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援助的歷史與使命 | 社會科學報

歐洲國家從戰後創傷中恢復後，其對國際市場與外經貿發展的內在需求和加入全球援助競爭格局的外在壓力同時出現，這些歐洲國家乃至亞太區域的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先後進入世界援助競爭格局。這一格局有兩方面競爭目標：其一是在冷戰氛圍中，歐洲和日本等國的對外援助往往作為補充美國援助影響力的角色出現。其二是在特定援助國與其他援助國之間的援助競爭中獲得優勢，或至少不落入劣勢，以便從特定受援國的經貿關係中獲益。但歐洲國家的對外援助還具有特殊性，其更多援助前殖民地或具有長期歷史聯繫的國家。在1950—1960年代的民族解放大潮中，非洲、拉美和亞洲大量的前歐洲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前宗主國喪失了直接剝奪殖民地利益的工具，而對外援助則依託長期殖民建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繫，維持或促進前宗主國的經貿關係優勢和隱藏的、剩餘的剝奪能力。當然，這一時期的西方國家對外援助也產生了效果不一的對受援國發展的可能促進效應，這是我們觀察援助功能和效果的兩個重要側面。

到1980年代末，隨著蘇東劇變和蘇聯援助競爭威脅的消失，激勵美國及其他傳統援助國援助供給的動機大大削弱，國際社會迎來了對外援助金額大幅下滑、發展援助極不受重視的十年，但發展中國家對援助的需求極為強烈。1970年的聯合國大會曾正式確定已開發國家應將其援助提升至占國民收入0.7%並在1970年代中期兌現的要求，但絕大多數已開發國家都未能兌現「0.7%規則」的承諾。全球發展援助的匱乏和1980年代末援助競爭格局的突變賦予了傳統援助國更大的話語權和壟斷力。西方國家以援助為誘餌和工具，強加政治條件到援助中，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自主權，也削弱了對外援助的發展效應，成為全球對外援助事業的最突出問題。

中國對外援助的歷史貢獻

中國的對外援助起步於1950年代對越南、朝鮮等國獨立初期反殖民、反侵略鬥爭的援助，發展於1960—1970年代對廣大亞非拉國家民族解放和獨立初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持。早期的中國對外援助一方面用以反制乃至破除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臨近戰略壓迫，保障國民經濟恢復和經濟發展計劃的順利實施；另一方面側重以對外援助支持受壓迫和殖民的亞非拉國家，以其政治獨立和經濟社會發展及對新中國的政治承認和相互支持，實現對西方國家政治控制的鬆動和破除，為新中國獲得應有國際政治地位並支持經貿活動開展提供助力。

中國對外援助的歷史貢獻是，它支持並最終打破了西方國家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對中國的封鎖和遏制，推動大量新獨立的亞非拉國家消除對中國的疑懼，開拓同中國的政治和經貿關係，並最終支持中國重返聯合國、恢復聯合國尤其是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為冷戰背景下的美蘇援助競爭格局和底色的變化提供了強大的結構性推動力量。

更重要的是，作為新援助者的中國出現在國際社會，既不像美蘇那樣將援助作為實現自身霸權和影響力的博弈工具，也不像其他傳統援助國那樣借援助之名來維護舊有的殖民或剝奪式利益關係，而是在平等基礎上，以無附加政治條件的對外援助帶來了新的援助理念，切實提升了國際援助市場上的競爭性。在周恩來總理1963—1964年訪問亞非歐14國途中闡發的中國「對外援助的八項基本原則」中，「平等互利」「絕不附帶任何條件、絕不要求任何特權」的鄭重承諾提供了新的對外援助理念，並持續貫徹轉化為新的援助實踐。同時，中國對外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國對中國的依賴，而是幫助受援國走上自力更生、獨立發展的道路」，大大增強了廣大受援國尋求外部援助時的可競爭性。周總理在聽取關於援建坦贊鐵路彙報時也指出，「如果讓那些西方國家知道我國幫忙援建坦贊鐵路，相信他們不會袖手旁觀。如果他們其中有人加入進來……對於坦尚尼亞和尚比亞也是一種幫助」。

改革開放後，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國力的增強，中國的對外援助規模也趨於快速增長，與1990年代西方國家大幅收縮援助規模形成鮮明對比。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面臨的國際援助競爭格局發生了較為複雜的動態演化。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的對外經貿活動與國民經濟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貿易增長和國力增長給予了支撐中國對外援助增長的新能力和內生需求，以援助促進與受援國間的經貿活動開展具有更強的現實可能性和戰略重要性。然而，「9·11」事件、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等又激發了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國家的對外援助增長，以及通過援助提升影響力的實踐；2010年後，以針對性的援助給予來抑制或對沖中國「影響力」成為以美國為代表的少數西方國家對外政策的主要導向。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除對外援助規模繼續保持較快速增長外，黨的十八大首提「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提出「貫徹正確義利觀」，要求對外援助應更注重公平正義，弘義融利的正確義利觀，應將受援國發展放在第一位、自身獲利為第二位，這與已開發國家片面維護自身利益的援助理念明顯不同。與此同時，中國還設立多項對外援助基金並推動亞投行等國際機構多方參與，共同致力於發展援助事業。包括中國、印度和巴西在內的新興援助國合力推動了全球援助和援助競爭市場的結構性巨變，倒逼西方國家及受其影響的國際機構減少援助附加條件和貸款限制，產生了明顯有利於發展中國家（受援國）的發展援助新格局。

中國對外援助的未來使命

長期以來，國內外存在著對中國援助的種種猜疑和誤解。公眾較多的質疑在於，相當規模的對外援助投向發展中受援國，會對中國產生何等益處和影響。

拋開前已討論的國際援助競爭格局不論，單就經貿關係而言，國際學術界的大量研究發現對外援助能有效促進援助國-受援國之間的貿易。其作用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其一，援助有助於改善援助國與受援國間的政治關係，產生偏向於援助國的「開門」效應，良好的政治關係有助解決貿易爭端、削減貿易壁壘並增加貿易准入。其二，援助有助形成改變受援國國民消費偏好，對援助國商品的偏好會形成「親善」效應，促進雙邊貿易增長。其三，援助對應的收入轉移會產生「收入」效應，會增加受援國居民消費並促進偏向援助國的進口增長。將以上三點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對外援助對中國對外經貿發展的正面影響不言而喻。

因此，中國社會應充分評估中國援助的價值並給出足夠的支持。除上述的貿易效應外，對外援助還會推動受援國發展和供給能力建設，這有利於受援國；促進受援國居民收入和消費增長以及進出口規模增加後，中長期也有利於不同的援助國。我們在研究中發現，儘管主要援助國間存在援助競爭，但特定援助國的援助會產生有利於己的貿易轉移效應和有利的貿易創造效應，對競爭者的凈效應不是負面的。這就提示我們，儘管傳統援助國的援助有很強的援助競爭目標和自利動機及行為，但中國援助仍能在客觀上推動競爭、形成發展效應的「合力」，產生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援助效果。

同時，對外援助也有益於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對外援助事業中，大國負有特殊責任也享有特殊收益。只有擁有龐大經濟規模、強大生產能力和開放經濟的國家才能通過援助與貿易、投資的互動滿足受援國對多樣化產品的進口需求，才能提供足夠的資本、適用技術和大市場支撐對外援助的發展效應，援助國與受援國間存在的比較優勢差異才能更充分地發揮並造福於兩國人民。回顧援助史可知，二戰後的美國曾利用對外援助實現了自身的進一步發展，以大國的角色和承擔塑造了以往的援助競爭格局。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需要以要素和市場良性互補實現共同發展，並塑造、開拓出發展中國式現代化的有利國際環境和援助格局。擁有超大規模市場、技術創新日新月異的中國沒有理由不主動將援助競爭格局導向發展底色，沒有理由不引導多方合力參與發展援助事業，沒有理由不倡行「濟危扶困」和能力建設以推動發展中國家群體崛起，一切對中國援助的質疑都將在共同發展的鮮活現實中黯然失色。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23AZD008）和上海市社科基金項目（2022BJL003）的階段性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75期第2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宋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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