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 | 短視頻擺拍，能還是不能？

擺拍與造假掛鉤並引起普遍關注源於新聞攝影。人們普遍認為擺拍有違新聞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原則，對之多有批判和反思。美國學者Kiku Adatto把政治領域中影像的擺拍以及對擺拍的揭露看作不同社會力量對圖像控制權的爭奪和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博弈，其本質也和虛假性有關。藝術領域對擺拍卻抱持相對寬容的態度。短視頻擺拍內容涉及生活體驗、遊戲娛樂、創意表達、營銷謀利和時政新聞等諸多類型。儘管我們承認擺拍應有邊界，但就像歐盟《數字服務法》所強調的那樣，對網絡信息內容的限制必須「謹慎、客觀和適度」，並「適當考慮所有各方的權利和合法利益，如言論自由、媒體自由和多元化等」，將短視頻擺拍一律視為造假或因其虛構性就加以限制或禁止，顯然不合理。網絡信息內容相關法律法規和行業規定中關於「不得製作、傳播虛假信息」或「不得造謠」的規定往往附隨「擾亂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等結果。也就是說，虛假信息的違法性通常在於其引起了某種法律不允許的後果。因此，對短視頻擺拍不但應分類治理，對於其中涉及造假的部分，還需要審視其是否造成了法律不欲的後果，再來決定是否以及如何進行法律規制。

不同於那些明確具備違法要素或一眼假的擺拍，生活中引起爭議的短視頻擺拍表面上看往往是合規的，具有很強的偽裝性和迷惑性，或針對當下人們普遍關心的熱點、焦點或痛點問題，或利用人性情感的共性和弱點，很容易引發人們的關注、共鳴、轉發和傳播。這對網絡信息內容的違法性審核與判定機制提出了極大挑戰。對於明顯違法的內容，事前審核就可以發現並確定其違法性。但對於一些違法性不明顯的短視頻擺拍，如果不經過獨立評估或深入調查就無法確定其違法，那麼事前和事中的違法性發現與判定就比較困難，直到短視頻擺拍引發某種社會後果的產生（如社會情緒反彈、社會輿論負面評價等），違法性的發現和判定不可避免地具有滯後性。

同時，對於短視頻擺拍的違法性認定還面臨如何確認法律規制依據的問題。目前，相關法律法規大多採用列舉法來明確法律禁止的違法性信息內容。但直接針對短視頻擺拍的法律條文並不多。一些非虛假類型，又讓社會公眾感到極度不適的短視頻擺拍（如在犧牲的消防隊員家門口擺拍）是否違法、如何違法，基本找不到對應的法律條文。僅有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制定《網絡視聽節目內容審核通則》第四章「節目內容審核標準」第九條第二項規定了「在涉及真實人物生活講述與調解等節目中，堅持真實原則，不得為了追求轟動效應人為設置虛假、離奇故事情節，擺拍經過事先設計的對話，製造假故事、假新聞，愚弄受眾」。但能否根據這一規定就認定上述短視頻擺拍不法呢？我們並不能得出肯定的結論。因為，根據該通則罰則部分的表述，這一規定僅是協會內部的懲罰依據，至於涉事的擺拍短視頻是否違法違規，需要「報告主管部門依法依規予以查處」，認定行為不法與否、如何不法的認定標準依然需要回到上面提到的那些法律法規。有人可能主張可以適用相關法律法規的兜底條款，但兜底條款用語大都模糊籠統，如何確保兜底條款的解釋具有同一性？依據這些模糊的兜底條款進行審核的人員如何把握審核標準的統一性，從而避免審核結果的人為差異？

這就要求我們在規範上述類型短視頻擺拍失范治理問題時採用一種更加謹慎和理性的態度。這既需要政府在規範網絡信息內容安全與秩序的同時兼顧媒體多元化及表達自由，又需要信息受眾的合力參與。這種合力不僅體現在受眾有權依據法律法規進行投訴和舉報，政府與受眾更應進行在「網際網路+自媒體+後真相」時代如何識別網絡虛假不良信息的教育和自我教育。在試圖通過法律劃定短視頻擺拍是與非邊界之餘，面對長期、複雜的信息安全保護問題，政府和受眾在信息內容方面的教育和自我教育也許具有補充性且更持久的作用。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71期第4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宋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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