式來表達對朱明政權的排斥。如魯貞、吳海、丁鶴年等人，朝廷累征不起，入明以後所作詩歌用干支紀年；不僅如此，他們還以「和陶詩」的形式表達對蒙元的忠誠，他們的和陶詩大多表現出一股豪放之氣、猛烈之志。朱元璋在元末就開始延攬文人，在重道崇理的話語背景之下，明初的詩學出現了重道的傾向，出於對程朱理學的推尊，宋濂、方孝孺等理學名臣在文學上大多闡發文道合一的主張。與此相聯繫的是， 此期論陶多強調陶淵明對古代儒家詩教傳統的繼承，他們大多從儒家積極用世的角度對陶淵明及其詩歌進行讚譽。自楊士奇、楊榮、楊溥主持文壇以後，形成了台閣之風，他們多從陶淵明「得性情之正」的角度對陶詩進行闡釋，推崇其沖淡和平的風格。「三楊」之後，有李東陽為領袖的茶陵派和陳獻章為代表的性氣詩派。陳獻章從涵養性情的角度對陶詩平淡的一面多有吸收，在詩歌風格上也極力模擬陶詩的自然風韻。李東陽身居高位，但努力打破台閣文學獨尊一體的局面，特意拈出「山林氣」的「隱逸恬淡之詩」，與台閣詩相呼應，他標舉陶詩的「質厚近古」（《懷麓堂詩話》），並指出學陶應從韋應物、柳宗元入手，有指示學陶門徑的傾向。在此期陶詩接受方面需要特別提到童冀的和陶詩，他的和陶詩不僅數量多，有前後兩集，達一百多首，將朱元璋高壓政策之下被迫出仕而又欲歸不得的明初文人的遭遇與心緒表露無遺，而且在語言上一任自然，可謂深得陶詩之精髓，在後世和陶詩中別具一格，是此期擬古詩中的佳作。　　

明代中期，文學復古運動此起彼伏，陶詩在此期的接受顯得比較複雜。主盟文壇的前七子領袖何景明提出「詩弱於陶」（《與李空同論詩書》）的詩學命題，他們從師法「正體」的立場出發，將題材與風格都有所突破的陶詩看成「變體」，從而在創作上將六朝詩，包括陶詩，摒棄於正體與正宗的範圍之外。後七子在對待陶詩的問題上有所改變，如王世貞雖也較為贊同何景明「詩弱於陶」的論點，但又高度評價「陶潛之詩，何其衝然淡宕也」（《彭戶部說劍余草序》），提出在詩法上應該「捃拾宜博」（《藝苑卮言》卷一），即把陶詩納入其取法的對象，這也是針對前七子取法過於嚴苛而作出的反思與調整。 唐宋派是一個散文流派，但他們對陶詩有很高的評價，一反前七子「詩弱於陶」的論調，極力推舉陶詩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唐順之說陶淵明「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與茅鹿門主事書》）。但唐宋派有崇道的傾向，他們推崇的是陶詩「平淡沖和」，以及其固窮、安貧樂道的處世思想。明代初期在陶詩文獻整理上沒有取得突出的成就。明代中期以來，不但陶集刻本增多，而且出現了明代第一個陶詩注本，就是何孟春的陶集注本。何孟春研習陶詩較為深入，所作注文遠較李公煥本為詳，對於個別問題的註解已經具有集注的性質，代表了當時陶詩學研究的成就，對後來的陶詩學的發展有重要作用。

明代後期在陶詩接受史上有著重要意義的，以前後七子為代表的復古派，秉持「取法乎上」的方法論原則，提出古詩宗漢魏、近體法盛唐的擬古主張，陶詩的詩學史地位受到挑戰，後七子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修正，但還是相對忽視陶詩的價值與地位。 公安派作家大多對陶淵明及其詩歌大力表彰，對陶詩的典範意義與審美價值進行了再次體認。公安派秉持「代有文學」的發展觀念，反對以時代先後作為判別文學優劣的標準，鮮明地指出各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獨特創造與價值，將陶淵明的文學地位突出於六朝之上，這與前後七子對陶詩的貶抑形成鮮明的對比。陶詩成為公安派所推尊的理想典範，著意標舉，實際上也是在回答擬古風氣籠罩之下文學如何繼續發展的問題，即應當在更為廣闊的範圍內向古代典範學習。 可以說，陶淵明在晚明文學中受到關注與產生較大的影響，跟公安派的推尊是分不開的。

清代

陶詩考、注、評的高峰

清初詩人論陶，多從儒家的角度立論，將陶淵明比作聖賢之徒。而王士禛倡神韻之說，提出五言詩當以陶詩為正宗，又將陶詩推向詩學的高峰。此期陶詩接受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產生了眾多的陶詩注本，如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詹夔錫《陶詩集注》、吳瞻泰《陶詩匯注》、方熊《陶詩誦說》、馬墣《陶詩本義》等，形成了注陶高峰。而陶詩評點也在晚明的基礎上有長足的發展，如王夫之、蔣薰、查慎行、何焯等人都曾評點過陶詩。

乾嘉時期是清代所謂的「盛世」，沈德潛作為清代中期重要的詩人，論詩強調「詩教」，提倡「溫柔敦厚」，這是與清廷提倡程、朱理學正相適應的。沈德潛論陶以「陶公專用《論語》」「可推聖門弟子」（《古詩源》卷九） 為立足點。此期對陶淵明人格品行的解讀也以宣揚其忠為主，如宋蓮的《陶詩鏡》也將陶淵明與屈原相提並論。 清中葉，尤其是乾嘉考據學興起後，大量文人加入到考據、著述的行列中，陶詩的研究也自然被納入他們考證的範圍，此期考證的主要問題有兩個，一是陶淵明世系的問題，一是陶淵明恥事二姓的問題。關於陶淵明世系問題，發端於閻若璩之子閻詠，他辯稱陶侃非陶淵明曾祖，陶淵明祖出陶舍，祖是陶茂非陶岱。同意此說的有杭世駿、洪亮吉、方東樹；反對此說的則有孫志祖、盧文昭、錢大昕、吳騫，他們都曾著文加以駁斥。至於陶淵明詩文書甲子的問題，此期學人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更加理性，他們大多能從文本的事實進行考證，認為陶集未嘗晉所作題年號而宋所作題甲子，如梁玉繩、杭世駿、梁章鉅、方東樹等。此外，還出現了不少陶詩評註本，如溫汝能、孫人龍、周利親、王大樞、戴二雅等人都曾注陶詩或評陶。可見，此期陶詩文獻的問題引起學界的極大關注，他們對陶淵明及其詩歌的相關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考證與辨析，推動了陶詩學的深入發展。

清代後期，陶詩文獻整理方面成就突出，如姜曾、戴煦、章煒、陶澍、曹耀湘都曾注陶集，且此期出現了總結性的成果，這以陶澍的陶詩集注為代表。此期也出現了兩部從儒家思想的立場研究陶詩的專著，這就是方宗誠的《陶詩真詮》和鍾秀的《陶靖節紀事詩品》。除了綜論陶詩的專著，也出現了專門評註陶詩單篇作品的論著，主要有張諧之《陶淵明述酒詩解》、鍾德祥《〈述酒〉解》。 隨著學術的發展，關於陶詩的一些重要問題已經到了可以進行學術總結的階段，這也是陶詩學發展的必然結果。此期也出現了不少陶詩評點本，如潘德輿、曾國藩、鄭文焯、王闓運等都進行過陶詩評點，而潘德輿是此期陶詩評點的代表人物，他從陶詩評論入手建構自己的詩學觀念，潘氏的陶詩評點體現出重視詩歌形式批評的特徵，他擺脫了乾嘉學者對於陶詩本事進行考辨的方法，在陶詩評點中十分重視對陶詩字句藝術的鑑賞與篇章布局甚至讀法的評論，換言之，他更多關注的是陶淵明詩歌的文學性特徵。

晚清詩人在詩學宗法上推尊陶詩的文人以曾國藩、鄧輔綸為代表，尤其是鄧輔綸的學陶詩有較大的成就。而曾國藩位高權重，其詩學由蘇、黃上溯而至於陶淵明，其對陶詩閒適平淡風格嚮往的背後寄寓了其修身齊家的人生哲學。作為漢魏六朝派代表的王闓運，雖然作詩尊六朝，但他重文采，不滿於陶詩的質直與枯淡。陶集的刊刻方面，不僅刻本增多，而且出現了藍印本、三色甚至四色套印本，在陶集刊刻史上也有重要的意義。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64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宋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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