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人類理性發展史：以歷史唯物主義為視域 | 社會科學報
對談
作為當代社會批判理論的集大成者，哈貝馬斯晚期以「自我理解」概念來闡述人類歷史規範結構演變的論點，近年來逐漸受到國內學界關注。為了更好立足歷史唯物主義語境，在與同時代思想家的理論資源進行借鑑比較的基礎之上探析哈貝馬斯晚期哲學的發展脈絡，近日，德國伍伯塔爾大學斯邁爾·拉佩奇教授應邀在南京師範大學作了一場題為「論哈貝馬斯在《這亦是一部哲學史》中將哲學視為『自我理解』的觀點——基於歷史唯物主義和阿佩爾話語理論」的講座。講座結束後，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數字與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吳靜，以及哲學系講師於沫圍繞講座主題，就阿佩爾話語理論的成立基礎、規範邏輯的有效性前提等問題，與拉佩奇教授展開了學術對話。
原文 ：《重思人類理性發展史：以歷史唯物主義為視域》
作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 傅浩
圖片 |網絡
賦予先驗語用學歷史性維度
吳靜：我想要和拉佩奇教授商榷的是，阿佩爾被稱為「先驗語用學」（transcendental pragmatism）的話語理論在何種意義上是一種「先驗」性質的哲學。從理論史的發展角度來看，「先驗」一詞隱含著忽視社會具體實踐過程及其界限的思維集中化趨向。當阿佩爾試圖將語用學引入先驗哲學的觀念架構之內，他是如何處理具體抽象思維與社會實踐、先驗邏輯與經驗具體之間的關係問題的？
拉佩奇：首先，阿佩爾的先驗語用學建構有兩大理論願景。其一，使先驗哲學擺脫傳統形上學歷史目的論式預設，這就意味著要擺脫以康德-黑格爾體系為代表的意識哲學的桎梏，這種意識哲學充滿了對諸如「歷史終極目的」「物自體」等教條主義式普遍範疇的預設。基於此，阿佩爾將可被分析的對話引入了對觀念論的重構，以此實現一種形上學的轉向。其二，為語用學賦予堅實的形上學基礎。在阿佩爾看來，話語交流之中隱含著一種「哲學反思毋庸置疑的前提」，它兼具認識論與倫理實踐層面的雙重證明功能。也就是說，對話的發生以對話者對基本話語規範的肯認為前提，這樣一些作為前提性的對話規範不僅是人的共識性認識得以產生的前提，而且是社會倫理的生髮基礎。這樣，阿佩爾就在先驗哲學與語用學之間建立起了一條堅實的連接，他本人將這種連接稱為「形上學的第三範式」。
其次，阿佩爾通過對馬克思「實踐」概念和黑格爾「絕對自我反思」範疇的借鑑，發展出了先驗語用學的「自我重構原則」。一方面，這意味著將作為先驗語用學真理標準的話語-倫理規範假設為促進人類歷史進步的「准目的」（quasi-telos）；另一方面，這一準目的並非一成不變的懸設，它需要在現實社會實踐中，對話語的規範性和倫理的標準展開批判性審視，並以此為基準評估人類歷史的發展狀況。在此意義上，自我重構原則所描述的是一種以實踐為導向的人類歷史的發展潛力。正是通過對社會實踐的強調，阿佩爾賦予了先驗語用學歷史性維度。
阿佩爾話語理論與哈貝馬斯「自我理解」
吳靜：拉佩奇教授，您怎麼看待阿佩爾對哈貝馬斯哲學的借用，以及先驗語用學對晚期哈貝馬斯「自我理解」概念的啟示作用？據我所知，哈貝馬斯哲學中一大懸而未決的問題是「規範邏輯的普遍有效性」。如果將這種有效性訴諸規範邏輯內部，那麼很難不成為另一種歷史目的論的翻版。但若將這種有效性訴諸經驗性外部，又似乎意味著向強調偶然性的後現代主義回歸。這兩種立場應該都是堅持理性主義的哈貝馬斯所絕不能接受的。阿佩爾是怎麼解決這一哈貝馬斯哲學中所固存的問題的？他的這種解決路徑又對晚期哈貝馬斯有關人類理性史的論述起到了什麼樣的影響？
拉佩奇：事實上，您所指出的規範邏輯的普遍有效性問題，正是哈貝馬斯在文本《在事實與規範之間》中所提出且未明確解決的重要難題。阿佩爾認同哈貝馬斯為規範性定理的發展邏輯所賦予的理論核心地位，但他通過對黑格爾哲學中絕對精神自我反思概念的重釋，以「批判-重構」式的自我反思原則，為規範性邏輯的發展注入了基於對話交往的社會實踐前提。在近作《這亦是一部哲學史》中，哈貝馬斯藉助「內在性的詮釋者視角」和「系統功能性的參與者視角」所論述的人類基於「自我理解」概念所產生的理性史，與阿佩爾的絕對自我反思概念具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在這部著作中，哈貝馬斯通過對雙重視角的運用，勾勒出一條「儀式—神話—國家律法—理性普遍準則」的人類自我理解史發展脈絡。其中，神話世界觀是人類有意識地訴諸規範普遍有效性的開端，它在自我設定認知的同時又預設著現存的認知結構，其自我演變發展構成了「軸心時代」至啟蒙運動以降的整部人類理性發展史。這種「預設即設定」的理性發展史重構無疑契合了阿佩爾語境中的絕對反思概念。
同時，阿佩爾的話語理論可以對哈貝馬斯的「自我理解」觀點起到「糾偏」作用：基於話語論辯基礎上的對話倫理學，一方面預設了歷史發展的規範性「准目的」，另一方面在話語-倫理實踐中將這些准目的不斷加以推進和實現。可以說，阿佩爾的「准目的說」避免了晚期哈貝馬斯所作出的，將規範性發展邏輯簡化為經驗描述性內容的理論讓步。
重建人類歷史發展的規範性邏輯
於沫：拉佩奇教授，您認為阿佩爾和哈貝馬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構，均可以落腳於「自我理解」問題之上。對於這一問題，馬克思是否有明確的闡述？哈貝馬斯又是怎樣在自我理解的概念語境中，實現歷史唯物主義的重構這一理論宏願的？
拉佩奇：首先，自我理解問題在馬克思語境中有著明確的發展脈絡。早期馬克思將自我理解視為批判哲學指涉社會現實的必然目標。之後，馬克思、恩格斯在建構歷史唯物主義的過程中，又賦予其明確的實踐和社會歷史維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實踐語境中實現自我理解與自然歷史的貫通。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類通過實踐活動賦予了自然確定性，這種確定性只能通過勞動加以把握。通過對勞動及其產生基礎的人類思維的分析，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自我理解在唯物史觀中建構的重要作用：人類只有當理解歷史建構的原則之後，才能有意識地創造歷史。
其次，阿佩爾通過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繼承，將先驗語用學的自我重構原則與自然歷史相連接。他認為，人類文化發展是自然歷史發展的更高階段，以此將先驗語用學原則轉變為歷史發展的准目的。這樣，人類規範邏輯的發展才能在解決其普遍有效性前提之後，與馬克思視域中的「自我理解」概念相貫通。
最後，哈貝馬斯同樣繼承了馬克思將自我理解視為自然-社會歷史發展更高階段的觀點。在《這亦是一部哲學史》中，他將人類自我理解的歷史進程納入社會批判理論的一般性分析框架之中，通過對自我理解的系統-功能性視角的考察，重新賦予了交往理性最初的形式內涵。這裡，哈貝馬斯對人類理性史的重構，已超出他所指認的過於強調勞動範疇的傳統歷史唯物主義的局限，與阿佩爾「回返自身」的自我反思概念有著契合之處。
不過，「規範邏輯的發展有效性」這一重構歷史唯物主義的前提，在阿佩爾那裡有著更為詳盡的論證。阿佩爾借用對話倫理學「預設即設定」的方式重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規範性邏輯：它一方面給予了道德立場充分的合理化論證，另一方面將自我發展的對話倫理設定為歷史發展的合理化目的。由此，阿佩爾的話語理論能夠在擺脫了歷史目的論的前提下實現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耦合。
於沫：哈貝馬斯所進行的人類理性史重建工作，能否解決自黑格爾哲學中就已初現端倪的「現代性」問題，似乎值得商榷。正如哈貝馬斯在《現代性的哲學話語》中所言，現代性的核心問題就是實存與本質如何統一的問題。儘管哈貝馬斯肯定了青年黑格爾派從實存出發的致思路徑，但青年黑格爾派實際上是通過意識的前設架構來討論實存問題的，其中隱含著忽略現實經驗世界的理論傾向。因此，哈貝馬斯能否超越青年黑格爾派的不足，在現實世界中重構實存與本質的統一？
拉佩奇：在《這亦是一部哲學史》中，哈貝馬斯詳細考察了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發展譜系。他指出，青年黑格爾派主要的哲學主題是確立自然-社會歷史和理性主體的自由活動之間的可能連接。這一主題在黑格爾哲學中以邏輯反思的方式呈現，但只有到了馬克思那裡，它才被賦予了實踐向度。正是在社會實踐的意義上，自然-社會存在和人類歷史發展的目的實現了真正連接。需要注意的是，哈貝馬斯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實際上遵循了青年黑格爾派的思考路徑，而這一路徑也曾被青年馬克思乃至海德格爾所沿用。從根源上說，對實存和本質統一問題的考察與規範性定理的有效性前提密切相關，而哈貝馬斯本人對此迄今尚無令人滿意的論證。不過，這一問題仍具有廣闊的討論前景，因為哈貝馬斯仍在不斷地進行理論自我更新和發展。
（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王元釗/整理）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1874期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王立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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